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的《孙子兵法》之所以引起了千余年来聚讼纷纭，除了已表述的种种理由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孙膑兵法》自《汉书·艺文志》以后不再见于著录。即使《汉书·陈汤传》曾引用了兵法“客倍而主人半，然后敌”之句，但后人都不知出自何典。随着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的出土，这个问题迎刃而解，千年悬案得以更加明晰地昭示天下。《汉书·陈汤传》这句话原来是出于汉简本《孙膑兵法》的《客主人分》篇。由此可以看出，在西汉时《孙膑兵法》还相当流行，但不久就散佚不传，从而使纷争骤起，绵延一千多年而未绝。

桂陵之战图（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提供）

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膑兵法》，经整理小组努力，共整理出竹简三百六十四枚，分上、下编，每编各十五篇，计一万一千余字。尽管字数已较原简失去大半，但据整理者吴九龙说，这一成果已来之不易。失传一千七百余年的《孙膑兵法》终于阴差阳错地重见天日，这就为研究孙膑及先秦历史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根据银雀山汉简整理小组的考释成果，汉简本《孙膑兵法》的篇目和主要内容列表如下：

以上所列的《孙膑兵法》下编的内容是否应属于《孙膑兵法》，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于1975年整理出版的《孙膑兵法》分上、下两编，各十五篇，共三十篇。但到了1985年再次出版时将下编十五篇全部删除，又增加了《五教法》一篇，全书由三十篇变成了十六篇，并在《编辑说明》中称原编为《孙膑兵法》下编的某些篇不是孙膑所书。关于这一处理结果的内幕，据吴九龙说，当成果最初公布以后，有些学者认为编排得不合理，应该重新编排。根据这些意见，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亲自主持会议，组织专家重新讨论修订，经过唐兰、商承祚等著名学者多次讨论后，做出了第二次人们看到的这个编排方案。想不到这个结果公布之后，亦有许多学者认为并不合理，较之第一编更不能令人信服。从整理小组原编辑的上、下编的内容看，各篇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所论述的军事理论思想表现出了很强的一贯性。如上编《八阵》篇和下编《十阵》篇中有许多阵法相通，如“锥行”“雁行”“方阵”“圆阵”等。下编《十问》篇中也有论述攻击“圆阵”“锐阵”等阵的具体方法，上下之间就明显地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相连的系统。如著名孙子兵法研究者杨善群就曾说：第一次编排的“《孙膑兵法》的上编和下编构成一个严密的整体，上编是孙膑的行事和理论的主体部分，下编则是孙膑理论的充分阐解和进一步的发挥。”杨氏之言，有相当数量的学者认为是有道理的，而唐兰、商承祚等学者将其生生地割裂开来是没有道理的。

关于汉简本《孙膑兵法》的作者，据整理小组人员吴九龙等从已整理的篇目分析，认为大部分为孙膑所著。另有一部分篇目，记述孙膑的事迹，如《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强兵》等，其中有些语句的语气对孙膑进行了明显的褒崇，这些篇目应是孙膑的弟子或后人根据孙膑的事迹和理论编纂而成。

通过对汉简本的考释可以看出，孙膑在齐国时已有弟子，如《孙膑兵法》残简中有下面一段话：“孙子出，而弟子问曰：‘威王问九，田忌问七，几知兵矣，而未达于道也。’”（第65简）这当是孙膑有门弟子的明证。还有，在第8简有“曰孙子之所为者尽矣”句，这样高度赞扬孙膑的话，从语气来看，不像出于孙膑同龄人的笔墨，更不像出自他的上级齐威王、宣王或田忌之口，而极可能是他的弟子所说。另外还有一些篇目应是孙膑语录的汇编，如《篡卒》《月战》《八阵》等，推测也应是其弟子整理而成。因而吴九龙认为，《孙膑兵法》的编定，和先秦其他一些古籍一样，当出于其门弟子之手。当然，也不能排斥这样一种推断，即《孙膑兵法》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是孙膑的原著，最后经过他的弟子增补编定。但无论如何，编定的年代，当在孙膑死去以后。尽管孙膑的对话不能肯定是原话，但其主旨却反映了孙膑的思想，是后人研究孙膑军事思想的最为可靠的资料。关于《孙膑兵法》成书的时代，学术界虽存有争议，但以银雀山汉墓发掘者吴九龙为代表的相当一部分学者，根据对汉简的考证，认为完成于战国中期。

