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金沙遗址的发现、发掘取得初步成果，并在国内外引起震动之时，三星堆遗址的出土文物已走进博物馆，开始登台亮相，对外展览了。
1987年5月，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许川针对有关部门做出“进一步保护好三星堆遗址”的批示。随后，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县三家文化部门正式确定了三星堆遗址的重点保护区域和一般保护区域。同时决定拆迁遗址内所有的砖瓦厂。与此同时，三方提出了就地建立“三星堆遗址博物馆”和筹建“三星堆工作站”的初步构想。
此时广汉县打报告向省里索要的搬迁费仍没着落，对于砖瓦厂的拆迁问题，在省、地、县三方协商之时，广汉方面藏而不露，当场答应。但协商过后却并不直面乡镇官员和当地的工厂主及受雇的民工，并积极去做工作，而是把这个棘手的难题推到省文化厅头上，迫使其出面挑头亲临第一线做具体的落实工作。省文化厅深知这一工作的难度，便指示省考古研究所出面与当地具体协商解决。省考古研究所的负责人赵殿增接到领导的命令，自知使命难违，便做了一番思索与谋划。他令陈德安以三星堆考古队队长兼工作站筹备处主任的名义，把此前由省、市、县三方文化部门在协商中做出的搬迁决定，向当地砖瓦厂的厂主和民工们予以通报。按照这一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陈德安来到三星堆遗址保护区，把这一决定通知到各个工厂，希望对方尽快做出抉择。这些砖瓦厂的头头脑脑及民工们，在经过反复权衡之后，决定找领导讨个说法。于是，几家工厂的头面人物凑到一起开了个会，决定进一步解放思想，放手发动群众，把民工组织起来，齐心协力，先到县再到省，挨家挨门上访讨说法。如果要砖瓦厂搬家可以，但必须拿出一笔搬迁费和安家费，否则不搬。在这种情绪主导下，各砖瓦厂迅速组织人员，组成了上访队，分乘两台敞篷汽车一路鸣笛，浩浩****地向广汉县城奔去。
这支上访队来到广汉县文化局后，说明了原因和要求。负责接待的领导听罢，显出一脸同情与为难的表情说：“你们的砖厂搬与不搬，县里并不关心，主要是省里催着要办，具体地说是省文化厅非要这么办。我们广汉县文化局是文化厅的下级单位，又是县政府一个并没有人瞧得起的科级小单位，平时‘扫黄打非’还忙不过来，对于你们这档子事，我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有苦难言，想帮也帮不上什么。你们若肚子在吃饱之后还有怨气，又觉得还有本事折腾几个回合，那就赶奔成都，找省里的领导当面锣对面鼓地大战一番去吧。”
这位领导的一席话说得众人大眼瞪小眼，最后还是一位白发老者发话打破僵局道：“我看这事与广汉没啥子关系，都是省文化厅搞的鬼，大伙就不要在这里干耗着了，还是到省里去吧。”众人闻听此言，齐声嚷着：“好，好，就按您老说的办！”而后呼呼啦啦地争先恐后涌出了广汉文化局那几间略显寒酸与简陋的屋子。
三星堆砖瓦厂上访队乘车驶出县文化局，一路急行来到了成都。拐了几个弯之后，敞篷汽车顺利地开进了四川省文化厅大院。上访队员从车上跳将下来，前呼后拥地来到了文化厅文物处办公室。正在埋头写着汇报材料的一位处领导，发现自己的屋里突然进来了黑压压一片如同电影里上演的梁山好汉式人物，一个个脸色铁青，二目圆睁，气势汹汹。这位处领导一时大惊，摸不清对方的来头。但从来者的面部表情、穿衣打扮和行为姿态上判断，像是一群民工。这位处领导平静了一下有些紧张的心态，犀利的目光在众人脸上横扫了一遍，声音低沉有力地问道：“你们来这里有什么事吗？”
人群一阵**，只见领头的分开人群挤上前来答道：“呵，呵，是这样，我们是为了三星堆砖瓦厂的事来的。”
“砖瓦厂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没听说文化厅要盖房子呵？”处领导做不解状反问着。
“听县里说你们文化厅不让我们烧砖了，让我们搬迁，我们来找你们理论理论，看这是咋整的事情呢！”领头的上前挪了一步，涨红着脸解释道。
“我们文化厅不知道这搬迁的事情。既然是听县里说的，那你们就去找县里的人好了，到我们这里来干啥？”处领导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那陈德安老师对我们说，省、市、县已经决定让我们搬家了，还要我们尽快搬迁，这没有钱咋个搬法嘛！要我们搬可以，你们必须给钱，否则我们是不会受骗上当的。”
处领导一听，立即火起，放高了声音道：“我刚才已经告诉你了，这个事与省文化厅没有任何关系，谁让你们搬的家，你们就去找谁好了，不要在这里扯淡了。”
对方听罢，眨巴着眼睛望了处领导一眼，脸顿时涨得像个紫茄子，沉默片刻，以略显沙哑、苍凉的声音道：“好吧，既然你们什么也不知道，那我们也就不难为你了。常言说得好，昨天的路再长也短，今后的路再短也长，来日方长嘛，那咱们就走着瞧吧！”言毕，大手在空中猛地一挥，冲手下的队员们重重地说了个“走！”字，率部走出文化厅办公楼，乘上汽车，向省考古研究所疾驶而去。
陈德安在整理修复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器物
