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发现建筑遗迹之后，考古人员在金沙遗址的东南部，摸底河与那一组著名的大型建筑基址相望的部位，再度展开大规模钻探与发掘，正式确定了古蜀王国的祭祀区域。根据钻探和部分发掘的情况看，整个祭祀区面积约一万平方米，是一个长期使用的专用祭祀场所。其主要特点是文化堆积厚，祭祀遗存丰富，从已发现的二十五处祭祀遗存来看，祭祀的方式、方法并不完全相同。有的像三星堆遗址一样开挖较深的长方形坑；有的开挖较浅的不规则形土坑；有的则利用当时凹凸不平的地面，将祭品扔入后用土掩埋；还有的采取直接在平整的地下掩埋的方式进行祭祀。所发现的祭品大多以玉器、铜器、石璧、石璋等器物为主，但同时也发现了相当数量和规模的象牙祭品。在不同的祭祀坑中，出土象牙总数已达到了三百多根。这一出乎意料的发现，引起了考古人员的特别关注。

从发掘的情况看，以象牙为主的遗迹，主要以祭祀区的K1和Lll地点最具特色和代表性。在一个平面形状呈三角形的坑中，考古人员于坑内填土60厘米的下层，发现了平行放置的密集的象牙层。从断面分析，象牙达八层之多，最长者近1.5米。由于象牙的质地较为独特，三千多年前的象牙出土极少，而象牙的保护在中国尚无成功的经验。20世纪30年代，以李济为代表的第一代考古学者，曾在安阳殷墟出土了数十件象牙、象骨，以及雕镂精巧的象牙礼器和占卜用的象骨。这是此类文物在中国首次科学的考古发现。后来在福建闽侯昙石山遗址、浙江吴兴邱城新石器时代遗址下层、河姆渡文化遗址、山东大汶口遗址、上海青浦遗址的崧泽文化遗存、河南淅川下王岗仰韶文化一期遗址以及四川巫山大溪文化遗址中，都曾发现过象骨、象牙和用象牙雕刻的饰品。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这些象牙、象骨出土后大多数惨遭毁损，使后人难窥真颜了。

作者在现场看到，金沙遗址下层出土器物，坑壁上成捆的象牙显露出来

在1986年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中，考古人员曾于一号祭祀坑出土象牙13根（节），二号祭祀坑出土了象牙60根（节）。从当时的发掘情况看，象牙在坑中是覆盖在玉器和青铜器之上，处在最上层的位置。根据陈德安与陈显丹对发掘现场的观察和分析，被埋藏的象牙均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焚烧，部分象臼齿后来经科学鉴定属亚洲象种。如此成批成根（节）的象牙出土，在中国境内是极其罕见的。同历次发现象牙的遭遇一样，仍然是由于条件所限和事发突然，三星堆出土的象牙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和保护，从而成为无法弥补的遗憾。意想不到的是，就在三星堆发掘的十几年之后，在金沙又有大批象牙出土，并且数量如此之巨。这不能不引起考古人员的高度警觉和重视。在一时找不到较好的保护方法的情况下，出于对文物负责和预防因保护不力而遭到破坏的考虑，在发现发掘之初，成都市考古研究所所长王毅得知消息后，果断下令暂停对象牙坑的发掘，已经发掘的部分立即回填保护，并着手研究整体提取的可能性。按考古人员的设想，此次提取、保护如能成功，一个以象牙为主的保持原始形状（不是复制品）的祭祀坑，将展示在世人的面前，在了却历代此类考古发掘中的遗憾的同时，也将成为金沙遗址的一大亮点。

