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中，除发现大量的青铜、玉石器及金器外，还发现了大量的海贝。这些海贝一部分堆放于坑底，一部分装在青铜尊等礼器中。根据成都地质学院古生物系教授何信禄领导的科技人员鉴定，出土海贝大体分为三种类别：

1.虎斑宝贝（Cypraes tigris），长约三厘米，背部有大小不同的棕色斑点，这种贝出土较少。

2.货贝（Monetaria moneta）出土较多，长1.5厘米左右，略呈卵圆形，背部上方略高。大都被磨成一大孔，正面和背面的四周有黄褐、灰绿及红色纹点。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海贝与石贝

3.环纹货贝（Monetaria annulus），是出土最多的一种，它只及虎斑贝的三分之一大，环纹内有的呈淡褐色或浅灰色，环纹外有的呈灰褐色或灰白色。这种环纹贝数量较多，大部分背部被磨成大孔，以致有的背面成扁平状。经比较鉴别，这种环纹货贝与云南省博物馆保存的二十万枚海贝基本相似。

郑州商城新发现的商墓出土的由贝壳、绿松石穿成的项饰

从文献和考古资料中可知，贝作为货币至少在商代就已存在了。如河南郑州和辉县的早商墓葬中，考古人员在其中发现了用贝随葬的现象，尤其是郑州白家庄一个奴隶主的墓葬中就出土了随葬穿孔贝四百六十多枚。而在殷墟的晚商墓葬如妇好等贵族的墓葬中，殉贝的现象则更为普遍。在古代社会中，由于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和专业生产某种产品作坊的兴起，必然会引起交换的扩大。这犹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一般或社会等价物的形态”，“终于排他性地固定在特种商品上，并结晶为货币形态”。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贝，除了作为祭祀之珍宝和财富献与诸神外，同时也具备了货币的形态而流通于世。

从考古资料看，至西周早期，通用的货币仍然是贝，并且货币性能更加充分地表现出来。殉贝的情况也比商代更为普遍，数量也成倍地增长。例如沣西张家坡和客省庄发掘的一百八十二座西周墓中，共殉贝一千枚以上，几乎半数的墓都殉有贝。而三星堆一、二号坑出土的贝，其形制均与沣西张家坡和客省庄、殷墟、后岗等地出土的同时期的货币——贝的形制一样，多为背面磨平。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这种贝除了用于占卜祭祀外，更主要是作为财富的最高象征物——货币显现于世。尤其是这些贝出于祭祀天地、日月、宗庙先祖等神祇的祭祀坑中，就更加说明了这一点。通过考察发现，坑内出土贝所显现出的这种价值和用途，与遗址内发现的各种专门的手工业作坊遗迹所呈现的社会经济也相互吻合。再从整个文化面貌来看，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许多酒器及其他青铜器物，与中原的二里头、殷墟、后岗等出土的器物基本相同。这充分反映出蜀和殷商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在殷墟、后岗等商城遗址中能出土货币，作为商代晚期的三星堆祭祀坑同样出土了商品的媒介物——货币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于陈显丹的这一观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者之一敖天照除表示赞同外，对海贝的来源这一争论颇大的敏感问题做了较为详细的推理和论述。按敖天照的说法，1929年在月亮湾台地出土的玉琮，同后来在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的形制非常相似，而三星堆出土的陶器和射部呈叉形的玉璋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同类文物，在器形上亦非常相似。若从与海贝同坑出土的两件铜牌饰观察，无论大小和形制也都与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嵌绿松石饕餮纹牌饰”相似。举世闻名的二里头遗址是商代早期探索夏文化的重要古文化遗存，因而可看出三星堆文化很可能从夏代就与中原文化有所交往，直到殷商时期交往更加密切并受到了中原的影响。据故宫博物院著名鉴定专家杨伯达考察，三星堆遗址1929年出土的玉琮和1983年出土的瑁圭，都是采用新疆和田的玉石制作的。从以上情况来看，这些玉石和文化传播的途径，很有可能是西北部地区的人民由新疆塔里木河南面的通道，经甘肃河西走廊到陕西地区，沿“石牛道”“褒斜道”等栈道，经汉中、广元再到成都平原而完成的。《史记·货殖列传》说：“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惟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这说明此处的栈道确实是古时贸易往来的交通要道。湖南博物馆著名学者高至喜在《论我国春秋战国的玻璃器及有关问题》中说，战国时代，我国自制的琉璃制品属于铅钡玻璃。不含钡的钠钙玻璃，均是从中亚或西亚输入的。新中国成立前茂汶地区早期能与三星堆遗址时代衔接的石棺葬中，曾发现过琉璃珠，经测定未含钡。如果高至喜所言正确，这说明这些琉璃珠是钠钙玻璃制品，应是从中、西亚传播而来的。其路线很可能是从新疆塔里木河南、北面通道至木鹿城（今马里）汇合，再经和卖城（今里海东南）、斯宾（今巴格达东南）等地抵达地中海东岸，转罗马各地最终到达东方中国的。这是一条位于四川西北的“丝绸之路”，也是其他商品及东西方进行各种经济、文化交流的古老的路线。由此推理，三星堆海贝可能是来源于中原地区的贝币，也有可能是通过“北丝路”传播而来的。