陈德安正在省考古研究所与修复人员一道清理从三星堆发掘出来的器物，听说两辆汽车拉了三星堆砖厂的几十人要找自己兴师问罪，立即意识到是为搬迁之事而来。在一时摸不清对方意图的情形下，他立即向赵殿增做了汇报。赵、陈二人对可能的情况做了分析，认为无论是采取软的还是硬的两种极端方法，都不利于对局势的控制，只有采取和稀泥与捣糨糊的方法予以周旋，才能不把事情引到自己身上，并能顺利地将这帮人尽快打发出门。按照这一战略方针，陈德安主动下楼迎接，将来人让入会客室，并仔细聆听了对方兴师动众来成都的意图。在一番唾液纷飞与乱哄哄的陈述、辩解、痛责、咒骂之后，眼看到了中午吃饭时候，经向赵殿增请示，陈德安强打精神，小心谨慎地带着上访队的几十名队员，来到大门外一家饭馆欲设宴款待。上访队员们一见，甚为感动，连呼“这一圈下来，总算遇到了与人民大众心连心的好人，也总算找到了一个说理的地方了”。同来的领头人受这种情绪感染，满含感激之情地对陈德安道：“陈老师，我们来不是要为难你，本来我们是想到省文化厅反映一下情况，看能不能给点钱，结果你们的那位领导火气很大，一下就把门关了。我们到这里来主要是看看您，顺便问一下您，这事到底咋办好。”
陈德安望着面前这群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挣扎在贫困线上的父老乡亲，心中涌起了一股难以名状的情愫，颇动感情地说：“你们的确是不容易，但这砖厂最终是要搬的。据我所知，现在县里已打报告给省里，争取财政拨款，只是不知道哪一天能拨下来。你们回去后，也不要带着人到处转了，这对整个社会的稳定以及你们个人都没有什么好处，稳定是大局嘛！各位好好地活着，慢慢地等着吧，事情最终是会得到解决的……”
陈德安的一席话，说得大家心中热乎乎的。饭罢，陈德安欲掏钱买单，那位上访队的领头人一把拉住陈的衣袖道：“你看看陈老师，怎么还用你来掏钱，应该是我们来请你呀！”说着，令人跑到前台结了账。望着面前一张张饱经沧桑的脸庞和一双双渴求得到尊严、幸福、民主、自由的眼睛，陈德安心中在翻起了一阵酸楚的同时，也夹杂着一丝淡淡的愧疚。
两个月后，四川省省长蒋民宽到广汉视察工作，在视察三星堆遗址时，广汉县委书记叶文志提出了砖厂搬迁经费落实问题，希望这位即将调往北京的省长给予特事特办的关照。回到成都后，蒋省长指示财政方面立即拨款给广汉，以支持三星堆砖厂搬迁事宜。广汉方面接到这笔款项后，为所有的砖厂进行了搬迁赔偿与重新安置。
从此之后，三星堆遗址的保护方案得以落实。1988年1月13日，三星堆遗址被国务院正式批准为全国重点保护单位，从而得到了更高规格和更具安全度的保护。
既然遗址已成了“国保”单位，两个祭祀坑出土的器物大部分已得到了清理、修复，那么盖博物馆的事就成了一件紧迫的议题。因为从整体形势来看，只有把博物馆盖起来，三星堆出土的文物才有可能重新回到广汉。于是，在广汉县主要领导的指示下，各个行政职能部门，按照各自的分工与受领的任务立即行动起来，经过一番努力，总算有了一点眉目与希望的曙光。
1988年6月2日，四川省文博界的行政官员与专家学者聚集在广汉外宾楼，与广汉县的有关领导，首次讨论博物馆的馆址和馆名问题。经过一番争论，相继出台了如下几种方案，其中馆址为：
1.在广汉金雁湖公园的对面，占地面积30亩。
2.在广汉城桂花街的城南。
3.在三星堆遗址内。
馆名的方案为：
1.蜀都博物馆。
2.三星堆遗址博物馆。
3.三星堆博物馆。
4.广汉三星堆蜀都博物馆。
根据以上几个方案，各路来客展开了讨论。多数专家学者认为，有关馆址的第1、2两个方案，没有代表性，是不可行的。关于馆名的几个方案，凡与会的有识之士一致认为1、4两条，不能审时度势和正确地对待现实状况和研究成果，具有盲目性。因为三星堆遗址刚刚揭开冰山的一角，真正的文化性质和内涵尚不清楚。尽管有学者们推断具有古蜀都邑的可能，但没有一件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这就是古蜀国的国都。况且从考古钻探的情况看，遗址内一直没有发现大规模的陵墓。这也是一个令许多主张蜀都的学者颇感心虚的软肋。如此一种现状和学术研究成果，就直呼蜀都或广汉蜀都，实在有夜郎自大、自吹自擂，甚至是胡思乱想的味道。经过为期三天三夜的激烈讨论，方案终于被确定下来，最后定名为三星堆遗址博物馆，馆址建在三星堆遗址之内。
方案既定，广汉方面迅速报到省里审批。1988年8月11日，四川省编制委员会批准在广汉建立三星堆遗址博物馆，隶属广汉县文化局（后升格为副县级单位，直接隶属于县政府）。1990年3月3日，广汉县政府邀请有关方面举行三星堆遗址博物馆设计方案论证会。会上从十八个设计单位中选出了三个方案，其中两个为德阳设计院的方案，另一个为西南设计院的方案。经当地官员、文博、建筑等方面的专家评定，最后选定西南设计院的“蜗牛”方案。尽管这个蜗牛状的东西明眼人一看就是美国著名建筑大师莱特设计，并于1959年坐落在纽约第五大道上的古根海姆美术馆的模仿之作，但广汉并不是纽约，这个“蜗牛”当然不如纽约万丈高楼丛中的那“一粒贝壳”来得自然和从容。因而这只“孤独的蜗牛”从外观看上去就显既单薄小气，又瘦弱不堪，外形简陋，内部空间狭窄，但根据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则，在没有更好、更多选择的情况下，只好矬子里拔将军，决定选用这一方案——这就是后来建成并用于对外展览，并被人们笑称鸭子河边一只蜗牛的三星堆博物馆主体建筑。
又经过了近一年的折腾，筹建博物馆的事总算有了一个大体的轮廓。前期的基本工作已经做完，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包含的内容，除了缺少金钱之外，还有一点不可或缺，那就是凡在“国保”遗址之内建造博物馆，必须有国家文物局的批文方能动工兴建。鉴于这一关键性的高级别门槛不过不行和非过不可，广汉方面本着夜长梦多，事不宜迟的处事原理，于1991年春，令文化界的老将敖天照与博物馆筹备处一位临时负责人同赴北京，向国家文物局领导当面汇报，陈情盖博物馆所具有的重大历史与现实意义。
