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以上器物外，三星堆遗址二号坑还出土了六件直径80厘米的圆形青铜器。器形的中心是一个突起的大圆泡，似古代马车的毂，四周有五根放射状的横梁，似车轮的条辐，并与酷似轮牙的外圈相连，铜泡中央与边圈的各部位有穿孔可供钉铆。就器形而言，与商周遗址出土的车轮颇为相像。因此，在发掘之初，陈德安、陈显丹等考古学家将其定名为车形器、轮形器或干脆就唤作车轮。并初步推断，这些轮子应是嵌在木轮外的外壳，出土的六个轮子正好可以组装三辆车子，这是殷商时代的车辆首次在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发现云云。

但是，随着这几件青铜器的去锈、拼接等工作的完成，有的学者发现这几件被称作车轮的器物压根儿就不是车轮，应当有另外的解释。曾主持三星堆遗址发掘的四川大学教授林向，曾别开生面地认为这一器物应是古代的一种盾牌。

按林向的考证，商周时期的车子过去发现得不少，但限于当时的发掘水平，很难剥剔出车轮和车舆来。现在发掘技术提高了，已成功地发掘出一批车子。如殷墟几个地点的发现，浚县辛村、长安张家坡、北京琉璃河、宝鸡茹家庄等地点的发现，都是商周车舆比较有代表性的典型。如把这些车子的车轮与三星堆出土的所谓车轮比较，却发现二者大相径庭。主要表现在：

二号坑太阳形器出土情形

修复后的太阳形器

山西曲沃曲村—天马晋侯墓地车马坑（作者摄）

其一，大小悬殊。商周车轮外径一般为140厘米左右，至少在120厘米以上，最大可达146厘米，这比三星堆出土的“车轮”几乎要大一倍。即使是到了战国时期的小径车轮，如辉县琉璃阁5号车，轮径也有95厘米。按照车子行驶的规律，如轮径太小，意味着对道路平坦、舒展的条件要求更高。而就蜀地的条件，这样轮径的车子显然是无法行走的。

其二，轮辐不对。商周车轮的辐条数一般都在18-26根，商代以18根为多，后世逐渐增加。西周末、春秋初的上村岑虢国墓地一大墓中出土的车子辐条已增至28根。只有在如此密集的情况下，轮牙在受压过程中才能均匀地受力而不易损坏。三星堆出土的轮形器只有五根横梁，作为轮辐就显得过少，导致轮牙受力不均，滚动不了多长时间恐怕就会被压扁完蛋。

其三，结构不合。商周的车轮其牙、辐、毂各部件都用木制，尚未见有以铜皮整个包裹的轮子。商代车辔长度在14厘米以上，即使是西周的短型辔也长达10厘米左右，这是为了保证轮与轴套合牢固而又能旋转灵活而设。可三星堆出土的轮形器中间的铜泡虽鼓出，但要装下车轴长长的出头是绝对不够的，因无法套合，就更谈不上牢固不牢固的问题了。

其四，孤证难立。商周的车轮一般出土于两种情况，一是车马坑内出土带有轮子的车辆，或伴有车辆的零部件同时出土。二是卸下的车轮，或放于椁顶，或放于墓道内。除车轮外，必有其他车、马饰同出，如考古发掘的茹家庄一号鱼伯墓就是如此。而三星堆出土之轮形器却无其他任何车、马器相伴而出，自然要令人生疑。

除以上四点外，林向认为，对于这件器物是否是车轮的问题，还需要与整个古代巴蜀地区的文化面貌联系起来考虑。古蜀为四塞之地，高山环列，江川纵横，丘壑阻隔，交通艰险，故唐代李白称之为“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如此特殊的环境在商周时期几乎无法用车。这也就是此前为什么在巴蜀文化的遗物中一直未见有车或车器出土的原因。成都周围大型的遗址如三星堆、十二桥已发掘了几千平方米，均不见有车轮痕迹。彭县竹瓦街两个商周窖藏出土铜器四十多件，也不见有车、马器出土。而分布于四川各地的近万座各式各样的巴蜀墓葬，或出独木舟，但却仍无一件车器出土。因而可以说像中原那样重要的车马文明，在古代的巴蜀文化中是不具备的，这也是蜀地在地理环境制约下所形成的地域文化中的一个宿命。