三星堆遗址地处原广汉郡辖区。从该遗址考古得知，早在殷商时期古代蜀国就已有繁荣的手工业作坊，并制作出了精美的器物。可能当时的蜀人用这些产品，与云贵一带的少数民族进行商贸往来，并逐步形成了艰险曲折的步行商道。后来秦朝为了加强对西南地区的联络，在原商道的基础上扩宽为五尺，始成四川通往云贵地区的重要道路“五尺道”。有的海贝可能是来自东南沿海的越南、老挝等地，其商贸交往的古栈道也是经川南的宜宾，过高县、筠连，从大关、昭通到云南曲靖的“五尺道”。在抵达昆明后，从元江沿红河下航到越南；或是经云南弥勒、文山出国，沿明江到达河内。

《史记·大宛列传》载，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时，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发现了蜀布和邛竹杖。由此可知蜀布在汉代已远销到印度和西亚等地。从印度史书《国事论》中得知，蜀地所产丝织品及毛织品，早在司马迁时代之前（即公元前4世纪以前）就已销往印度了。就海贝的主要产地而言，应在西南亚及印度洋沿岸。因而三星堆海贝的来源，也可能是通过“身毒道”从印度输入的。其路线可能就是被早年经商的蜀人花费艰辛的劳动开通，后来被秦汉修筑成为从成都经汉源至邛都（即今西昌东南）的“牦牛道”，或是经大渡河南到灵关过孙河（今西昌安宁河）至邛都的“灵关道”。经过这两条道并在云南大理的“博南道”会合后，再经缅甸到印度。此后再经巴基斯坦，到达中亚进行商贸往来。这一路过关夺隘开辟出的古代通道，就是后来被时髦的学者们所称谓的“南方丝绸之路”。也就是说，三星堆出土的海贝原产于东南亚地区，随“南丝路”从印度等地输入应是可能的。只是从国外收集的海贝，不一定在当时就作为货币交换而来，也可能是因为蜀国需要海贝做货币，就在对外贸易中把这些产地的海贝作为商品交换而来了。总而言之，从三星堆海贝的来源分析，古代蜀国已经在四周的崇山峻岭中，开辟出了通往西亚和南亚诸国的曲折通道，促进了经济、文化的繁荣，带来了蜀国的兴旺发达，并促使蜀国最终成为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可与强秦相匹敌的西南大国。

对于敖天照的这一说法，云南大理学者刘光曙颇不以为然。按他的研究，三星堆的海贝既不能充当货币，也不是从所谓的南北丝路进口，而是另有一番尚没有引起学界足够注意的情形。这一情形经刘光曙深入调查研究后被发现了。刘曾向学界这样宣称：

古代中原海贝的来源不清楚，但从历史上看，夏朝末期，在夏的东方的商部落有很大的发展，势力扩展到渤海。西太平洋沿岸是产贝之地，商部落要获取贝就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夏要获取海贝可能通过商部落。当贝运到了夏控制的中原地区时，就显得极其珍贵，被视为珍宝。由此可以认为中原早期海贝就来自黄河下游的渤海与黄海之中。

