就在诸多怀疑论者怀揣着不同的目的，将孙武、孙膑及其著作之事搅得一塌糊涂、乱上加乱之时，也有一些学者本着文化良知和严谨的学术探索的态度，认为《史记》中有关孙子、孙膑及其著作的记载是确切可靠的。

与反动学术权威相对的是，在这一问题的论争中，也产生了一批革命的学术权威，这批学者主要以明代的宋濂、胡应麟，清代的纪昀、孙星衍，及近人余嘉锡等为代表。如宋濂在其所著《诸子辨·孙子》中说：“武，齐人，吴阖闾用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叶适以不见载于《左传》，疑其书乃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之所为，予独不敢谓然。春秋时，列国之事赴告者则书于策，不然则否。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大国若秦、楚，小国若越、燕，其行事不见于经传者有矣，何独武哉！”

另一位大学者胡应麟也于《四部正讹》中发表了类似的观点，同时还指出：“秦汉间兵家称述名流，大多游侠之笔耳。《孙》《吴》《无忌》外，《苌弘》《范蠡》……率依托也。”清代的孙星衍对反动学术权威的歪理邪说更是深恶痛绝，他站在革命的立场上，用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定《孙子兵法》为孙武所著。并在《孙子略解序》一文中说：“诸子之文皆由没世之后，门人小子撰述成书，惟此是其手定，且在《列》《庄》《孟》《荀》之前，真古书也。”

树人发表的文章影印件

当代学者余空我，针对同代人树人发表在《文汇报》上那篇认为《孙子兵法》是孙膑所作的文章，给予了质疑与严厉痛斥，余空我——也就是“你（树人）坑我”——驳斥道：

树人同志做出“《孙子》不是春秋时代孙武所作”和“是战国时代的孙膑所作”的结论时，他的主要指证是指《孙子》上的“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和“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他认为“如果像《史记》所说，《孙子》十三篇是在吴伐楚之前所作的，那么当时越国尚小，吴越尚未交恶相争”。这一说法是不符合史实的。就拿《史记》来说吧，《吴太伯世家》：吴王阖闾“四年伐楚；取六与灊。五年伐越，败之”。这时的吴越交兵尚在吴兵入郢以前四年。至阖闾十年“越闻吴王之在郢，国空，乃伐吴，吴使别兵击越”。吴越和吴楚交兵几乎是同时交叉进行的。又按《越王勾践世家》上说：“允常之时，与吴王阖闾战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践立。”更足以说明“吴越交恶”绝不会在伐楚以后了。至于说“越人之兵虽多”，要知道这个“虽多”，并不等于说“越国当时是个兵多的国家”，而只是说即使越人动员了很多的兵力的意思，那是更容易理解的了。

其次，树人提到《兵势篇》上的“五声、五色、五味”的问题，认为“这样一套完整的概念只是在战国时代五行学说大盛以后才有的”。其实“五行”之说早见于《尚书·洪范》，如：“汩陈其五行。……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等等。“五声”见于《周礼·春官大师》，“五色”见于《尚书·益稷》，“五味”见于《周礼·天官疾医》，这些都是前《孙子》几百年就出现了的词语，何以要等到“战国时代才能有”？这是令人很难索解的。至于说怎样才算是“一套完整的概念”，因树人同志没有就这一点做详细的说明，这里只好存而不论。

此外，树人提到的如“谒者、门者、舍人”名称的问题，说它“也不是春秋时代所能有的”。我的看法却是：虽然这些名称可能是职官的名称，也可能只是“左右”的通称。但原文把它搁在“守将左右”的后面，则认为通称也未尝不可。总之，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某一名称是否春秋时代所能有以及某些“思想”和“经验”是否在春秋时代的可能出现，而在于这些疑问的提出，都无法否定《孙子》十三篇中有孙武杰出的军事思想的存在。所以我们认为郭化若在《十一家注孙子》的《代序》中所提出的看法是值得重视的。

郭在《代序》中所说的话，不仅把历来对篇数的争执系统地做了解释。而就树人所鼓吹的“引起历代学者怀疑的第一点”即所谓“现今流传的《孙子》十三篇就完全可能不是司马迁所说的孙子”的问题也是个很好的解答。

