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理位置看，无论是开明王建造的“赤里街”，还是张仪修筑的龟化城，继之唐、宋之后崛起的新城，都和金沙遗址近在咫尺。也就是说，金沙遗址是已发现的成都城最古老的城址，是整个长江上游和中国西南地区继三星堆遗址之后，又一处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它的意义不只是对一座城市的研究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它极大地拓展了整个巴蜀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为探索古蜀文明发展的历史提供了大量难得的实物资料。
透过金沙遗址的考古发现，结合成都平原先秦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考古学家初步认为，金沙遗址的时代上限可至宝墩文化（公元前2500-前1700年）时期，下限可至春秋时期。其主体文化遗存的时代当在中原地区的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金沙遗址附近区域，以前曾发现过大量商代至西周时期的文化遗存，如位于金沙遗址北部的黄忠村遗址，就曾发现过与金沙遗址主体文化同一时期或稍晚的墓葬、陶窑和大型建筑遗址柱洞等。而在金沙村的东部、南部也曾发现同一时期的文化遗迹多处。从考古学的划分来看，此前发掘的三星堆遗址，文化最灿烂的时期约为商代中期。也就是说，金沙遗址的主体文化处于古蜀文化分期的中段。它晚于三星堆文化而稍稍早于成都市区1985年年底发现的另一处古文化遗址——十二桥文化。
有了金沙遗址的发现与发掘，结合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的研究，就可以把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战国时期的历史文化脉络连接起来。这对蜀文化的发生、发展、演变过程的历史追索和学术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因为有了这样的发现和研究成果，遂使此前不被国内学术界当一盘菜来看待的偏远落后地区，一跃成为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发展研究的重要区域之一。当然，金沙遗址的意义不只这些，通过对其不断的发掘与研究，还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和范围内揭示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有助于加深对三星堆遗址以及两个器物坑性质和出土器物文化内涵的认识，破译古蜀文化遗留给后世人类的许多未解之谜，对建立整个商周时期成都平原先秦考古学年代序列和文化谱系，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决定性的作用。
就金沙遗址本身而言，其丰富的文化遗存、精美的器物造型、发达的冶炼技术和高超的制玉、制陶工艺，以及复杂的聚落布局，包括宫殿区、宗教礼仪活动区、一般居住区和墓地等遗迹现象的发现，凸显了金沙先民高度发达的文明，揭示了中国青铜时代西南地区较为发达和最具魅力的区域文化。这一独特而富有鲜明个性特点的文化，作为中国青铜文化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又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青铜文化大家庭中的一朵奇葩，在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与世界的多元性青铜文化宝库的同时，也成为继三星堆遗址发掘之后世界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之一。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祭祀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思想、文化与具体的操作仪式。金沙遗址所在的商周时期正是祭祀活动最盛行的黄金阶段。这种活动构成了当时古蜀国社会生活中最重要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据朱章义等人员的考古勘察，金沙遗址祭祀区规模宏大，所探明的面积已达到了一公顷以上。从已发掘的区域看，祭祀活动频繁，方式独特，品种繁多，文化堆积厚度高达四米以上。从出土的祭祀遗物所展现出的特点来看，各个小型区域出土的文物相对固定，没有大面积混乱局面出现。这种格局当是由不同时间、不同内容的宗教祭祀活动所致。除此之外，考古人员还在金沙东北八公里处的羊子山，发现了同时期的三层祭祀台。这一切充分反映了古蜀国祭祀活动的频繁和宏大气派。
