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胡昌钰的“灭亡说”之后，1955年生于四川，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后到日本为日人投资兴办京瓷株式会社做买办的徐朝龙，挟东洋之学以自重，又在这场众说纷纭的大论战中，毫不客气地提出了又一推断：

徐氏文章影印件

1986年，广汉三星堆遗址两个器物坑刚刚发现而发掘工作正在进行之时，尽管还没有进行任何科学的研究，也不知道根据什么，从新闻报道方面就已经在大肆使用着“大型祭祀坑”这一定义了。当初也曾出现过一些不同意见（如认为是“窖藏”或认为“厌胜”“宗庙犁庭扫穴的遗物”等），但很快就被淹没在“祭祀坑”说的潮流中。自那时以来，绝大多数议论都是以“祭祀坑”这一超前定义为前提进行的。

日子一长，新发现的兴奋有所降温，出土资料的面貌日渐清楚，从而使人们可以有机会冷静思考一下问题的所在。在接触大量资料（包括观察实物资料）以后，我认为：在“祭祀坑”的性质问题上，有些看法恐怕未必没有一个“当事者迷，旁观者清”的问题。

在这里，我只想以一个在国外研究者的角度就“祭祀坑”的问题以及与之有关的三星堆和“鱼凫”以及“杜宇”的关系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首先，从陈德安、陈显丹撰写的报告来看，定性为“祭祀坑”的理由显然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顺便说一句，在“一号祭祀坑”的报告中甚至连断定的理由也不做任何交代，从标题上就直截了当地使用起“祭祀坑”这个词来）。“二陈”之说基本理由可以简单归纳如下：

1.在“祭祀坑”附近没有发现墓葬，故不是陪葬坑。

2.杜宇和开明之间的政权变更没有发生过“犁庭扫穴”的剧烈事件，而且遗物投放有目的、规律而非任意的。

3.出土遗物都应是祭祀用品，边璋图案在古书记载中是祭山用物。所以，可以证实两坑为祭祀遗迹。

很明显，仅仅用上述这些简单的理由就来断定如此重大的遗迹的性质未免有草率之嫌。这且不去说，在考虑将两坑定性为“祭祀坑”时，以下一些常识性的问题恐怕是很难视而不顾的。

1.在古代，祭祀活动是“国之大事”，当然不会是某年某日突然想起来才进行的，而必然是作为文化传统中最重要的一环世世代代经常并持久地开展下去的。那么，这样看来，如果像三星堆“祭祀坑”所见，仅仅两次“祭祀”活动，就把包括金“王杖”、金人面、青铜人像、青铜神树、玉器、海贝（钱币？）、象牙等如此巨量的社会最高财富投入进去，即便设想三星堆的青铜器时代持续了一千年左右（从二期末起算），那么，在此期间蜀人们曾举行过多少祭祀？这些祭祀需要耗费多少社会财富？按照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能否承担得起如此巨大的耗费？

2.在主要生产工具还是石器的生产条件下，要生产如此大量的青铜器（逾吨！）和玉器（百余件），除了巨大的人力、财力外，无疑还需要花费相当长的周期。如果它们仅仅是为了一两次祭祀而生产的，那么，是否只有设想这些祭祀是在很多年前就计划安排好了，然后为了实现它，整个三星堆的蜀人们不惜倾其鼎盛时期的“综合国力”，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去制造那些贵重的祭祀物，而主要目的不过在于制作好后便将它们砸碎、烧毁埋葬掉而已。我认为，无论是蜀国先民们对神灵有多么虔敬，这样荒唐的“祭祀”恐怕绝非是他们实际生活所能承担的。