当敖天照等二人到达国家文物局，找到分管的副局长沈竹并陈述了理由后，沈竹一时拿不准是可以盖还是不可以盖，便把文物处处长黄景略找来征求意见。黄景略听罢，直言不讳地对沈竹和广汉方面的敖天照道：“这盖遗址博物馆可不是闹着玩的，也不是你们想盖就可以盖的事，首先要把遗址的内容搞清楚，连里边的文化内涵都搞不清，还怎么盖馆？盖起来后怎么展览？怎么对外解说？让观众看什么？听什么？你们说是个城，可这城的陵墓在哪里？没有陵墓能不能说是城？如果找不到陵墓，城墙的具体位置至少应该搞清楚，可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弄明白。五年前我去三星堆工地时就跟赵殿增说过，如果是城，更要好好地探一下，尽量弄清这个城是怎么回事。如果四川方面在钻探上有困难，我可以帮着从洛阳请几个探工。洛阳探工在钻探陵墓与文物古迹方面很有经验，全国好多地方都是我帮着给找的洛阳探工。可你们的赵殿增没当回事，只说是地下有土坯、有城墙，可到底这土坯或城墙是咋回事？北城墙在哪里？是被鸭子河冲毁了还是没有冲毁？是在河北边，还是在河南边？这一切到现在也没搞清楚。这样一个发掘状况就要建遗址博物馆，你们说说这个三星堆是什么遗址呵？是古蜀的什么人生活住居的地方呵？搞考古嘛，有它的特殊性，有些问题不见得全部搞清楚，也可能永远搞不清楚，但总得有个差不离吧？否则你们说这是古蜀鱼凫王或杜宇王或开明王的都城，或者是他们共同生活、工作和战斗的地方。过几年又说是不对了，不是那么回事了，这不让人笑话吗？你们广汉县抢文物比较积极，地下出土的东西还没有清理、修复，报告也没有发表，你们就敢扣押文物不放，要是出了事你们的领导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为了一点本地区的利益就什么也不管不顾了，国家的法律法规也不要了，这能行吗？当官太狭隘了不行，太本位主义了不行，光想着自己升官发财，不管别人死活不行。”
黄景略（右）向作者讲述当年敖天照、刘家胜进京要求建博物馆的往事
黄景略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点支烟在手上，环顾了一下沈竹与敖天照二人道：“依我看，这盖博物馆也不是不可以，既然是遗址博物馆，就要把遗址尽可能地搞清楚。那样吧，你们回去跟省考古研究所商量，至少把城墙的事弄明白，什么时候把这个事搞清楚了，再申请盖馆的事，否则这个馆不盖也罢。”
听罢黄的发言，敖天照解释道：“省考古研究所和我们联合在这方面也做了些工作，去年一年基本就是围绕着城墙的问题做的工作，特别是对东城墙的局部进行了发掘，发现了土坯砖，大致了解到城墙的始筑年代和夯筑方法、城墙建筑结构等。与此同时，省、县双方还共同投资了140万元，在鸭子河南岸修建了三星堆遗址防洪大堤。这项工程既保护了遗址的安全，也保护了土壤的流失。总起来说，工作还是做了一些的。”
敖天照说完，众人沉默了一会儿，沈竹接过话题道：“工作是做了一些，但总是要把这遗址的事情尽量搞清楚一点才好。我看刚才黄处长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你们回去就再继续做一下工作吧。”敖天照等二人听罢沈竹副局长这带有一锤定音性质的发言，虽心中压着火气，但不好当场发作，深知自己无力回天，只好哼哼哈哈地点头答应着，颇为尴尬与恼怒地走出了国家文物局。
回到四川后，敖天照等二人将北京之行向省、县有关领导做了汇报。省、县领导深感无奈，只好再和省考古研究所赵殿增协商，令陈德安、陈显丹出面组织人力物力，继续对三星堆遗址进行勘察发掘。经过了近一年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重要和关键的是，在遗址的西部发现了城墙，经过部分试掘和解剖，发现了大量与城门有关的柱洞和其他建筑遗迹，从而使三星堆古城墙在学术界首次获得了确切的肯定。
既然古城墙已发现并被学术界认定，从东、西城墙的间隔与规模等迹象推断，此地作为古蜀国某个时代的都城是不会出现大的偏差的。至于是属于鱼凫还是杜宇，或者是开明，仍然难以做出最后的结论。尽管如此，广汉方面还是再度打起精神，要解决盖博物馆的最后一道障碍——钱的问题。在首先以东道主的身份召开了一场一百余人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之后，又通过某种关系和日本《朝日新闻》接上了头，并由日方出面以“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为由头，要把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运到日本东京、广岛、长崎等地进行展览。同时，也付给广汉方面一部分实惠。此时，三星堆出土的文物都在省考古研究所的仓库或修复室，要想使这批东西漂洋过海到日本展览，就必须得到国家文物局的同意，否则将难以成行。为了促成此事，广汉方面再次派出敖天照和博物馆筹备处负责人刘家胜赴北京进行汇报兼游说。敖、刘二人深知此事办成的可能性甚小，但还是硬着头皮随着颠簸动**的火车，心中“嘭嘭”打着小鼓来到了国家文物局，找到了副局长沈竹。待说明情况后，沈竹觉得此事有些棘手，再次让经验丰富的黄景略出面答复。黄耐着性子听完敖、刘二人的一番叙述后，反问道：“这事你们觉得合适吗？”
刘家胜思索了一会儿道：“这个事嘛，我们也没经历过，不知道合适不合适。不过我们要盖博物馆正缺钱，如果能到日本展览，我们就可以得到一部分钱。要是在那里搞个巡回展出，让日本民众普遍都看一下，门票卖得就多了。日本人说这个博物馆就由他们出钱给盖，这样的好事可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呵！”