既然三星堆出土的这件轮形器不是车轮，那又会是什么呢？林向认为：“此器的形制与其他地区商、周遗址的铜盾饰相通，很可能就是青铜盾饰。只是目前尚不好解释的是，这种圆盾太重，手执作战有困难。考虑到它是作为宗教仪式舞蹈中的陈设，这是可能的……总而言之，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轮形器是圆盾饰。它同兽面盾饰、铜舞戈与玉舞戈，都是古蜀国祭仪之一——干盾舞的器械。而那圆而隆的蜀盾，当是早期蜀文化的特征之一。”

对于林向的考证结果，广汉学者刘少匆表示不敢苟同，并列举了如下理由予以批驳。

一、两个祭器坑青铜兵器甚少，除了铜戈，并无他类，何以突然冒出一个用于战争护卫的盾牌？

二、轮形器虽未公布重量，但按实际目测，大的分量较重，小的又难以掩护身体，内圆背后，似无把手。若真的做盾牌使用，一定很不方便。

三、我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参观过一面鱼国之盾，那盾牌背后的支架已无踪影，只有正面大约七十厘米的圆状物。它中镶有青铜泡，上有饰纹，下敷漆皮。可以想象，那支架应为木结构，这盾牌才不会很重而十分实用，只是出土时支架在土中掩埋过久而腐烂。如果三星堆出土的青铜轮状物，是用来跳干盾舞的道具，一是太重而难以挥动；二是无把手难以把握，因之颇令人生疑。

除刘少匆外，对所谓车轮或盾饰两种推断的怀疑者大有人在，并认为作为车轮与盾饰都是不可能的。有考古学家通过对江苏连云港将军岩画的研究，发现三星堆出土的这件轮形器和岩画中的“天文形器”极其相似。器物本身可能代表了某种巫术的符号。它的外轮表示“天圆”，里面的条辐则是“规矩”的组合纹，也可视为立竿见影的“立竿”的最简化符号，寓意为通过立竿测影，确定规矩方圆，引申为天地宇宙四方。也有学者认为此器物是对太阳崇拜的象征，并对照古代埃及、罗马以及中国古代储存器画上的异型太阳纹加以考证对比，认为此物是“太阳”形器，而非他物。对于这一推论，四川学者胡昌钰、蔡革二人表示赞同，并认为轮形器的中间部分，也就是隆起的如同烧饼样的小圆圈可以释为太阳，所谓“车辐”可释为古籍中所说的“其华照下地”的光芒。古代的鱼凫部族向来有崇拜神鸟、凤凰和太阳的习俗。如果说以鸟或人首鸟身来象征太阳尚有一层抽象或间接的意义的话，那么，这件器物则是最具象、最直接地表现了太阳，因而这件轮形器应是鱼凫部族崇拜祖神的标志。此前学者们认为三星堆文物有大量的是反映了古蜀先民的太阳神崇拜情结，这也是最为有力的证据之一。

拥护“太阳轮”一说的学者如樊一、刘少匆，对此器产生的具体功用又进行了大胆探索研究。按樊氏的考证，这个“太阳轮”应是常设在神庙中的神器，或原本钉挂在某种物体之上，专门用于某种祭祀仪式，并作为一种象征接受人们顶礼膜拜的太阳神祇。刘少匆则认为，象征太阳的轮形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古蜀人的天文历法。根据前些年学术界流行的蜀夏同源的理论，古蜀人使用的历法当是夏历，而著名的《山海经》中已有十月、十二月和岁的记载，可以作为一个旁证证明当时确是以干支纪年的。如果三星堆出土的轮形器象征太阳，以此推论，其轮辐应为六根，隔挡也应该是六个空间，以此来象征单月和双月的历数。但这件器物却只有五根轮辐，与想象中的六根不合。对于此点，是否可认为古蜀人使用过十月历？据当代最伟大的少数民族天文历法学家陈久金的研究，古彝人确曾使用过一种特殊的历法——十月太阳历，并在彝文古籍《祖神源流》中多次提到“一年十个月，一月三十六，一年三百六”和“一年分两截，两截共四季”等语。也就是说这种历法的一个月为三十六天，一旬是十二天，一年为三百六十天，余下五至六天作为年节，合起来一年正好相当于夏历的三百六十五天。三星堆出土的轮形器与古彝人的这一历法纪数颇有相通之处，以轮辐代表雄月，空白隔挡代表雌月，也就是古历法术语中所说的既生霸，既死霸，或许有其一定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