从三星堆发掘情况看，两个祭祀坑时代大致相当于殷墟晚期，器形虽与中原殷文化地区所出接近，但也存在一定差异，而更接近陕南城固、川东巫山、湖南岳阳以及湖北枣阳、沙市等地出土的同类器物，这就表明此地区商代晚期文化有其共性。如果从这些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都属长江水系。陕南城固、湖北枣阳在汉水流域一带；四川广汉在岷水、沱江之间；川东巫山、湖南岳阳、湖北沙市都在长江两岸。这些具有共性文化特征的地区，显然是由长江连接而成。长江就是这一文化的传播线，广汉三星堆海贝应是由这一条线从东海输入而来的。如果按敖天照等人的说法，三星堆海贝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从越南或印度一带输入的话，涉及的问题就复杂了。如此遥远的路途，加之崇山峻岭的阻隔，其运输之困难可想而知，要想直接贸易往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如从文化的承接关系来看，三星堆海贝文化早于云南海贝文化，而不是相反。“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是东汉永平十二年才出现的事情，而三星堆海贝早在殷商时期就有了，比丝路的开通早了两千多年。所以，三星堆海贝来源与这条所谓的“南方丝绸之路”没有任何关系。然而若从长江这条线路寻找三星堆海贝源的话，以上的疑团豁然解开。从长江运输可利用舟楫之便，由东海溯江而上，当属于正常和较轻松的流通。而在这一条线上恰恰又可找到同一时期的共性文化特征。所以，三星堆海贝从东海由长江输入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这就是从文献记载来看，古蜀族不但与夏族有着密切的来往，与殷商同样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蜀国作为臣属之国经常向殷商朝贡，殷商也可能对前来朝贡的首领回赐一些礼物以示友好。海贝对于地处西南边远地区的民族来说，因不易得到而视为珍宝，而殷商因控制着渤海与黄河中下游地区，要获取海贝不过是举手之劳。在这种地理差异的情形中，商王可能就以海贝回赐朝贡者。蜀人得到海贝后，铸礼器盛装，并只有在重大的祭祀活动中才把这些珍宝拿来敬献祖先或崇拜之神。由于海贝来源有限，且十分珍贵，只能珍藏于少数首领手中，而不可能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作用。出于某种礼仪的需要，也可能将一定数量的海贝作为祭品放于祭祀坑或部落首领一类的人物墓葬之中，以示对祖先的敬奉，这也就是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出土海贝的真正原因。

刘光曙的这番高论一出，立即得到了曾参与三星堆发掘的四川学者莫洪贵的遥相呼应。在刘氏宣言的基础上，他又从八个方面进一步阐明了三星堆所出海贝既不是货币，更不是由南方丝绸之路传来的论点：

1.广汉三星堆海贝的时代是殷墟文化第一、二、三期，属商代晚期祭祀坑内出土的。但目前南丝路上，虽各地有一些海贝出土，但基本上都是秦、汉以后的，特别是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二十六万枚贝虽与广汉三星堆海贝相似，但时代相差太远。三星堆的海贝比它们早一千多年。

2.南丝路上，没有发现以海贝做货币使用的证据（凉山地区到新中国成立前还处于奴隶制发展时期）。

3.既要以贝作为币，首先要解决贝的来源。海贝本产自热带沿海浅水中，需人工打捞运输。要以此作为货币，其需要量是很大的。试想，在当时条件下，要将海贝从产地运往整个南丝路确非易事。而且贝是骨质的，易碎，不易保存，即使有贝，也只能是以物易物做交换使用。

4.作为货币产生和使用，都是和一定的社会经济的发展相联系的，它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需要一个具有一定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政权机构（国家）来主持发行，保证流通并维持其币值的稳定与有效，要有面值；二是只有当生产得到发展，独立的商品生产业已形成，货币交换才能成为一种可能。

5.海贝作为货币，虽从新石器时代，夏、商、周直到近代，各地墓都有贝出土的情况，但缺少有说服力的文献记载，只能作为饰品而非货币出现。在那以物易物的时代，海贝作为物品，可以交换其他物品，这是可能的。西周以后出现的金属货币，那才应是中国真正的货币开始。