黄景略听罢点点头，沉默了一会儿道：“钱是个好东西呵，这年头不但有钱能使鬼推磨，要是钱多了还能让磨推鬼呢！日本人的提议就能让你们置国家民族尊严于不顾？以前我就对你们的领导明确指出，三星堆出土的文物既不属于广汉，也不属于四川省，而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当然，也可以说是属于世界人类的，但它首先是属于中华民族的，所有权归中国政府和人民所有，然后才是整个世界人类的。这么珍贵的文物，我们国家上到国家主席，下到普通老百姓，整个十二亿人民大众都没能看上一眼，你们就为了几个钱把东西运到日本去，这还有一点民族尊严和情感吗？如果把这堆东西真的弄过去展览，你们准备找谁陪同一道去？除了你们县里几个地方官员，是不是还有1941年日机轰炸成都时死难烈士的后代也一道过去？至于这个中日邦交正常化嘛，当然要比不邦交、不正常好一些，总比打起来要好嘛！但不能搞成一旦邦交不正常，日本人就驾着飞机往四川扔炸弹；一旦邦交正常了，四川人的腰里不是别着匣子枪，也不是高唱着什么‘大刀向鬼子头上劈去’的歌曲，而是掖着老祖宗留下的珍宝，跑到日本国土上去讨好，这不是不肖子孙是什么？当年鲁迅先生说的没错，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想一想真恨不得一头撞死算了。”
趁黄景略打火点烟的空隙，敖天照颇有些不服气地道：“照你这么一说，这国与国之间还不能有正常的文化交流了？我们伟大的邓（小平）总设计师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要摸着石头过河。这过河可以，怎么过海就不成了？要是不能过海捞钱，这博物馆还怎么盖？”
黄景略吐口烟雾，平静了一下刚才有些激动的心情道：“我的理解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可别人把你卖了，你还帮着人家点钱，这同样也不像社会主义。你们要摸着石头过河，是鸭子河还是大渡河，我管不了，但要搂着三星堆的文物过海，我可以管。那就是在考古资料没有发表，发掘报告没有出版，中国人没有看一眼之前，是绝对不能放行的。”
“那我们该咋办？”看到黄景略如此慷慨激昂，情绪激动，没留半点活动的余地，刘家胜插话问道。
黄景略望望敖、刘二人，站起身以平和的语气道：“说了这么多，其实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中华民族的文物，还是让中国人先来开开眼吧。至于盖博物馆的事，国内有钱。要是各方面都符合法律法规，国家文物局可出一部分帮着你们盖。”
敖、刘二人听罢，不知是喜是悲，木呆呆地坐了一会儿，怀揣着悲感交集的纷乱心情黯然神伤地离去了。
尽管二人走了，但黄景略对此事仍惦念在心，总感觉不太踏实。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有些事情是没有谱的，往往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都会凭空冒出来。如果当地官员经不住金钱的**，想个点子，钻个空子，欺上瞒下，把东西装上轮船漂洋过海也是可能的。为防万一，黄景略报请领导批准，专门以国家文物局的名义起草了一份文件，下发到四川省有关部门，彻底断绝了部分当地领导欲携三星堆珍贵文物赴日展览念头。
广汉方面一看赴日展览的事这次又被国家文物局给搅黄了，大为光火，盛怒之下便不再顾及建馆的事宜是否得到了上级有关部门的批复，于1992年8月28日，在三星堆遗址北部，靠近鸭子河的河滩上，举行了声威浩大的三星堆遗址博物馆奠基仪式。
此后，在成都方面一批社会活动家和致力于和平建设人士的斡旋下，1993年4月，国家文物局下发了“关于建立三星堆博物馆有关事项的批复”的文件，最终同意了广汉方面的申请，在三星堆遗址建立三星堆遗址博物馆。
1994年7月，由中央、省、县三方投资兴建的三星堆遗址博物馆主馆土建工程竣工。同年9月，三星堆考古工作站陈德安等考古人员，在遗址内发现了苦苦追寻了十几年的南城墙。至此，除北城墙可能被鸭子河冲毁外，三个方向的城墙全部找到并通过发掘得到了确切的证实。已探明的三星堆古城区范围面积达到了三平方公里以上。
三星堆博物馆奠基典礼
1995年1月至6月，由广汉县文化局原局长肖先进牵头，以陈显丹、樊一、夏大正为主创人员的三星堆遗址博物馆“古城古国古蜀文化”内容设计和形式设计两个方案通过审定。1996年8月，三星堆遗址博物馆内部装修及陈列布展，外部园林建设及附属建筑修建等各项工作全面展开。1997年7月4日，经四川省有关方面讨论决定，将原定的“三星堆遗址博物馆”更名为“三星堆博物馆”，同时把开馆时间定在1997年10月26日，即在成都召开的第五届中国艺术节开幕的次日。
当这个决定下达后，广汉方面极度兴奋，一边加紧对外部园林和附属设施的建设，一边向省政府打报告索要正在省考古研究所修复的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为此，省政府办公厅专门召集省文化厅、省考古研究所与广汉方面的负责人开会协调，并请考古研究所尽快交出文物。尽管这时省考古所的赵殿增已不再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但他制定的基本战略决策没有大的变化。当年陈德安等人为把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器物拉到成都，忍受了巨大的屈辱与折磨、忍让与妥协，一路费尽心机，过关夺隘，总算突出重围，成功地进行了战略转移，其悲壮苍凉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并像梦魇一般缠绕在脑际挥之不去。既然这胜利的果实已经牢牢在握，就不能轻易让别人取走。于是，继赵殿增之后而上任的考古研究所负责人，仍然延续了赵殿增当年制定的基本战略战术，以“文物正在修复，已修复的部分文物大多都在国外展出尚未运回”为屏障，把广汉方面的请求和省政府协调人的要求暂时挡了回去。