银雀山汉墓竹简的主要发掘、研究者吴九龙（左），向作者讲解竹简出土情况与孙武孙膑兵法之区别（钟亦非摄）

当然，从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简本《孙膑兵法》中不难看出，此书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凭空创造出来的孤立之作。它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孙子兵法》十三篇的军事思想，是孙武战略理论和战略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从如下的列表中可以看到其异同之处。

由上表可知，《孙膑兵法》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但孙膑处在战国时期，军队构成和作战方式已与孙武所处的春秋时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因此，孙膑又在某些方面对《孙子兵法》进行了发展。例如，《孙子兵法》对战争主张速决，反对持久，认为“兵贵胜，不贵久，久则钝兵挫锐”，“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甚至说“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这就是说，虽然是计谋拙劣的速胜，也要比筹划巧妙的持久战好。与这种思想相一致的，《孙子兵法》还反对攻城战，认为“攻城则力屈”，甚至把攻城战当作一种万不得已的“下策”。

春秋战国时期的抛石器（模型），用于远距离攻击敌人

古代抛石器模拟演示图

孙武这种反对持久、攻城，主张速胜的思想，是同春秋末年社会经济状况相联系的。春秋末年，生产力相当落后，各国的经济力量都不可能支持旷日持久的攻坚战、消耗战。所以《孙子兵法》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众之奉，日费千金。”从而特别提倡和主张对战争要慎重处理，既要知道“用兵之利”，又能了解“用兵之害”，才是“智者之虑”。书中还说道：“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同时还指出“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从而主张要“因粮于敌”。这些论述，都是对春秋末年社会经济状况的具体反映。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当时的城邑，并不是很普遍、很具规模，在战争中，还不能成为双方争夺的重点。因而，攻坚和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并不是十分必要。而且，从战争的武器来看，当时主要是铜制的刀、剑、干、戈、矛、戟、殳、钺等武器，宜于近战但不宜攻坚摧垒。虽有些弓弩箭矢，但是射程短，无法达到攻克城寨的能力。供攻城用的所谓“战车”，也只能掩护士兵接近城墙，并不能作为冲破城寨的具有强大杀伤力的装备。《孙子兵法》的军事战术思想，不能不受到这一历史条件的制约。

搭车（《武强总要·前集》卷十）

临冲吕公车（《武备志》卷一○九）

用以观察敌情的巢车模型

相对而言，诞生于战国中期的《孙膑兵法》与《孙子兵法》的战术思想相比，就有了明显的进步与发展。由于时代变迁，经济发展，交通改进，孙膑在战争思想与战略战术方面具有明显的战国时代特征。具体可表现为：一、先进兵器的较广泛使用。《孙膑兵法》曾多次提到使用弩，如“劲弩趋发”“厄则多其弩”等。弩较弓强劲，可以远距离杀伤敌人，在当时属于一种先进兵器。与此同时，孙膑还在书中提到了“投机”，这种机器即抛石机，利用机械力量投石，击杀远处敌人。这样先进的兵器用之于战，可以较多地杀伤敌人，并减少白刃战的伤亡。二、兵种变化。到了孙膑时代，交战国双方都普遍使用了骑兵，《孙膑兵法》云“险则多其骑”便是例证。骑兵的大量投入，使军队的机动性、灵活性有了较大的增加。三、武器的进步和骑兵的使用，影响到军队编制变化。骑兵、徒兵增加，使战车兵减少，孙膑的战略思想也自然要发生变化并在其著作中有所体现。四、各种外在条件的变化，自然引起了战术、阵法变化与发展，出现了《孙膑兵法》中所说的“剽风之阵”“雁行之阵”“锥行之阵”等多种阵法。五、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城市特点的突出，孙膑开始主张攻城战略，这恰是孙武所反对的“攻城为下”的战略战术。而孙膑却具体提出了什么城可以攻打，什么城不可以攻打，并且还讲到要把野战与攻城结合起来等战略战术。这些论述，虽然并不见得完全合理与全面，但反映出了当时与城市的发展相适应的战略思想与战争方法。这些思想方法的发展变化，正是《孙膑兵法》对《孙子兵法》有所发展和创新的强有力的佐证。

填壕皮车（《武经总要·前集》卷十）

云梯（《武经总要·前集》卷十）

九地示意图

孙膑“八阵”示意图（引王学理《秦俑专题研究》）

《孙膑兵法》之雁形阵图

《孙膑兵法》之向前梯次的雁行阵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