此外，郭在《代序》中谈到《孙子》的军事思想时，很多地方把“春秋战国”联在一起，称为“春秋期”，这也是有意思的。因为许多疑问的提出，都是由于把“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的界限划得太“隔绝”了。实际上，我们所谓“春秋”，是指的孔子作《春秋》所记述的那段时期。起自鲁隐公元年，讫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722—前481年）。所谓“战国”是指的刘向所编的《战国策》的起讫年代。始自《赵策》终于《秦策》，即自周贞定王十六年，止于秦始皇二十年（公元前453—前227年）。两个“时期”事实上是互相连接的，如果严格划分起来，介乎其间的也只有自公元前481至前453年的二十八年那一段短短的距离。从人物、思想的发展方面来看，要说明这短短的二十八年里（春秋末至战国初）就有什么截然的不同，那就很难使人信服的了。而历来的学者往往在有意无意把它划成似乎不可混淆的两个时代，似乎战国初可能有的思想，如果被划在春秋末的话，就不可能有了，这是不够科学的。《代序》在谈《孙子》时，把“春秋战国”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我认为是有意义的，其原因正在于此……

从余空我对树人的反驳，上溯宋谦、胡应麟、孙星衍等各家观点，可以看出各说的扎实证据并不是很足，有些地方也的确难以令人完全信服。比如既然孙武著有世界一流的兵书战策，又有司马迁所说的“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的赫赫军威战功，应该算是名冠一时，至少是几个国家都在瞩目的英雄豪杰了。如此一个国际级大腕儿明星，居然不见于著名的《左传》《国语》等书，的确让人在心中总犯嘀咕。事实上，也正是争论双方所持论据的模糊和缺陷，才形成了自宋代以至现代的一千余年间，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精英们对孙子其人其书的问题聚讼纷纭，争吵不断，直至把问题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越来越扑朔迷离，甚至引导后生学者误入歧途，陷于一片混沌的泥沼之中不能自拔。

余空我发表的文章影印件

当然，在古典名著中，被怀疑的不仅是《孙子兵法》，其他如著名的《六韬》《尉缭子》《晏子春秋》等书，流传的版本历来也多被疑为后人“伪托”，并“真伪相杂”，为此也同《孙子兵法》一样争论了千余年。想不到1972年银雀山汉墓竹简的横空出世，在让世人亲眼领略了这批文化瑰宝的同时，也确证了所出的这批书籍至少在西汉初年已广为流传的事实。特别是《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如同一道闪电划过迷茫的夜空，使聚讼千年的学术悬案顿然冰释。这批竹简如一面迎风飘扬的旗帜，以鲜活亮丽和无可辩驳的存在，吸引人类惊喜目光的同时，也以自身具有的深刻内涵向世界昭示了如下答案：

第一，汉简的出土证实了《史记》有关孙子和《孙子兵法》记载的真实性。与《孙子兵法》十三篇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些与十三篇关系十分密切的至为重要的《孙子兵法》佚文残简，其中《吴问》一篇记述的是孙子与吴王的问答，其主要内容是：吴王问孙子曰：“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孰先亡，孰固成？”孙子曰：“范、中行氏先亡。”“孰为之次？”“智是为次。”“孰为之次？”“韩、魏为次。赵毋失其故法，晋国归焉。”

简文中所说的“六将军”，即晋国六卿范氏、中行氏、智氏和韩、魏、赵三家。春秋时期，卿与将军不分，平时为卿，战时统率一军，则以“将军”相称。

据《史记·晋世家》载，晋定公二十二年（公元前490年），赵、韩、魏和智氏联合赶走范、中行氏。晋出公十七年（公元前457年），四家世卿瓜分范、中行氏的土地。晋哀公四年（公元前453年），赵、韩、魏共灭智氏，尽并其地。

从以上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孙子兵法·吴问》产生的时间应在范、中行、智氏灭亡之后，否则，作者绝不会那么准确预料到三卿的灭亡次序。对于赵、韩、魏三家的发展，作者认为韩、魏继亡于智氏之后，晋国全部归属赵氏。然而这次他的估计却全然错了，说明作者既没有看到晋静公二年（公元前376年）三家最后瓜分晋公室，也没有看到晋烈公十七年（公元前403年）三家正式建立封建诸侯国的重大历史事实。由此可知，《吴问》是在智氏亡到赵、韩、魏三家自立为候的五十年内撰写的。而孙武主要活动在吴王阖闾执政（公元前514—前496年）时期，与《吴问》撰写时间相去不远。因而，这篇文字的作者不论是谁，把孙武的言行记录下来，都有时间上的便利条件。因此，把《吴问》视为记载孙武言行的可靠材料是没有问题的。