金少遗址出土的不同年龄段和形状的象牙

出土的象牙

就在此坑回填的两个月后，在相距三米的地方又发现了一个象牙祭祀坑。此坑平面形状大致为长方形，长2.5米，宽l米，高1.3米。大量的象牙采用平地掩埋的方式，被叠压于第十一层文化堆积之下。面对象牙的再次出土面世，考古人员意识到这类器物以后可能还会不断地发现，总是采取用土回填的办法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必须尽可能地想方设法予以提取出来，以便为后来更多的发现提供可仿效的经验。为了将这批象牙完整地取出和保存下来，在发掘之前，所长王毅委托几名考古人员和文物保护方面的专家进行沟通、研究，并获得了几个看似可行的方案。由于成都平原地下水位较高，象牙又大多埋藏于距地面近四米的地下，常年被地下水浸泡，含水量极高，文物的强度极低，一旦失水太快，像众多出土的漆木器一样，很快就会开裂变形，原来光滑坚硬的表层随之脱落，直至变得像一块烂树皮一样一拿即碎，无法长期存留。从文物保护专家处得知，象牙和漆器的提取与保护具有同样的道理，最主要的就是要解决文物本身强度过低和失水过快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发掘人员首先在坑的上方搭设了一个简易的发掘棚，避免太阳光径直射入坑内。同时在发掘过程中不断用湿毛巾擦拭，发掘完毕后又用保鲜膜贴于象牙表面，这样就保证了在发掘过程中象牙不会因为失水太快而开裂，并造成质地光滑的象牙表层脱落。为解决象牙强度低和在提取的过程中象牙发生断裂的弱点，考古人员采用了石膏加固的办法，首先将象牙与下部的泥土全部脱离，重新做象牙的支撑点，避免在提取象牙时，泥土与象牙的黏结力把象牙拉裂。此后再用绑带对保存较差的部分进行加固，考虑到石膏凝固时要大量吸收水分，为防止石膏对象牙内水分的吸收，在倒入石膏前还要在象牙体外加一层塑料薄膜再次覆盖。当这一切完成之后方能倒入石膏。待石膏凝固后，用绑带将象牙和石膏固定在一起，进行整体搬运。这样就借用了石膏凝固后强度高的特点将象牙无损地搬运出坑外。

当象牙被整体运回室内后，将每根外围的泥土清理干净，再进行必要的修复。最后将象牙放入已做好的专柜中，取出石膏模板，加入一种透明的高分子材料进行封存。至此，一根完整的象牙就展示在人们的面前了。在这个祭祀坑中，共出土象牙十五根、象牙器十二件、镶嵌玉片的漆器和木胎虎头漆器各一件。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这批象牙埋在地下越几千年，但基本保持了原来的风貌。每根的长度都达到了1.5米以上，最长的一根长1.85米——这是金沙遗址已发掘的祭祀坑中最大的象牙，堪称象牙之王。经初步鉴定，象牙的来源同三星堆出土的一样，均系亚洲象种。当然，考古人员在对外宣布这一成果时，特别做了说明。那就是自己所做的这一切，仅仅是对象牙的一种临时保护措施，不是象牙的永久保护方案，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继续做下去，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象牙的保护问题。为了这个目标，成都市考古研究所决定，不但与国内外的文物保护专家进行合作研究，寻求更好的象牙保护方案，还与四川大学、成都有机硅研究所等自然科学单位合作，成立象牙保护研究课题，力争让这一全世界罕见的距今三千多年前的数百根象牙能永久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早在三星堆祭祀坑发掘之时，一号坑内除发现象牙外，还发现了很多大型动物的骨骼。有学者经过观察和科学鉴定，认为是大象的遗骸。既然在祭祀坑内有遗骸埋藏，那就证明应是活着的大象在附近被宰杀后埋藏的。否则，不太可能专程从很远的地方运一批大象的排骨或大腿到三星堆来掩埋。如果是单纯的象牙则有可能，因为象牙的价值和一堆排骨的价值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既然如此，新问题就相应地出现了，即这些大象是在哪里生长的？又是从哪个地方来到三星堆古城的？从可查考的文献来看，川西平原并无象群生长繁衍的详细记载。因而有研究者认为，三星堆祭祀坑所埋的象牙、象骨，是“热带丛林文化的赠礼”，是古蜀人历经千山万水，沿南方丝绸之路从印度和孟加拉国等地贩运而来的大象在附近宰杀的结果。这个说法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赞成，曾流行一时。只是后来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种时髦的推论才变得有点陈腐和难以自圆其说。

