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4月4日，成都西郊金沙村发现了大型古蜀文化遗赴——金沙遗址。自金沙遗址发现的消息公布之后，所展开的大规模发掘仍在继续。随着地下文物的不断出土，遗址的文化内涵以及与三星堆遗址的关系，也越来越清晰明亮。林向等考古学家的预言与推断，也在一点点地得到证实。

自2001年下半年开始，成都市考古所的考古人员，又对出土玉石器、铜器、象牙等器物的地点进行了普遍调查。与此同时，考古队还集中精力，对遗址范围内的摸底河南侧金沙村一带、原中房集团即将进行挖坑盖房的所谓“梅苑”“兰苑”“体育公园”等工地进行了文物勘探与考古发掘。并对摸底河北侧的黄忠村、龙咀村周围，及沿河地带进行了大规模考古钻探、文物勘探和考古发掘。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到2003年9月，考古人员进行文物勘探的工地达66个，共分布探沟一千七百余条，钻孔五千余个，布置5米×5米的探方两千二百余个，发现各类遗迹单位近三千个，商周时期文化堆积面积近三十五万平方米。基本弄清了遗址的大型建筑基址区、祭祀区、一般居住区、墓地等几大功能分布区，对遗址的性质、时代等也有了一定了解。从发掘钻探中可知，整个金沙遗址面积在五千平方米以上。经成都市考古研究所与当地政府部门及开发商共同协商，对发现遗迹的区域划定了保护范围。

媒体对金沙遗址的报道

金沙遗址发掘现场（作者摄）

从考古人员勘探和考古发掘的阶段性成果看出，金沙遗址有着严格的布局结构。遗址的东部是宗教仪式活动区；遗址的中南部是居住活动场所；遗址的中部则是住居区和墓地；遗址的北部，是先后进行过两次大规模发掘的黄忠遗址，其主体遗存的时代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据考古人员推断应是金沙遗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金沙遗址几十个探方同时开挖，据作者了解，发掘者主要是清理表面的小墓，真正的商代遗址还在地层之下

发掘成果表明，遗址内文化现象极其丰富，共发现房址、窑址、灰坑、墓葬等近千座。其中有十余座房址长度在20米以上，最大的一座6号房址长度为54.8米，面积达到了五百多平方米。这些大型的建筑布局都遵循一定的规律。据考古人员分析可能属于同一组建筑，而这组建筑极有可能就是金沙遗址宫殿区的一部分。无独有偶的是，这一地区的位置分布，和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与内城宫殿区的分布格局完全一致。发掘人员由此推断，这可能是一处与三星堆遗址性质相同的大型的商周时期蜀文化中心区域，是三星堆古城毁弃之后古蜀国的又一都邑所在。

从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数量来看，可谓数目众多，种类丰富。已出土金器、铜器、玉器、石器、象牙、骨器、漆器等三千多件，另外有数以万计的陶器和陶片。其中仅出土的金器就多达九十余件，器物种类有金面具、金冠带、蛙形金箔、太阳神鸟金箔、鸟首鱼身金箔、金喇叭形器、金盒形器、鱼形金饰及大量金器残片等。在这些出土物中，以金冠带、太阳神鸟金饰、金面具最具特色和文化价值，器物制作工艺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堪称同时期金器加工工艺的经典之作。

修复后的金冠带

最令人注目的金冠带为一圆圈形，直径约五十九厘米、宽约四厘米、厚0.02厘米。此器物表面錾刻四组图案，以其中的一人面纹为中心，分布两侧的图案完全对称。每组图案由一鸟、一鱼、一箭和人头图案组成，纹饰构图简洁，主要使用錾刻技术，间或采用了刻划工艺。考古人员发现，金带上的图案和錾刻工艺，与三星堆遗址一号坑出土的金杖上的图案几乎完全相同，因而可进一步说明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的关系极其密切，属于一个连续的文化系统。为此，成都市文物考古所所长王毅通过研究对比后，曾明确对外宣称：“这条金冠带不是一般的装饰物，它肯定是当时此地最高统治者戴在头上，象征着特殊权力和地位的装饰物。金带上的花纹也不是普通的图纹，而是这个民族或统治阶层的特殊徽记，具有特殊含义，并非一般人可以使用。这种花纹在其他的考古发掘中极少发现。金冠带上的鱼、鸟纹饰与三星堆遗址最高权力的象征——金杖的图纹惊人地相似，这几乎可以肯定金沙遗址的主人与三星堆的统治者一样，同属于蜀王，而不是隶属于三星堆统治者的藩王。而两种文化也同属一个文化系统，并且两个遗址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特殊的联系。尽管具体联系的情况一时尚难以确定，但可以初步推断这个遗址的主人肯定是古蜀国的最高统治者之一，与三星堆的统治者地位相当。”至于这条堪称绝品的金冠带出土的具体情形，据当时发掘的考古人员张擎事后回忆说：“金冠带的出土使我们激动不已，但也让我们深感后怕，因为这条金带出自雨水管道的回填土中。要知道这些回填土是挖掘机从沟中挖出，又堆放在人来人往的露天，待管道修好后，再由人工进行回填夯筑。我们就是从杂乱的回填土中发现了它。现在想来，这件宝物没有在中间的流动过程中被不法分子趁火打劫，能完整地保存下来，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呵。”斯言甚是。