此外，竹简本中另一篇《见吴王》则记述了孙子吴宫教战等传记材料，不但与《史记》《吴越春秋》等记载相吻合，而且有些情节较《史记》更为详尽，据汉简整理小组专家吴九龙等推断，出土的篇章很可能就是当年太史公所依据的古本史料。由此可见，《史记》关于孙子的记载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当时的流行之说，至少在当时人们并不怀疑孙子是春秋末期的吴国将领，同时也是《孙子兵法》一书的作者。

第二，汉简本《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以无可辩驳的铁证破除了孙子、孙膑同为一人的谬说，粉碎了孙子就是伍子胥等神经病式的妄言。在出土的编号为第0233号的竹简中，有“吴王问孙子曰”等字样，在第0108号竹简中，有“齐威王问兵孙子曰”等文字，这些鲜活可见的文字不但充分证明有两个孙子，且同时昭示一个服务于吴国，一个服务于齐国，这两个服务于不同国度的孙子，就是太史公在《史记》中所记载的孙武和孙膑。此二人处于不同的时代，也各有兵法传世。因此，那些鼓吹孙武、孙膑同为一人的谬论和歪理邪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第三，汉简的出土证明，《孙子兵法》确系十三篇。明显的证据是，在一同出土的《见吴王》篇中，其中两次提到孙子书为“十三扁（篇）”。另外，在十三篇简文出土的同时，还发现了一块记录有竹书篇题的木牍。尽管这块木牍已破碎成六块小片，但从其行款及残存的内容来看，简本《孙子兵法》确为十三篇，且其篇名与传世本基本相同，只是在个别的篇名与篇题上与传本有些出入。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证据是，就在银雀山汉墓竹简发现六年之后的1978年夏季，考古人员在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五号汉墓的发掘中，发现了一批木简。与木简同时出土的还有三面铜镜和一些五铢钱，一枚私印，印文为“马良”。经观察分析，三面铜镜花纹皆为四乳四螭纹，铜钱与洛阳烧沟I、II型相同，由此推断该墓时代当为西汉晚期。结合随葬品的组合和木简情况推断，考古人员认为墓主人马良当为一个军事将领，因史书无传，其身世无从查考，但在出土的木简中，其中有一部分是与《孙子兵法》有关的兵书。例如，有简文曾明确提到：“孙子曰：夫十三篇……”（061号）这个记载比银雀山竹简还要明确，从而进一步说明《史记》所记述的孙武有《兵法十三篇》是完全有根据的。另外，在残简当中，还有一支上书“囗可与赴汤火白刃也”（001号）等字样的文字，这与《史记》记述孙武见吴王阖庐时所说一段话的末句“虽赴水火犹可也”相似。因这一句话不见于银雀山竹简，从而又可以作为银雀山竹简的补充。

与此同时，青海大通孙家寨汉墓残简还提供了一些《孙子兵法》的重要佚文，例如：

“《军斗令》，孙子曰：能当三囗”（047号）

“《合战令》，孙子曰：战贵齐成，以囗囗”（355号）

“《囗令》，孙子曰：军行患车错之，相（？）囗囗”（157号、106号）

“子曰：军患阵不坚，阵不坚则前破，而”（381号）

“□者制为《军斗》”（346号）

“囗制为坚阵”（078号）

“行杀之，擅退者后行杀之”（063号）

据参加整理这批残简的考古人员说，类似以上的简文，在出土的竹简中还有许多。此简文是不是《汉书·艺文志》所提到的《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尚无确切根据，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汉代初年，《孙子兵法》十三篇已经作为一部单独、完整的著作而流传于世了。至于班固弄出了一个《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如果不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故弄玄虚，那最大的可能就是西汉末年刘向等人在整理过程中，把与《孙子兵法》相关的材料，如上孙家寨汉墓部分残简，以及在银雀山汉墓中同《孙子兵法》十三篇一同出土的《黄帝伐赤帝》《地刑（形）二》等孙子后学的解释发挥之作也收入其中，致使篇目大大地扩充起来了。而曹操在为《孙子兵法》作注时曾明确指出，“孙子者，齐人也，名武，为吴王阖闾作《兵法》一十三篇”，可见当时的十三篇早已成为定本，而不是几十篇捆绑在一块的羊杂碎式的大杂烩。曹操之所以为《孙子兵法》作注，正如他在《孙子序》中所言，是不满于一般注释之作的“未之深究训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后来的杜牧不解其意，妄下论断，误以为曹操删削八十二篇而成十三篇，以致谬种流传，贻害了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