6.南丝路上至今未发现商代墓葬或祭祀坑殉葬海贝，所以广汉三星堆的海贝无法与南丝路上联系。

7.广汉三星堆海贝与中原各地商代墓出土的贝，以及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礼品、玉石器物与中原的殷文化相似，三星堆的器物，包括贝应是中原传过来的。

8.海贝出现在大型祭祀坑里殉葬，是装饰品，是祭品。既然是一种祭品，自然就不可能作为货币出现。

莫洪贵的“八点宣言”一出，学界为之瞩目，自然又引出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声音。广汉学者刘少匆撰文表示部分同意，部分否决。按他的观点，三星堆出土的海贝当是货币无疑，并且产于中国南部海域及印度洋。但对是否从所谓的“南方丝绸之路”上直接贩运而来的问题，他宣称自己为之极度怀疑。

刘氏在解释自己的怀疑观点时说道：不知道谁的脑子出了毛病，我们总以能开辟一条古代的“南方丝绸之路”为荣，但在遥远的杜宇时代，是否就已经到达了西亚和北非，实在值得讨论。丝绸之路，首先是一条商道。三千多年前，住在三星堆地区的蜀人到那里去买什么？卖什么？这条路即使在正常的情况下，一个商人要走多久才能到达目的地？他们为什么要付出如此重大的代价？古蜀时人要到印度或西亚，一路诸侯林立，到处要收“养路费”“过桥费”，有些地方还要面临着要么留下买路钱要么留下人头的两难抉择。其中的高山、断涧、急流、野兽、瘴气等等，难一尽说，绝不比唐僧师徒到西天取经容易。如果沿古牦牛道南下，过了双流，就有“神仙难过”的新津渡。以后还有飞仙关、泥巴山、大渡河、金沙江，这还是在四川境内。岷江水面广阔，羌江水流湍急，雅安多雨，清溪风大，泥巴山山高雪厚，大渡河险恶异常。越往南走，山岭纵横，地势崎岖。到了安宁河谷，道路稍稍平坦，但土著人十分剽悍。新中国成立前，亦为匪盗出没之所，何况还有闻名世界的险流金沙江等等……以我亲身体验，古时的三星堆人，要走到金沙江边恐需半月，更不说地形更加复杂、野兽更加凶猛、民族更加陌生的云南了。以上仅只是在中国境内。从缅甸到印度，再从印度进抵西亚，我没有计算共有多少里路程。就从最简略的地图上看，其间要经过许多大河、高山、沙漠，才能到达古时之西亚文明地区，即今伊拉克一带。很难想象，这些不是“圣徒”和“使节”的商人，在盗贼出没、艰险万分、陷阱无数的小路上跋涉数月或数年，就是为了出卖自己背着的几捆“蜀布”和蜀锦？而他们风餐露宿，九死一生，从阎王爷的脚下好不容易挣扎着回到三星堆，除了弄到的几个海贝之外什么特产也没带回来，这可能吗？同时，中国和印度、西亚、北非等诸国，都没有双边直接贸易往来（秦之前）的记载，更没有实物做证，这就不能不令人更加为之怀疑了。

刘少匆解释说，絮叨这些，不是说南方丝绸之路不存在，而是说在三千多年前的杜宇时代，这条直接的商路不可能存在。这样说，并不是忽视南方丝绸之路开通的重要与光荣。这条商路首先应是间接的，然后才有可能发展成“直达”，这在上古时期，非经过成百上千年的岁月不可。可以说，三星堆古城鼎盛时代，古蜀国以海贝作为货币，与当时的“国际贸易”有关，但是否就与海贝的出产地有直接交往，不可等同看待。当时的蜀国不大可能把自己的货物直接运到印度、中亚或非洲，大多应是通过“转口贸易”来进行。经过多次“转口”，就把沿海诸国本不很看重的海贝，变成了中国各邦国珍贵的“硬通货”，可能更符合当时的实际。

继刘少匆之后，关于三星堆出土海贝问题的争论此起彼伏，很是热闹红火，但到底谁是谁非，直到2003年仍无一个学界共同认可的定论，看来这个问题还需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日才能见到最后的分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