除祭祀的功能之外，金沙遗址出土的遗物还具有多元性特征，与周边地区古代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出土的玉钺、玉戈及玉器上的多种纹饰可以看出，商周时期成都平原和中原地区的关系十分密切。具有良渚文化特征的十节神面纹玉琮、玉箍形器等珍贵器物的出土，尽管其中内含的许多未解之谜没有得到破译，但却以鲜活的实物例证，证明了长江上游和下游地区早在三四千年以前就已经有文化交流的历史。而出土的一件玉圭形器，周身阴刻的连体兽面纹，就与中原地区西周早期铜鼎上的兽面纹基本一致。出土的铜容器圈足上的纹样，以云雷纹为底，上面再饰以夔纹。这些都是受中原商文化与周文化影响的结果。至于那些凹刃凿形器、玉斧形器、有领玉璧形器等出土器物，则与东南亚地区青铜时代出土的同类器物及装饰风格非常相似。这就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商周时期成都平原和东南亚地区的古代文化之间已有了交往和相互影响，对于探索商周时期成都平原与东南亚地区青铜文化以及其他诸文化的关系，有着其他遗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就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的文化特征以及性质比较而言，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器、铜器、玉石器等珍贵文物绝大部分都是礼仪性用器，与宗教祭祀活动有关，其总体风格与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器物相一致。如金面具、金王冠带、铜立人像、铜环形器、铜方孔形器、玉璧、玉璋、玉戈、玉凿、石蛇等，均与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同类器物在造型风格和图案纹样上基本相同。这一相同的文化特征，表明该遗址与三星堆遗址有着极为密切的渊源关系。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面具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在造型和风格上基本一致。两者均保持着远古祭礼的神秘威仪，特别是那条令人怦然心动的金冠带所錾刻的细腻的鱼鸟花纹，与三星堆金杖上的图案仿佛出自一个工匠之手。有的学者认为此金冠带和三星堆的金杖可能为同一个蜀王所拥有，只不过金杖是握在手里，而金冠带则是环绕在皇冠之上的饰物罢了。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小立人像，则是三星堆青铜人像大家族中的孝子贤孙及接班人的具体体现。
最不可思议的是，金沙遗址大量象牙和动物骨骼的出土，也同三星堆祭祀坑的象牙与动物骨骼无甚区别，加之两处器物的埋藏均较为集中，因此当这批器物被发掘并集中展示时，就构成了一种考古学文化的基本面貌。凡是目睹过金沙遗址考古学文化面貌的学者，无一例外地认为，它跟三星堆遗址一定有着密不可分的隐秘联系。三星堆文明的猝然消失，作为一个难解之谜曾引发了学术界长久不息的论争。金沙遗址的横空出世，则使这个悬念和谜团终于有了破译的可能和拨云见日的亮色。同此前林向等学者们想象大同小异的是，三星堆文明由于突如其来的洪水或战争消亡之后，这个王国的幸存者于死里逃生之后，陆续迁徙到了以金沙遗址为中心的宽阔地带，并使三星堆文明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得以延续和重建。可以说，金沙遗址是三星堆文明突然消亡之后在成都平原腹地的再次复活，是商代中期正处于鼎盛的古蜀王国在遭遇了一场狂飙突进、天崩地裂的突变之后，于劫难的灰烬中重新燃起的希望之火，是在伟大民族复兴的号角中崛起的又一股新生力量。这股力量在古老而神奇的成都平原上，自强自立，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人类文明的奇迹，最终使古蜀文化呈现出了一派光芒四射的大景观、大气象、大辉煌来。
当然，金沙遗址所显现的文明特征也有与三星堆文明不尽相同之处。如金器的多样化，石跪坐人像、石虎、石蛇等数量众多的石圆雕像。这在三星堆未见出土，在国内则属于首次发现。除此之外，那数以吨计的象牙更是罕见。三星堆遗址以青铜器见长，而金沙则以玉器见长。金沙出土的玉器不仅数量众多，且十分精美，其中大型玉琮的出现又让人想起良渚文化，并对二者的文化交流进行思考和追索。那巨型卜甲的发现则又把金沙遗址同稍晚的十二桥文化连接起来……当然，从文明的产生和发展规律看，这些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都是可以按照科学规律得到合理阐释的。因为任何一种文明都不是孤立和突然生长起来的。它必有内部和外部的推动力量，也必然离不开大地的滋润和它身处那个环境中的文化浸**。据考古人员透露，整个金沙遗址的发掘尚未过半，许多未知的文化面貌和因素亦未被揭示出来。要对这一面积宏阔、内容庞杂、文化精深的古代遗址，在短时期内做出全面的分析和判断还为时尚早，即使是经验丰富的考古学家也无法预测和断言此处是否埋藏有类似三星堆青铜神树和大立人像那样巨型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制品，或者还有比三星堆遗址更多、更美、更珍贵、更具学术研究价值的器物发现？这一切都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或许正如著名考古学家林向所期望的：“我们仍将寄希望于未来的考古发现。可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里将爆发出更加惊人的考古新闻。让我们以恒久的耐心，饱满的热情，科学的态度，在新世纪的灿烂光照里努力工作吧。”
尚未发掘的金沙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