3.在出土的遗物中，礼器占了多数的现象似乎是二陈主张“祭祀坑”最主要的理由。然而，我们知道礼器在中原地区多是为“子子孙孙永保用”而传之后世或者随死者埋入墓里，而像三星堆那样“祭祀”后将礼器全部砸碎烧毁，然后集中埋在一起的情况极其罕见。中原地区礼器主要是作为随葬品见于墓葬，而祭祀坑中常见的是牲口或奴隶，这样的传统到春秋时期也没有变化。这就是我们许多学者尽管在时代断定、青铜器和玉器型式甚至祭祀传统上热衷于和中原进行比较，但却拿不出中原的实例来为三星堆“祭祀坑”的断定做旁证，因而只好敷衍为“蜀地独特的祭祀”之说的原因。就拿“燎祭”来说，从来的文献材料上都是说用牲口，绝无拿珍贵的礼器等来“有意”烧、砸、埋的。在对于旨在尊畏神祇的宗教活动来看，后面这些行为是特别不好说明的。总之，礼器必然和祭祀相关也许还说得过去，但“祭祀坑说”者混淆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礼器的功用与埋它们的土坑的性质之间是没有必然联系的。要说礼器出现在土坑里，因而土坑就必然是“祭祀坑”，那么所有出土礼器的窖藏是否都只有定为祭祀坑才是呢？必须特别指出的是，“二陈”凭空弄出的这个“祭祀坑说”，其所谓“祭天”“祭地”“祭山”“迎神驱鬼”“迎敌祭祀”等种类繁多的论点，很明显都是建立在这个脆弱的假设之上的，如果该假设不能成立，则以上的诸说都将无法站住脚而成为胡说了。

4.关于进行“祭祀”者，国内学术界普遍认为是蜀国的最高统治集团，而被“祭祀”的对象有说是统治者本人，有说是蜀人们尊崇的神祇，或称“政教合一”的代表。那么，最高统治者们将自己的形象或神祇们铸造成威严巨大的青铜像让被其统治的人们朝拜从而达到威慑社会的目的尚可以理解，而自己动手把自己的偶像或自己尊崇的神祇们砸碎、烧掉并埋入土里，究竟是一种什么意味的行为呢？这恐怕是“祭祀坑说”最难以解释的问题所在。比如，“二陈”一面说以“牲礼火燎祭天”，又论“以瘗埋还生产资料于地”；在这里说蜀人“动用了大量的动物和三百多件玉石礼器、金器及尊、罍等青铜礼器（似乎有意避免去提到大量的青铜人像）”来祭祀西山，在那里又谈论“政教合一的统治人物”以及小巫师们在“驱鬼”。最后，祭祀活动又成了战胜外敌的“迎敌祭祀”活动了，而且指挥蜀人对敌人的偶像进行打击破坏以求神灵帮助的“司巫”（高大的铜人），竟然也落得一个被打碎埋入土坑的结局。也许主张者自己也觉得牵强过分，因而又设想出是蜀人为了“求得神灵的保佑或宽恕，非自我牺牲不可。因此在祭祀礼仪中制造出若干替身代己，但其中也不排除是他们仇视的人或鬼神以及战俘的偶像”，这到底是什么祭祀？谁在祭祀谁？这种解释曲折而多变，让人不得要领。

5.为了和“祭祀”沾上边，众多的青铜人头像还被认为是“人祭”的代替。可是我们知道，在当时先进的中原地区商王朝还在大量地使用人殉，而在社会发展明显落后的四川地区却居然如此文明起来，竟然不惜花费精力、财力使用昂贵豪华的青铜人像来替代那些奴隶，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另据说“祭祀坑”里出土了大量被烧过的所谓“动物骨渣”，但至今没有见到详细的分析报告。

也许因为这些骨渣都被砸碎而难以进行辨认。但像如此关键的考古材料仅仅凭现场的一次肉眼观察就做出定性未免太草率。而且“二陈”根据骨渣多数颜色发白就断言那些动物是被放血后才“燔祭”的，并和“血（灌）祭”也挂起钩来。以常识而论，任何血肉之躯无论放血与否骨头一经火化皆会呈白色或灰黑色。当然“二陈”的主要目的明显在于要旁证两坑为“祭祀坑”。关于这一问题，我倒是对林向先生的“骨渣里可能有人？！”的质疑颇感思路犀利。

