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姚际恒的糊涂加混账话之外，另一种说法更加大胆和狂放，称孙武与孙膑为同一个人，著名的《孙子兵法》实际上是战国时孙膑所著。如现代学者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中说，孙膑名武，其人在吴、齐两国都曾工作、学习、生活和战斗过。司马迁在作《史记》时“误分以为二人也”，说白了就是司马迁不明事理，糊涂下笔乱点了鸳鸯谱，将一个人劈成两半变成了两个大活人。与这个观点类似的除中国人外，尚有日本学者斋藤拙堂，在他所作的《孙子辨》一文中，同样因为孙武之事不见于《左传》，而怀疑《史记》中所说的孙武到底有没有其人，最后经他如写侦探小说一样的反复推理，得出了孙武与孙膑原本是一个人，其人生活、工作和战斗于战国时期，名武而绰号叫膑，相当于梁山好汉鲁智深绰号叫花和尚，孙二娘叫母夜叉一样。其理由大概是：按照司马迁的记载，孙武见吴王，当在吴伐楚之前，此时孙武就已经将自己所创作的《兵法十三篇》献给吴王看过。但这个时候偏于南方一隅的越国尚小，其兵力不可能比吴国多。而《孙子兵法·虚实篇》却说：“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哉。”很明显，此话是越国比吴国强大之后的语调，是战国时期的孙子所言。另有证据如《左传》昭公三十三年，吴伐越，为吴越相争之始。而《孙子兵法·九地篇》则说“吴人与越人相恶”，这是后来吴越相结怨之证据，因此此著当是战国之后所作。又《战国策》一书称孙膑为孙子，结合《史记》中的列传，特别是《太史公自序》中所称的“孙子膑脚，而论兵法”，可知现行流传的《孙子兵法》一书，是孙膑所著无疑，而孙武和孙膑同为一人，武其名，膑则为绰号。

日本学者武内义雄考证《孙子十三篇》文章影印件

对于斋腾拙堂的观点，另一位东洋知识分子武内义雄表示有保留性地赞同，在其所作《孙子十三篇之作者》一文中，根据《史记》中称孙武与孙膑均有兵法著述，而《汉书·艺文志》中又著录有《吴孙子》《齐孙子》两种兵法，因而断定孙武与孙膑并非一人。但他又同时宣称：“拙堂之论，应当首肯。今之孙子十三篇，想象为孙膑所著，今亦赞同。”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个观点的正确，武内义雄在列举了十几条补充性理由后，又加上了自己借题发挥的新成果，谓“余所推测，今之孙子十三篇是魏武帝钞录本，从齐孙子即孙膑书中拔萃而成者也。”

武内义雄所拥护的《孙子兵法》一书作于孙膑的观点，在中国也找到了部分知音。如现代学者金德建在《古籍丛考》中提出了跟古代的叶适和东洋的武内义雄相似的观点，他认为《左传》不载孙事，而《史记》所述又极简略，“内容上完全近于传说”，因而断定孙武其人“全为伪托”，十三篇兵法的作者“当为孙膑无疑”。

继金德建之后，当代学者树人在1962年7月25日的《文汇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公开宣称《孙子兵法》不是孙武所作，乃是孙膑所作。此君在标题为《〈孙子〉十三篇的时代和作者》的文章中，煞有介事地列举了《孙子兵法》不是孙武所作的几条理由：

金德建《孙子十三篇作于孙膑考》（载《古籍丛考》，上海中华书局1941年出版）

一、春秋时代的战事规模大都是不大的，大国用兵不过数百乘，从未有兴师十万之众的事。可是《孙子》中几次提到“带甲十万”，“十万之师举矣”（《作战篇》），“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用间篇》）。这样大规模的战争是战国时代方有的事。

二、《孙子》中屡称君侯为主，如“主不可以怒而兴师”（《火攻篇》），“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始计篇》），等等。其实主的称号在春秋时代是指大夫，直到三家分晋和田齐自立以后才有臣称君为主的称呼法。

三、如果像《史记》所说，《孙子》十三篇是在吴伐楚之前所作，那么当时越国尚小，吴越尚未交恶相争。但是《孙子》说：“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虚实篇》），这是越兵很多的口气；“吴人与越人相恶也”（《九地篇》），这是吴越相仇后的说法。

四、《孙子》说：“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兵势篇》）可是“形名”这个词起于战国中期。《始计篇》中说：“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把道放在天、地之前，这也不是春秋时期的思想。

除此之外，还可从《孙子兵法》中找出几处不符春秋时代的文字：

1.《兵势篇》说：“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把声、色、味都分为五种基本的，一切其他的声、色、味都由这五种基本的构成，这样一套完整的概念只是在战国时代五行学说大盛以后才有的。《虚实篇》更提到“五行无常胜”，这话亦见于《墨子·经说下》，那更是春秋时代所不可能有的思想。