就在省县双方较劲争雄的空隙，考古人员在工作站内修复出土的青铜神树
当此之时，三星堆出土的文物的确是在紧锣密鼓的修复之中，同时有一少部分文物正在国外展出。这个展览由国家文物局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组织，名称为“中国文物‘人与神’特展”。由于三星堆文物巫术特色较重，看上去颇有些神里鬼气的意味，便特地挑选了青铜大立人像、纵目人面具、太阳器、牙璋、铜尊等二十多件器物随团展出。这批文物于1995年6月始，先后在德国的埃森和慕尼黑、瑞士的苏黎世、英国的伦敦、丹麦的路易斯安娜等城市的文化艺术场馆巡回展出，至1997年秋季才全部结束，时间长达两年余。当参展的文物运回四川省考古研究所后，所内人员听说这批文物在海外展出的两年多来，受到了外国人的喜爱与欢迎，所到之处均引起极大轰动时，显得异常激动和兴奋。有人专门为此发表文章，以极大的热情礼赞和讴歌道：“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用自己的文化瑰宝敲开了不列颠博物馆的大门。”
1996年9月，三星堆出土文物在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展出时情形
日本人拍摄的三星堆出土玉璋
巡回展览是大获成功。前几年由于国家文物局黄景略等人的阻挠而吃了闭门羹的日本人，一直暗中窥视着邻边这个号称礼仪之邦与泱泱大国的一举一动。获此消息，他们立刻火速派出精锐人员秘密潜入成都，悄悄地与当地文化官员磋商，以“三星堆文物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人类的共同财富”为借口，提出希望三星堆文物能在日本展出。磋商结果，中国方面同意于三星堆博物馆正式开馆之后，打破三星堆文物没有单独到海外展出的先例，允许这批出土文物中的精品赴日本展出。
当大部分条件谈妥后，日本方面派出一个先遣队来到成都，先行察看文物，计定包装计划，商讨运输线路、文物保险等事宜，并专门带来了摄影师，为预展的文物拍照，做展出前的预热、宣传工作。此时，三星堆出土的部分文物正在省博物馆展厅对外展出。中国方面派出由四川省考古研究所修复专家杨晓邬等人负责监督和协助日方的拍摄工作。
当拍摄工作开始后，日方工作人员连同摄影师，一副狂傲骄横、目空一切、恣意妄为之态，压根儿就不把考古研究所派出的专家杨晓邬等人放在眼里。按照杨晓邬等专家的要求，展厅中的文物在拍照时，必须在地上加铺软垫，且由中方人员亲自动手移动文物。因为就这批文物的材质、习性以及修复后器身各部位的承受力等等，杨晓邬等修复专家了如指掌。在移动时他们会注意到每一个部位、每一个细节，不至于造成大的闪失。但几个日本人特别是年轻气盛人高马大的摄影师却不吃这一套。他将几张白纸铺在展厅的硬质水磨石上，置杨晓邬多次建议于不顾，并胆大包天地撇开中方人员，开始和同伴把一件又一件文物，搬来倒去来回调整位置以便拍照。当摄影师对着一件玉璋拍了几张之后，感觉不甚满意，于是放下相机亲自上前拿起玉璋来回翻腾，以便调整出一个最佳的角度。意想不到的是，就在他一恍惚间，沉重的玉璋突然脱手，“咣”的一下掉在了铺有两层白纸的水磨石地面上。随着“砰砰”几声清脆的响动，玉璋当场被摔成几截，四散于地下。眼看着文物被摔碎，中方人员无不惊骇，一个个瞪大了眼睛看着对方和脚下的器物，心中迸发出痛楚与怨恨之情。但日本的那位摄影师仍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满不在乎地站起身，准备继续拍摄这件玉璋。在他的心目中，或许这件经自己之手亲自摔碎了的中国文物，更富有刺激性和拍摄灵感，就像当年他的同胞在南京大屠杀中的表现一样。但此时的成都毕竟不是当年的南京。杨晓邬等人当场以东道主的身份高声喝令对方停止一切操作，开始针对这件玉璋做各方面的善后处理工作。正在众人面带惊恐之色分头忙碌之时，无事可做又颇感无聊的日本摄影师，从身旁一个同人手中要过了中日双方签署的文物保价单，当翻到这件玉璋时，保单上清清楚楚地填写着3500万美金。这位摄影师看罢，嘴猛地大张，眼珠往上一翻，腿一软，高度1.83米、重约一百公斤的身子，如同被飓风蓦然拔起的电线杆，在空中摇摆晃动了几下，“扑通”一声跪到了地上，手里那沓保价单飘飘悠悠地落到了被摔碎的玉璋上。
玉璋被摔碎情状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璋摹图
几年之后，当时在场的中方人员还清晰地记得这个经典的场景。他们共同的感觉和印象是：这个摄影师像抗战影片中出演的已走上末日的日本鬼子一样，“哗”的一声就倒下了，特别是平时高高昂起的头颅，如同被突然掐断了颈部的谷穗，“噗”的一下垂了下去，再也抬不起来了。为此杨晓邬曾慨叹道：“鬼子就是鬼子呵！”