太阳神鸟金箔

遗址内出土的另一件堪称神品的金器——太阳神鸟金箔，器身为圆形薄片，空心部分是图案，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厚仅0.02厘米，重20克。从外形上看，与现代剪纸工艺制出的物品极为相似。据器物的发掘者朱章义、张擎等考古学家的研究，认为中心镂空的圆形代表太阳，其外侧十二道弧形代表太阳的光芒，整个器物形象地表现了运行中的太阳特征。在器物外缘与十二道太阳光芒之间又镂空出四只飞鸟。鸟的形制相同，均引颈伸腿，首足相接，张开的喙微微下钩，逆时针同向飞行。中心的太阳及光芒和周边的四只鸟，共同组成了一个圆形的极具动感的图案。其构思新颖，极富现代气息，在商周时期出土的文物中属于极其罕见的神品，达到了同时期工艺技术的顶峰。

关于这件器物所代表的文化内涵，学术界基本倾向于“太阳崇拜”说。远古时期的人类对太阳的东起西落，还没有像现代人这样具有科学认识。他们看到能在天空中飞翔的只有鸟。因此，他们认为太阳的东起西落，是鸟背负着，在天空中飞行，而且由一只鸟来背负着又大又热的太阳飞来飞去，一定感到很累。所以想象中应有多只鸟轮换着背负才比较合理，于是便有了白天和黑夜。在《山海经·大荒东经》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汤谷上有扶木，其叶如芥，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通过这个记载可知这件器物表明了古蜀人对太阳的认识和崇拜。

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琮

金沙遗址出土的铜器均为小型器物，大多不能独立成器。据考古人员分析判断，应是大型铜器的附件。而在发掘中发现的少量铜尊圈足残片和大型铜异形器残片，则暗示着在未来的发掘中极有可能出土大型青铜器。此次出土的器物主要有铜立人像、铜牛首形饰、铜戈等。其中青铜立人像高约二十厘米，重641克。人体立于座上，头戴有十三道光芒的太阳帽，长辫及腰，脸形瘦弱，两耳有穿孔，双手握于胸前，手腕上戴一铜饰物，腰系带，内插一物。其造型特征与人物形象和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大型青铜立人像极其相似。这一鲜明特征再度反映了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在文化脉络上惊人的一致性。

除金器与青铜器外，金沙遗址出土玉器一千余件。这在所有出土文物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出玉器不仅数量多，种类丰富，而且制作工艺十分高超，普遍具有色泽温润、质地坚硬、美观、持久、稀少之特点。主要器类有玉琮、玉璧形器、玉璋、玉戈等，尤以十节玉琮、玉璋、玉人面等最有代表性。这批玉器表面色泽艳丽，呈现出红、紫、褐、黑、白等多种颜色，极富层次变化，打磨极其细腻规整，表面异常光洁，堪称玉器中的极品。令考古人员格外注意的是，有几件玉琮在出土时，射孔中均填满了沙子。在太阳的光照下，沙子金光闪闪，异常明亮。考古人员联想到“金沙”的得名或许就是因为古河道中有沙金的缘故吧。

最令发掘者难以忘怀的是2001年2月12日上午。那天，天气阴沉沉的似要下雨。考古人员张擎手拿微型摄像机正在聚精会神地拍摄发掘人员从散土中清理翻查出来的文物。9时30分左右，一位技工突然对张擎喊道：“来，来，快来这里拍一下，我发现了一件宝贝呢！”张擎闻声立即赶过去，只见这位技工手拿一件东西，正轻轻抹去上面的泥土。仔细一打量，原是一件青色的大号玉琮。张擎见状大惊，急忙对正在现场检查工作的成都市考古所所长王毅喊道：“王所长，快过来，不得了了，这里发现宝贝了！”王毅闻听急奔而来，从技工手中小心谨慎地接过玉琮一看，脸上立即露出惊喜之色。他捧在手中一边观察一边情不自禁地说道：“旷世珍品，旷世珍品呵！”赞叹声中，众考古人员纷纷围了上来，共同目睹这件宝器的旷世风采。