考古发现证明，在商代以前，中国大陆就有大范围的象群活动区域，直到春秋战国时期，长江流域仍有大象生存。所以三星堆和后来的金沙遗址所出象牙或象骨，极有可能出自本地。关于大象在这一时期的活动情况，文献也有一些零零碎碎的记载：

憬彼淮夷，来献其琛，无龟。象齿，大赂南金。

（《诗经·鲁颂·泮水》）

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尽乎？

（《国语·楚语》）

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

（《山海经·海内南经》）

又东三百里曰岷山，江水出焉……其兽多犀，象，多夔牛。

（《山海经·中山经》）

从文献和考古材料两方面结合可以证明，在春秋战国之前，长江流域的生态和气候条件都适宜于大象的生存。不然，大象耕田的传说，怎么会得以代代流传？河南省简称豫，又何以得名？中国的象牙制品品种繁多，做工精细，用途广泛，在世界享有盛誉。从象尊、象邸、象笏、象车、象管、象床，一直到象牙筷，可以说应有尽有，如果没有原料，或原料来源过于遥远，何以会产出如此之多的象牙制品？

广汉学者刘少匆曾针对三星堆出土象牙的产地问题做过专题研究，认为大象是土生土长的，就产自成都平原，而商周时期的黄河流域也盛产大象。至于后来在中国北部消失的原因，主要是生态环境变化之故。因为大象的生存，需要有茂密的阔叶林和鲜嫩的草本植物。同时，气候也要暑热和潮湿。所以《大唐西域记》里说：“地惟暑湿，偏宜象住。”中原地区森林的日渐稀少，使气候变得干燥，丧失了大象的生存条件。所以，象群就朝南方迁徙。《尔雅·释地》说：“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因而后来所称的象郡、象州，名副其实。《山海经·海内经》曾有这样的说法：“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这个记载就是现在人们看到的西双版纳的景色。西双版纳现在仍有大象生存，焉知当时的都广之野无象？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草木所聚”“冬夏不死”是大象生存的必要条件。而“爰有百兽，相群爰处”，虽是一种泛指，但川西有虎、豹、犀等大兽，何以能没有适应此生存条件的大象？要知道，这里正是“地惟暑湿，偏宜象住”的地方。

从间接方面看，古人的祭祀活动，必定与自己的生存环境有密切的联系。献给神祇和祖先的祭品，一般都是自己身边之物。雄鸡鸟头如此，尊彝壶卣如此，陶俑陶马也是如此。非洲人以鳄鱼为长寿吉祥，是因为那里河流里的鳄鱼特别多。印尼以椰苗赐福，是因为印尼到处都遍布着高耸入云的椰树。如果象牙只是象征财富而埋入祭器坑的，那么三星堆第一坑的象骨和金沙几十个祭祀坑的象牙又当做何解释？

也许有人会提出，成都平原倘若真有大象，为何文献资料没有提及，以前地下也出土不多？其实，古文献资料对蜀地的叙述，从来都很简略，因为这里本是“蛮夷之地”。而出土不多不等于没有出土。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和金沙遗址不是已经大规模出土了吗？而无论是三星堆还是金沙，真正的考古发掘还远远没有结束，也许更大规模的象牙、象骨就深埋在人们平时最不留意的地方。再者，川西古象化石已有多处发现，仅广汉就有两处。至于大象以后为何消失了，原因很简单。大面积的农业开发，必然要毁坏林木茂草，这样就断了大象的生路。它们只得往南逃窜，最后到了滇南的热带和亚热带雨林，这才定居下来，其情形当发生在杜宇为王的时代。所以，自开明之后，尽管文献记录多了起来，却没有川西有大象的记载。