《日本国见在书目》著录

2.《九地篇》说：“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这里指的王当然不是三代之王——文王、武王或之后周王室的王，而是指的战国时代“列国相王”的王，所以霸就放在王之前。另外，这样的兵威，这种战争形势与“外交”变化的关系，也不是春秋时代的人所能经验的。

3.《用间篇》说“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这门者、舍人、谒者三种称谓在春秋以前还没有发现过。门者这个名称始见于《史记·张耳陈馀列传》，“秦诏书购求两人，两人亦反用门者”。舍人这个名称亦见于《周礼·地官》，周礼“注”说为“主平宫中用谷者也”。但是《孙子》所说的舍人则是守将或“欲杀者”的属下。颜师古说：“舍人，亲近左右之通称，后世遂为私属官号。”这类身份的人事实上是战国以后王、公、大臣的亲信，有正式职名的门客，明确的记载有蔺相如当过赵宦者令缪贤的舍人，李斯当过吕不韦的舍人，等等。至于谒者的名称，《汉书·百官公卿表》更是明确指出这是秦官。当然，秦朝设立的官职可以在统一六国前就有了，但是要上溯到春秋时代，实在也太勉强。总的看来，一个守将、大臣，其属下有这些私属专职，而且从《孙子》的说法看来，这种情况还相当普遍，这也不是春秋时代所能有的。

那么《孙子兵法》一书出自何时，作者是谁？树人认为《孙子兵法》是战国时代的孙膑所作，并再次强调了日人武内义雄举出的几点具体理由：（一）《战国策》内所记的孙膑言论与今本《孙子兵法》中所记的相似。如“兵法百里而趋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走者军半至”，与今《孙子兵法·军争篇》“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相似。（二）《吕氏春秋·不二篇》云“孙膑贵势”，而今本《孙子兵法》有《贵势篇》，与吕览所评孙膑之说相似。武内义雄认为曹操注《孙子兵法》时，《吴孙子》已佚，曹操误把《齐孙子》作为《吴孙子》了，后世也就误传下来。

西夏与满汉合璧《孙子兵法》（书影）

按树人的说法，《孙子兵法》是孙膑所作是比较合理的，至少在这个假说下，上面所提的许多疑点，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其理由是：

在《史记》中，孙武、孙膑两个不同人物的事迹，同时记载在一篇《孙子列传》里，而且对孙膑也有冠以孙子称呼的字句。本来，两个人都姓孙，又都是军事家，后世的人光看到“孙子”两字是很容易弄错、混淆的。如《史记》记载孙武的主要故事时说，孙武向吴王阖闾呈上《兵法十三篇》后，吴王要他演习一下。他从王宫里点了一百八十名美女，组织起来操练，并且为了严肃号令而斩了吴王的两个爱姬，以后吴王信其能而拜为将。这几段记载都是有问题的，其证据表现在：一、《左传》哀公元年有段楚子西的话说道：“昔阖闾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彤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衣服财用择不取费。”这样的一个人，说他有美女一百八十名之多，而且还离开了两个爱姬就食不甘味，这是很可怀疑的。二、《越绝书》上记载有：“（吴）巫门外大冢，吴王客孙武冢也，去县十里。”孙武的称谓是吴王客，而没有什么正式的官称。因此，完全否定孙武的存在，这当然不是确当的，但是《史记》所传的主要故事和他有没有作十三篇，却都是可怀疑的。

最早的《孙子兵法》德译本

另外，从《史记》中也可以看出，即使太史公也怀疑孙武作《孙子兵法》十三篇这个说法的确凿性。司马迁在《孙子吴起列传》里说：“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可以想见，当时对于《孙子》这部名著，以及孙武和孙膑这两个杰出的军事家的传说是很多的。而《孙子》十三篇为孙武所作，也大约就是当时盛传的传说。本来，古代的名著，往往容易被附会到时代更早的名家身上去，这也是符合所谓“伪书”的规律的。孙膑，据太史公记载也有兵法传世，但是没有说明是多少篇。可能当时也有孙膑作《孙子》十三篇的少数说法。这样，司马迁虽然在《史记》中采用了孙武的传说，但他也不敢绝对肯定作《孙子》的不是孙膑。或者，太史公自己从《孙子》中看出了某些破绽，从而认为有《孙子》是孙膑所作的可能。因此，他才会在《孙子吴起列传》里也列上孙膑的事迹，而且标题只题“孙子”。否则他何不直称“孙武孙膑吴起列传”或“孙子孙膑吴起列传”呢？事实上，孙膑的故事比之孙武要翔实得多，而标题中却没有孙膑的名字，这是不合常例的。另外，还可以注意，为什么太史公没写上孙膑兵法的篇数呢？以太史公这样的地位，如果说他竟然无法知道一部流传于当时的兵法名著的篇数，这是难以令人相信的。倒不如说，事实上因为只有一部孙膑的《孙子》十三篇，根据多数的传说却又归到了孙武的名下，因而孙膑著作的具体篇数，当然就没法说清楚了……

吴起吮卒病疽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