只见这件青色的玉器为十节玉琮，高约二十二厘米，重1358克，青色，上下共分十节，外方内圆，上大下小。全器上共雕刻出四十个神人面，每一个人面均雕刻出冠饰、眼睛和嘴，冠饰和嘴上还雕刻有比发丝还细的微雕。这件器物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玉琮十分相似，但也有一定的不同之处。从整体上看，良渚玉琮有粗犷之感，一般内壁较为粗糙，打磨不精。而这件玉琮却精雕细刻，内壁打磨十分光滑，看上去比较内敛。特别令考古人员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著名的良渚文化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一个新石器时代文化，而金沙遗址则是位于长江上游的一个商周时期遗址，两者之间的时间差异达1500-2000年左右，在地理位置上也相隔数千公里。如此大的时间、距离之差，其中间的文化传承关系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颇令人费解。据王毅、朱章义、张擎等考古人员后来考证，这件器物的制作者可能不是金沙遗址的古蜀人，而是良渚文化的先民。也就是说，这件器物在商周时期已经是一件拥有一千多年历史的文物了。至于这件器物是如何历经一千多年而保存下来，又是如何辗转数千公里而流传到成都平原，并经古蜀人之手埋藏于金沙遗址之中，则成了一个难解的谜团。

出土的石虎

金沙遗址出土的石蛇

出土的石人

同三星堆遗址有所差别的是，在发现大量精美玉器的同时，金沙遗址还发现了近七百件形态各异、用途不同的石器。其品种主要有璋、璧、虎、蛇、龟、跪坐人像等。据发掘人员研究，这些器物大多已不具有实用性，而与祭祀宗教活动密切相关。尤其是跪坐人像和动物形石刻圆雕作品，造型优美，栩栩如生，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较早、制作最为精美并和祭祀活动有关联的石雕艺术品。其中几件跪坐人像，高15-25厘米不等，总体形象是头发中分，长辫及腰，双手反缚并有绳索捆绑。两耳穿孔，嘴部和眼眶涂抹鲜艳的朱砂，如同现代女性一样吊耳环、涂口红，表情各异。据分析推断可能是奴隶或战俘的象征。令考古人员大感兴趣的是，这几件跪坐人像均出土于金沙遗址的祭祀区，并和玉器、铜器等一起出土，说明它们同样是作为祭品被埋于地下的。这一祭祀的形式，又可说明成都平原已具有了高度的文化和文明程度。而同一时期，中原地区商周王朝的国王和贵族们杀人祭祀还是一种普遍现象。这在甲骨文中有很多的记载，考古发掘中也发现大量的实物。二者的文化差异如此之大，是学术界在此之前所未曾想到的。

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璧与石璋等器物

就整个金沙遗址的发掘而言，除发现各种大小不一的器物外，更重要的是发现了远古时代的建筑遗存。其中在位于摸底河北岸的黄忠村“三和花园”工地内，一次性发现了17座大型房屋建筑基址。房址均为木（竹）骨泥墙式建筑，多数为长方形排房。这些排房在建造时，一般是先开挖墙基，再做其他各部件的安置。墙体多采用木骨泥墙或加立柱的方法。由于时代过于久远，晚期破坏比较严重，发掘时墙体和地面均已不存，仅有墙基槽和柱洞尚依稀可辨。那些被埋在黄土之下数米，开口都在第五文化层之下的六座房址，布局较有规律，均为大型排房建筑。虽然因发掘场地限制，有三座房址未能发掘完毕，但可以肯定这六座房址为同时规划和修建的一组建筑。这一组建筑基址的发掘总面积在一千平方米以上，是西南地区所发现的最大的一组建筑群。从几十年的考古情况看，以木骨泥墙为主体的宫殿式建筑基址在西南地区极少发现。据发掘者推断，这种成组的大型排房建筑绝非一般平民所能拥有，只有古蜀国最高统治阶层才有能力组织人力、物力来修建这一工程浩大的建筑物。结合金沙村出土的大量同时期祭祀用品和专用祭祀场所分析，这一组建筑基址很可能是金沙遗址的中心宫殿区，也就是当年古蜀国的国王临朝听政、发号施令，以及群臣集会的国之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