此前这位猖狂的摄影师绝没有意识到，这件通长65厘米的玉璋，竟是国宝级的极品文物。他不可能知道，在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出土的所有玉璋中，不仅是这件器物形体较长，制作工艺精美绝伦，更重要的是这件玉璋两面均饰有人像和其他形态的图案，揭示了古蜀人祭祀活动的秘密，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学术价值。正因为如此，它才与同坑出土的青铜大立人、青铜神树等器物，均被视为极品，对外展出的保险费也达到了35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近3亿元的天价，成为中国所有单件出土文物保价价位之最。而同一时期举世闻名的秦始皇陵兵马俑中的极品——将军俑，对外展出的保价仅为500万美元，马俑为250万美元。由此可见这件玉璋的价值之高。
国宝级的极品玉璋已被摔碎，不可一世的日本人倒地不起，接下来的工作就是中日双方重新谈判。最终的结果是日本方面针对这次重大损毁文物事故给予了经济赔偿。这次事件之后，与日本方面的合作仍在友好与愉快的气氛中继续进行，双方都在耐心与默契地等待三星堆博物馆开馆之后，中国的文化瑰宝敲开日本博物馆大门的那一天。
当与日本方面的纠葛与前期合作暂告一个段落之后，时间已到了1997年的10月。此时的三星堆博物馆一切布置妥当，真正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当然就是两个祭祀坑出土的文物。但尽管广汉方面派出博物馆的人员在省政府、文化厅、考古研究所三方之间来回穿梭，但毫无成果。而攻击的重中之重——省考古研究所，却如同一块巨型橡皮一样不软不硬。整个考古研究所从领导到专家再到修复文物的技工，在涉及文物时要么相互推诿，要么装聋作哑，没有半点交出的意思。在焦急与无奈中，广汉方面高层领导决定一方面从考古研究所发表的资料中寻找突破口。凡是在公开或内部报刊、书籍、音像制品中发表的器物资料，全部进行登记造册，并在册后附上原文。在向省政府递交报告和当面陈述时，就以这份登记册和所附的原文为准，以便利用大家都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的铁证，堵住考古研究所领导那整日放言“正在整理之中”的嘴巴。另一方面，向省考古研究所保证，只要对方交出文物，每年可享受博物馆门票收入20%的分红，以用于文物的修复和今后三星堆遗址的继续发掘和研究。
广汉兴建的三星堆博物馆
省文化厅与省考古研究所经过一番磋商，在权衡了利弊之后，也做出了决定。考古研究所出面承认已经修复完成了对方登记册上的文物，但这些文物在修复后仍需一段时间的观察和保养，方能拿出来对外展出。同时对20%门票收入分红这一提案给予了坚决拒绝。
当这种拉锯战持续到1997年10月20日的时候，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四川方面接到了中央的正式通知，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于两天之后的10月22日抵达成都视察工作，其中有视察新建的三星堆博物馆的日程安排。面对这个通知，四川省高层领导经过询问具体操办的下级官员，在得知三星堆博物馆内部除了几个亮着的灯泡和几只在墙角无目的地来回爬行的蜘蛛外，只有极少的一部分文物。省领导闻听此言，立即感到了责任重大与时间的紧迫，当场做出批示，令省文化厅、省考古研究所立即无任何条件和理由地交出已修复的文物，运至三星堆博物馆紧急布展，以高质量的文物和陈列方式，迎接李瑞环同志的视察。
省里的一批官员连同广汉方面的帮手，高举着领导的批示，如同举着尚方宝剑来到了省考古研究所。当批示展开后，省考古研究所领导知道大势已去，没有继续抵抗的必要了。于是急忙请示省文化厅领导是否按批示办理。这位厅领导听罢，命令考古研究所按批示办理，但尽量少交，绝不能全部交出去。省考古所领导于无奈中命人打开了保存文物的仓库。有些出乎意料的是，当仓库打开后，整个局面立即被手拿尚方宝剑的省政府官员和广汉方面的人控制，凡修复完工的文物几乎全部被拉走，只有20%未修复的显然是拿不到台面上去的器物被当作破铜烂铁留了下来。处于被动地位的省考古研究所，在这次文物争霸中再次失手，落了个一败涂地的下场。尽管后来省文化厅的领导得知这种凄凉的景况后大为光火，责怪陈德安等人失职。但事已至此，形势比人强，省考古研究所已无力回天，只能听凭事态的发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物争夺战，以李瑞环的到来为契机，就这样偃旗息鼓，再度合上了它的**大幕。
杨晓邬在捆绑包装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型铜人，准备赴日本展出
继李瑞环到来之后，1997年10月26日，三星堆如期开馆。从此三星堆遗址特别是两个祭祀坑出土的文物走出深闺，让中国和世界人民一睹它的旷世风采。就中国的情形而言，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都相继走进博物馆展览大厅，面对罕见的稀世珍宝一饱眼福。既然三星堆博物馆已经开馆，部分中央领导和普通百姓也都见识了所展国宝的风采，已经达到了国家文物局黄景略处长要求的“让中国人先看，然后才是外国人”的目的，那下一步就该是带着瑰宝去撞击日本博物馆大门的时候了。于是，根据此前达成的协议和默契，日本方面不再以中日建交多少年这张牌为由头，而是以“《朝日新闻》创刊120周年暨朝日电视开播40周年纪念大会”为引子，邀请四川方面携瑰宝前往祝寿。由于事情复杂，牵涉到诸多方面，必须由几家合作才能成行。四川省文化厅、考古研究所与三星堆博物馆摒弃前嫌，在三方将各自的利益分享以及应尽的义务等谈妥之后，从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挑选出包括青铜大立人、青铜神树等最为珍贵的285件精品，于1998年4月首次漂洋过海，开始在日本的东京、京都、福冈、广岛等地巡回展出——这是举世瞩目的三星堆文物出土之后，真正以专题的形式，用大规模、高质量、高品位的展品，首次敲击海外博物馆的大门。