6.再从青铜人像来看，高大的铜人、神树等自不必说，人头面具、车轮形器、大眼睛铜片、龙柱等皆附有加工非常精致的用于吊装的孔眼或部件，而且多是经过细心剔锉修整的，那似乎表明它们并不是仅仅为一次性使用而生产出来的。又从其制作精细造型威严并讲究视觉效果来看，可以设想它们是曾被陈设在某一特定的神圣场所，供人们长期顶礼膜拜的。很有可能它们在被砸碎、烧毁投入坑内以前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至于坑中发现泥芯和少量铜渣并不能说明这些青铜器就是为“举行仪式时在现场使用”而“临时就地铸造”的。熟悉青铜器铸造的人就知道有些泥芯往往会留在器物胎内。而“祭祀坑”中的器物多被砸碎，因而泥芯破土残留于坑内是非常自然的。至于铜渣，既然如报告所说有许多青铜器已经被烧毁了，产生了铜渣也不足为怪。

除以上六点疑问和我做出的新的解释外，不妨回过头来，再看看“二陈”对“祭祀坑”的定性理由。

第一，说附近没有墓葬，因而不会是陪葬坑，这有可能。但要说不是陪葬坑就一定是“祭祀坑”，则未免武断。它为什么就绝对不能是“祭祀坑”以外的其他行为的结果呢？按此说法的理论类推，中原商、周的祭祀坑都是和宗庙建筑一起发现的，那么三星堆“祭祀坑”附近没有发现宗庙，何以决定其是祭祀遗迹呢？很显然，仅仅凭两坑周围没有发现墓葬就主张是“祭祀坑”是不能成立的。

第二，把“杜宇让位于开明”，看作“仅仅意味着政权的变更”，而似乎没有发生将宗庙彻底“犁庭扫穴”的剧烈事件。在没有任何科学研究结果的情况下，就开始用“和平禅让”的神话传说来指导和修正考古学的现象，这是有失严谨的。况且还没有任何材料可以确切证明“祭祀坑”就是杜宇的。为了主张两个坑是“祭祀坑”，此说视青铜器和玉器几乎都被砸碎且不少残缺不全的事实于不顾，而将器物投放时有顺序有规律的做法，强调为进行“祭祀”的证明。事实上，即便是“窖藏”或者是“犁庭扫穴”的结果，投放的器物也未见得就总不摆好（况且实际上两坑内的遗物绝对说不上是很有顺序，而不过是扔下去时种类有先后而已）。尤其是绝大多数遗物是在埋入以前就被砸坏了的，在此强调放入坑里有秩序与否似乎没有任何意义。很显然，器物的投放有无顺序和规律是没有必要硬和“祭祀”拉在一起的。

第三个理由是，礼器较多，故必为祭祀。如上面所述，这种论断造成了很大的偏向，忽视了器物本身的用途与土坑的性质之间本来是没有必然联系的。礼器多是事实，但礼器大量砸碎、烧毁并集中埋葬的现象作为祭祀活动遗迹则非常罕见。《周礼·鸡人》说：“凡国之玉镇大宝器藏焉。若有大祭大丧，则出而陈之。”《春官·天府》上此句后还有“既事，藏之”之句。即在祭祀时将礼器拿出来陈列，祭祀结束后便藏起来以备再用，而没有说要将它们砸碎、烧毁，然后再埋掉。“祭祀坑”说从遗物有被火烧过的痕迹再联系文献，估计当时应该有“燔祭”“瘗埋”等祭祀活动，于是断定“祭祀坑”正是“一次重大综合祭祀活动的遗迹”，却对从未见诸文献的砸毁、破坏现象视而不顾。至于牙璋，《周礼》上也只是说“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赠宾客”，根本没有说要砸毁、烧毁，然后埋掉。牙璋上有蜀人插璋祭山的图案怎见得就可以证明那两个坑就是“祭祀坑”呢？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为了附会“祭祀坑”的说法，有关三星堆两个出土青铜器、玉器的土坑的解释，被发掘者“二陈”发挥到了一个远远超越常识的地步。遗憾的是，对以上我所指出的如此多而明显的矛盾现象，似乎很少有人去指出。其实上述几种主要观点里，除了占主流的“祭祀坑”说外，其他的学说都各自包含有非常合理的成分，这正是因为那些学者们注意到了“祭祀坑”说力图否认或无视的部分。依我看来，集思广益，把这些学说中合理的成分综合起来再加以进一步论证，就可以得出一个没有牵强附会而又与历史事实相吻合的结论。