刘少匆最后认为，退一万步说，蜀地无象，祭祀祖先需以象为祭品，荆州、滇、桂都有象群，大可不必舍近求远，到万里之外的印度和孟加拉国去购买。何况，即便已有南方丝绸之路，其交通工具也只能是人背马驮。从印度到三星堆，一路要历尽千难万险，倘遇高山险流，得过湘竹索桥，几千斤重的大家伙，没有汽车、大船，它们又怎么“飞越天堑”？所以，无论是三星堆的象还是金沙遗址的象，自遥远的印度之说论据并不可靠。岷山多犀、象，应该是更符合古时川西地区的地理环境的。

就在学者们围绕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出土象牙、象骨的来源与产地问题争论不休之时，关于两个遗址内所出象牙的功用问题又被好事者提了出来。有的学者认为是一种巫术作用，是作为“厌胜”的灵物而埋入土中的。也有人认为是奉献给神灵享用的祭品，用于祭天大祭。两种说法各有长短，一时难分伯仲。但有一个现象却引起了争论双方的注意，即在金沙遗址发掘区的东北部，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比较特别的土坑，此坑坑口在第六层文化堆积之下，平面形状大致为长方形，长1.5米，宽1米，高0.2米，面积约1.5平方米。堆积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七根象牙，下层为十六件玉器。其中一件玉璋上雕刻有四组对称的肩扛象牙的跪坐人像。这件玉璋的出土对于研究古蜀人如何用象牙进行祭祀活动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也为解释三星堆与金沙遗址为什么有如此众多的象牙找到了依据。

除了数量众多的象牙外，金沙遗址在祭祀区的北部，还发现了大量的獠牙、鹿角祭祀遗存。在面积近五百平方米的地层下，出土了野猪獠牙一千余枚，鹿角数百支，并有少量象牙、玉器、美石、陶器等同时出土。当然，这个数量，只是整个金沙遗址的一少部分，还有一大片已探知的鹿角和野猪獠牙堆积区尚未发掘。另一方面，已发掘部分也仅仅是清理出土的部分，其余的正在紧张的清理之中。

在一个祭祀区有如此众多的鹿角和野猪獠牙被掩埋入地下，到底有何用途，这是考古人员必须解决的问题。经过分析判断，首先认定大量的鹿角和野猪獠牙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与珍贵的象牙、玉器、石器以及精美的砾石等共同堆积在一起。按照以往的习俗，古代玉石器、象牙和美石等，都是作为祭祀用品来掩埋的。如果鹿角和野猪獠牙不是同类的祭祀用品而是另类废弃物的话，不可能只有鹿角和獠牙，而没有其他动物以及野猪和鹿的其他部位的骨头。这些玉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也不可能与之同时废弃。为此，朱章义、张擎等考古人员专门请这一方面的有关科技工作者对鹿角和野猪獠牙进行了鉴定。在鉴定过程中，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引起了考古人员与科技人员的注意。这就是所有的野猪獠牙均是下犬齿，没有一件上犬齿。按一般常识论，一头野猪应有四只獠牙，上犬齿与下犬齿各二。而金沙遗址祭祀区的这批獠牙只有下犬齿，而独缺上犬齿。这种情形显然是在摆放埋藏前，经祭祀者有意选择的。成都市考古所所长王毅率考古人员，对鹿角和野猪獠牙的出土情况做了仔细分析，认为堆积似无规律，投放也非常零乱。如果换一个角度思考，或许这本身可能就是规律，它首先违背了每类物品相对集中的规律，是古蜀人有意而为之。在金沙遗址的其他发掘区域内基本不见这类堆积。这就进一步说明它是祭祀遗存。众所周知的是，野猪是一种十分凶猛的动物，獠牙最具特征，在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的许多器物上都用獠牙进行装饰。如良渚文化玉琮上的神面纹、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动物图案等等，均说明獠牙和鹿角一样都有驱邪的作用。而金沙遗址的这一堆积文化层，自然和宗教礼仪有关，应是一个特殊的祭祀遗存。为了让这一世界罕见的文化遗产以原始状态展示于世人，考古人员在发掘过程中没有将野猪獠牙、鹿角取出，而是按原址保护要求做了力所能及的保护，以让前来考察的不同专业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多方位观察和研究，以便从这一珍贵遗存中获得更多的信息，为学术的研究和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