1998年4月，三星堆文物在日本展出广告
在此次展出的285件文物中，曾被日本摄影师打碎的那件玉璋尽管后来被修复专家杨晓邬重新修复，但还是没有随同其他的同伴一道踏上日本国土。当时考古研究所许多人曾说：“这件玉璋有其独到的灵性，它是不情愿让日本人看到自己的尊容，才出此下策，不惜以粉身碎骨的代价断了对方的念头。而打碎它的那位摄影师已触犯了神灵的威严，是要遭到报应的。”当负责护送文物随展的杨晓邬来到日本，顺便问起那位摄影师的近况时，对方告诉他，那个倒霉的家伙回来之后就被老板解雇了。由于他的失误已被日本同行所知，很长时间没找到工作，后来就疯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是东京街头樱花盛开的季节。当杨晓邬于当年的11月再度赴日准备接回展出的文物时，那个摄影师已经自杀身亡了，不祥的谶语似乎得到了应验。
在日本的巡回展出于同年的12月6日结束。当这批文物重新回到三星堆博物馆时，短暂的合作随之结束，三家分晋、裂土割地的格局业已形成，接下来就是新一轮的争夺战。
广汉方面望着三星堆博物馆自开馆之后，前来参观的人流如鸭子河暴涨的河水汹涌而来，深感这座无烟工厂的威力和实惠，已远远超越了当年在三星堆建起的十几个砖瓦厂。在春风满面、弹冠相庆、开怀畅饮之时，他们仍没有忘掉当年在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出土的文物中，还有20%留在了省考古研究所。如不把这批漏网之鱼全部打尽，当然算不得完璧，也不能称得上是全面胜利。于是，广汉方面发出了对省考古研究所最后一战的口号，声言要不惜一切代价让对方无条件地交出最后一批三星堆文物。
省考古研究所闻听此事，虽然大为恼火，但考虑到目前的情势，经研究，向广汉方面提出要修复、移交剩余的20%的文物是可以的。但唯一条件是把当年由广汉方面提出的，把博物馆每年门票20%的收入作为红利由考古研究所享有。对方一听，给予严词拒绝，并表示道：那些都是老皇历了，今天再提起就明显有些不识时务了。
接下来的日子，双方边打边谈，各有进退，一路下来又耗掉了几个年头的时光。到了2001年，随着金沙遗址的发现和媒体的炒作，三星堆遗址与三星堆博物馆也随之升温。广汉方面借此东风，又在原有的基础上辟出一个新馆，希望把留在考古所20%的文物修复后摆在新馆展出，并再次委派高规格的代表团找考古研究所谈判。与此同时，广汉方面还调整战略战术，一举打通了省文化厅的各个关节，并通过文化厅向省考古研究所直接施压，以达到促使对方无条件就范的目的。但省考古研究所从领导到普通职工，好像突然增添了阳刚之气与不屈的血性，声言要修复文物，就必须拿出足够的钱来，否则，一切都是废话。对于这个要求，广汉方面自然不会轻而易举地答应，双方再度陷入了欲进不能、欲退不休的胶着状态。
2001年，三星堆文物在美国西雅图博物馆展出
而此时，省考古研究所设立的三星堆工作站，因缺少经费的支持，已有几年没有在遗址区内开展勘察或发掘的业务，工作站本身的立足生存已成了亟待解决的燃眉之急，考古勘察与发掘便无从谈起了。省考古研究所主持三星堆文物修复的原首席专家杨晓邬，已在无休止的论战中，黑发人熬成了白发人。此前，经过了十几年的探索、学习以及与修复界高手的相互交流，杨晓邬已对三星堆出土文物的内涵与精髓，有了比较全面而深刻的把握，并把出土器物按照不同的内容与内涵排出了系列。如在祭祀坑中出土的青铜面具，他站在修复的角度，已排出了A、B、C等多个系列。其中A型青铜器制作的年代最古老，做工和用料也最为精细，越到后来做工和用料就越粗糙，工艺水平也越低下。如果对这些技术上的差异与艺术上的内涵不能正确把握，就无法对出土文物进行修复。即便是照着葫芦画瓢式地强行排列组合和进行修复，也只是“死”文物一件，根本无法体现商周青铜器那种特有的宏阔厚重、华美壮丽、撼人心魄的神韵、灵性与风采。而要将残碎的文物恢复出原有的神韵与灵性，就必须用心灵和生命与它们沟通交流。而要沟通交流就需要时间和真诚的投入。如果没有生命热血的融入，要做到这一切是不可能的。遥想当年，三星堆文物到日本巡回展出，杨晓邬把文物护送到东京之后，按照中方的安排，他应该返回中国。在即将登机的那一刻，他站在候机厅朝东京市中心的方向望了一眼，想起与自己朝夕相伴十余年并亲手修复的文物，如同想起了自己养育的孩子孤零零地漂泊他乡，竟一时泪流满面，呜咽不止。像这种真情和心灵的相通相融，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具有的。