比如在青铜器方面，有关研究已经很多。在这里我只想指出的是：三星堆青铜业与中原地区之最大的不同在于其重点表现的是人物而不是器物。青铜彝器基本仿自中原，龙、虎、蛇等动物（鸟除外）也并非表现特异，而人物表现则个性极其强烈，完全游离于中原传统。因此，在器物和人物两者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三星堆青铜器作为文化构成的部分所具有的双重性格。中原风格礼器的存在，反映了对外来文化的崇尚和利用其对社会施加心理压力的意图，而地方风格的巨大人物像等，则意味着突出土著政治的权威和对稀有社会财富绝对占有的能力。我们知道，中原地区青铜器的发达一直是以器物制造为中心的。因此，以突出人物表现为主的青铜业，反映了三星堆文化有着自己一套不同于中原宗教意识和文化背景的思维方式和组织形式。

此外，三星堆的青铜器有一些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比如，发掘地层里很少出青铜器，因而看不到一个青铜业技术上的积累和渐进发达的历史。这一现象既可能反映了统治阶层对青铜器的高度垄断，也可能暗示着如此发达的青铜业的出现是具有突然性的。支持后面一种可能性的证据是：一般都认为其中原风格的器物都系本地铸造，而且其时代上限据认为都在殷墟晚期或者具有“晚商文化特征”。“祭祀坑”里出土的这些本地铸造的器物，都仿自中原地区某一个特定时期的风格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从三星堆文化的时代下限为西周前期，再结合青铜器的上限时代来看，可以说这批青铜器是“来得急，去得快”。很显然，它们的出现是有着非常特殊复杂的历史背景的。那么，这个背景是什么呢？

从当时的古蜀国与中原的关系来看，甲骨文中证明蜀和殷商基本是敌对关系，殷王朝不仅压榨蜀，还多次讨伐蜀。又据《尚书·牧誓》记载，周武王发动灭殷战争，蜀人是积极参加了的。根据青铜器在三星堆出现的时期以及在此之前三星堆没有相应发达的青铜业存在和技术积累等事实来判断，可以做这样的推测，即参加周人同盟军的“蜀”很有可能就是“鱼凫”王朝的蜀国（鸟头勺把最多的第三期后半部蜀文化达到全盛）。在殷商时期，他们得不到中原先进的技术。在摧毁殷王朝后，他们作为“战胜国之一”可能不仅分到了相当的战利品，而更重要的是还获得了不少从事青铜器铸造的技师。这些隶属殷王朝的技师们被带回四川后，在鱼凫王的命令下，利用先进的中原技术制造出了殷代晚期流行但属于西周初期的青铜礼器（尽管比较粗糙或有走形）。同时，他们还依据当地要求设计制作了具有蜀文化风格的青铜像等（蜀人在很早之前就可能拥有诸如“纵目蚕丛”之类的人物形象，以用于宗教礼仪，只不过可能是用其他材料，诸如木头之类制作的罢了）。我们知道那些青铜像（器）与中原青铜器相比，无论在技术还是在造型上，都并不复杂，对那些手艺高超的技师们来说是完全不成问题的。不过，为了弥补这些本地风格青铜制品的单调和简朴，技师们还尽量运用了中原风格的纹饰来进行装饰。在当时，先进的技术是具有政治上的意义的。拥有中原的器物和吸收一定中原礼仪诚然可以为强化统治服务，但在同时又不能让其压倒传统的政治和文化。因此，中原的青铜器技术才被用来铸造了那些形态奇特的巨大人物和鸟头。相对于中原风格的器物，其在视觉效果上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其结果让人明显感到两个系统相异文化的骤然合流。总之，遗迹本身缺乏青铜业发展线索，器物的时代特征局限以及青铜器在造型和传统上两种对照强烈风格迥异的制品共存等现象，透露了三星堆本来没有青铜器技术积累，而在特定时期引进中原技术的同时也积极进行了转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在这里，我还想提醒各位学者留意两点：唯一出现在“祭祀坑”里，而且是被“最后放置（下去）”的一套尖底盏意味着什么？“祭祀坑”的时代与三星堆文化的结束在同一个时期反映了什么问题？对这两个意味深长的问题，我可以比较自信地结合其他问题一并做出如下解释：

1.三星堆出土青铜器、玉器等遗物的土坑并不是陈德安、陈显丹所谓的什么“祭祀坑”，而是古代四川最初的大规模王朝更替的直接结果。那些宗庙重器是随鱼凫王朝的灭亡而被砸碎、烧毁后埋葬的。造成这一切的主要原因就是杜宇王朝这一新的政治势力的崛起，即鱼凫（族）并不是忽然“仙去”了，而是被杜宇族推翻，毁灭在血腥的改朝换代斗争中。鱼凫族最后的王及其宗族被杀并连同其王杖等财宝被烧毁埋葬在一号坑。他们的宗庙被捣毁，那些一度神圣不可侵犯的以祖先蚕丛为主的众神像、礼器等被搬出来打碎、烧毁后抛入随意挖的二号坑内埋掉。正如《国语·周语》所言，“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是对这场政治悲剧的绝好写照。其实，三星堆器物坑的问题说到底就是一个坑内遗物的破坏、焚烧以及掩埋等行为，是所有者自己所为，还是非所有者所为的问题。很明显，只有承认是非所有者（外来对立政治集团）所为，才能顺利地解释清“祭祀坑说”所含的种种牵强附会的部分，从而得到合乎逻辑、常识以及历史事实的结论。也就是说，所谓的三星堆“祭祀坑”应该更名为“鱼凫灭国器物坑”。杜宇族取代鱼凫王朝在早蜀文化历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而“鱼凫灭国器物坑”则是这一历史巨变的见证。

2.三星堆遗址“鱼凫灭国器物坑”的时代应在西周中期，青铜器的出现和尖底盏的存在可以证实这一点。三星堆的青铜器很可能是古蜀鱼凫王朝利用参加周武王灭殷战争后得到的战利品——青铜器铸造技师制作的。他们既仿制了中原殷晚期风格的礼器，也让技师们铸造了非常独特的青铜像、神树等为自己的政治、宗教目的服务，从而出现了造型和传统上鲜明对立的两种系列并存的罕见现象。这就是缺乏技术积累和发展的三星堆何以突然拥有发达的青铜铸造业的背景原因所在。青铜器制作于西周初期，毁坏于中期，尖底盏出现于三星堆最晚时期，这一切都为时代断定提供了根据。尖底盏本是来自杜宇族文化圈的代表器物，作为唯一的一套陶器被“最后放置”在坑里烧残的重器之上，可能是杜宇氏在埋葬蜀王鱼凫后为了镇鬼压邪庆祝胜利而举行过某种仪式（祭酒？）的证明。

3.杜宇族和鱼凫族不是什么同族关系，虽然二者似乎都与“鸟”有关，但前者在实质上从来没有和“鸟”发生过联系。他（们）之所以要“更名”为“蒲单”完全是出于治蜀政治策略上的需要。而被称为“子规”与“杜鹃”，则纯粹是因为后世人们的追认。他（们）在西周前期，曾处在以三星堆为政治中心的鱼凫王朝的统治下，西周中期取得政权。成都地区是其政治中心，以尖底器为代表的陶器群是他们最主要的文化特征。在“积百余岁”之后的春秋前期，“荆人”的开明王朝又取其天下而代之，历史再度被暴力与强权改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