事实上，省考古研究所仓库中残留的那一部分文物，并不是广汉方面有些人所想象的仅仅是一堆并非珍贵的破铜烂铁。恰恰相反，这一少部分文物同样是整批文物阵容中的精华，如著名的青铜神坛，就是这批文物中的极品或绝品。遗憾的是神坛在出土时已被烧成炭化状，上半部全部被烧掉，已无迹可寻，能够修复的仅是四个侧面了。但就这四个侧面，以及侧面上栩栩如生的图像，其学术研究价值是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出土的任何一件器物都无法与之匹敌的。当然，除青铜神坛之外，尚有头顶之冠被烧焦的一件青铜大立人像没有修复。另外还有一件比已经修复展出的那件俗称“千里眼”、面部宽138厘米的青铜纵目人像还要庞大、厚重，气势还要雄浑、威武的青铜面具——这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大的青铜面具。只是这个面具的下半部有几个地方残缺，需要用铸造法进行修复。而铸造的工艺又极其复杂烦琐，所需费用也相当昂贵，这就需要有相当数量资金的投入方能完成。当年到日本展出之前，被后来自杀谢罪的日本摄影师弄碎的那件国宝级、保价上亿元的带有图案的玉璋，也同样藏于考古研究所的密室之中……所有这些，除了大量资金的投入之外，还需要有与器物心心相印的专家来承担修复之责。而此时，能与这批器物心灵相通、血脉相连的杨晓邬就要退休了，与他一道共事的几个助手，则另有其他的修复项目和个人兴趣，整个心思并不在这批器物之中。这批器物也就自然很难得到及时有效的修复。正如杨晓邬所言：“这批珍贵的器物，可能还要在仓库中放下去，也可能是遥遥无期地一直搁置下去了。”
——这就是展现在世人面前的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的命运，以及十七年来围绕这批珍贵文物所展开的硝烟不绝、纷争不断的结果。
几乎成为共识的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几乎都将自己的文物和国家命运、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视它为国家的象征。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占领了法国的巴黎，希特勒的士兵从凯旋门径直向卢浮宫走去。即使把法国所有的领土都占领了，倘若拿不下卢浮宫和卢浮宫的文物，仍然不能算是占领法国和得到法国——无论是希特勒还是他的士兵都深知这—点。可是，当纳粹官兵瞪着猩红的眼睛端着刺刀冲进卢浮宫时，看到的只是徒空四壁，一件珍宝也没得到。因为，法国政府已经组织法国人民，尤其是那些普通的公务员和市民，提前把这些珍宝都转移了。法国人说：“战争是政治家们的事，和平也是他们会议桌上的事。我们也有自己的事要做……”于是，当巴黎即将沦陷的最后时刻，法国人就被组织起来进入卢浮宫，悄悄地转移了这些珍宝。他们把转移出来的珍宝藏在山洞里、私人住宅里、地下室里……直到德军撤走，才把三十多万件珍藏一件都不少地陆续送回到卢浮宫。这一震惊世界的壮举，法国人感到很平常。因为他们深知，只要卢浮宫毁灭不了，法国就不会毁灭；只要卢浮宫的文物还在，法国文化的血脉就不会被割断，人类文明的香火就会绵延不绝。卢浮宫成了法国命运的象征，是—个不可战胜的民族的象征。
然而，在中国，在中国大地上出土的珍宝呢？那维系着民族情感与巴蜀文化血脉的三星堆出土文物又是如何呢？想来不能不令人为之扼腕哀叹。
令人略感欣慰的是，随着金沙遗址的发现与发掘的进展，三星堆遗址与出土文物已经引起了世界性关注。2003年5月10日，新华社对外播发了这样一条消息：
金沙遗址再次震惊世界
新中国成立以来四川省规模最大的一次科学考古发掘──金沙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再次取得突破性进展，三千多件珍贵金器、玉器、石器、青铜器、象牙器和数以万件陶器、陶片的出土震惊了社会各界。该区域占地200亩的地下，已探明有数万平方米的文化遗存堆积，神秘的金沙遗址的地下分布情况正逐步明朗。
据考古专家称，金沙遗址极有可能是三星堆文明衰亡后在成都地区兴起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蜀国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都邑所在。通过对金沙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对建立成都平原先秦考古学文化序列和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以及破解三星堆文明衰亡之谜等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据初步研究的结果表明，古蜀国统治者在成都附近的活动从原来认为的2500多年之前，向前推进到3000多年之前。
另据可靠消息，由于金沙遗址近期不断地有惊世发现，已引起国际社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极大关注，国家文物局近日已决定将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四川省和成都市政府部门已决定重新投入经费起动已停止几年的三星堆遗址的勘察与发掘，并对原出土的文物进行全面修复和展出。金沙遗址的发掘和保护也将按照三星堆工作站的模式，在此处建立长期的考古工作站和兴建一座大型遗址博物馆。
或许，这是一个自1986年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发掘以来，向外界传递的最令人振奋，也是最自然和正常的信号。这标志着近二十年来，在与文物相关的各方经历了如此多的风霜雨雪、明争暗斗的角逐拼杀之后，一段非正常的悲怆苍凉的历史有可能宣告终结，从而在法制规范的社会大背景下，走上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的理性、祥和、自然的坦途。但愿这一美好的愿望能在新的世纪光照中成为现实。
2003年12月22日于北京逸园
2011年6月27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