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误认为是“金腰带”而风靡一时的金杖自一号坑出土后，经清理、修复后，全长1.42米，直径2.3厘米，净重约五百克。从制作工艺看，系先用金条锤打成金皮后，再包卷一根木杖而成。出土时金皮已被压扁变形，木杖因年代久远早已**然无存，只是金皮内尚存炭化的木渣，依此推测原来内里应有木杖。

金杖上的图案

这根金杖之所以引起学者们的高度重视，除了本身是用黄金做成的器物之外，最为珍贵和富有研究价值的是在杖的一端，有长46厘米的一段图案。这段图案经修复专家杨晓邬用特殊的化学药品清洗除污，极清晰地发现图案共分三组：靠近端头的一组，为两个前后对称、头戴五齿高冠、耳垂三角形耳坠的人头像，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另外两组图案相同，两只两头相向钩喙似鱼鹰的鸟，在展翅飞翔，背上各有一支射进鱼头的箭——对于这个图案，学者们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认为表示箭贯穿了鸟身又射中了鱼头。再是认为那不是箭，应叫“穗形物”，并进而推测当时的农业已有了水稻种植。

由于金杖图案的鱼和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学者认为，表现的应是分别以鱼和鸟为祖神崇拜的两个部族，两个部族联盟组合而成了传说中的鱼凫王朝。另有学者认为，图案中的鱼和鸟本身就是鱼凫的图画阐释，也就是鱼凫氏及鱼凫王朝图案与图画性质的徽号和标志。据《蜀王本纪》记载：“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灌、鱼凫、蒲泽（即杜宇）、开明。”其中柏灌、鱼凫、杜宇都崇拜鸟，并以鸟为图腾。鱼鹰即鱼凫，纹饰图案的意义可能是通过巫术作用，祈求捕捉到更多的鱼。鱼凫时代的经济来源以捕鱼为主，出土的金杖应是与鱼凫时代有关的具有巫术性质、兼具象征古代蜀国王权的权杖。

殷墟出土的著名祭祀器后母戊青铜方鼎

四川学者屈小强在将这根金杖与中、西亚文明做了对比后认为，以杖作为王权或神权的象征，虽然在古埃及文明、爱琴海诸文明以及西亚文明中是司空见惯的文化现象，却毕竟不合中华古文明的传统。中国夏、商、周三代王朝都用“九鼎”象征国家权力。夏代开国，“禹铸九鼎”。从此，易鼎成为权力转移的同义语，并有“楚子问鼎”“问鼎中原”一类的成语典故传世。而古代蜀国为什么不用鼎而是以金杖标志王权，并当作古蜀王国政权的最高象征物，这可能是古蜀王族毕竟与中原华夏族关系较远（虽可能同属北蒙古利亚小种族），不是中原王朝的支裔或封侯的关系。因而，在政权象征问题上，便没有按中原方式去做。这个现象说明古蜀国具有与中原同时期的文化不同的来源与内涵。而权杖所反映出的异域文化因素，则有可能再次证明古蜀社会的对外开放程度，证明古蜀王族可能引进了古埃及文明、古西亚文明的某些政治制度，只是这些引进形式多于内容罢了。

夸父追日图（《山海经·海外北经》明刻本）

汉朝以孝治天下，授“王杖”给七旬老人以示优待

屈小强的这一论断，学者刘少匆明确表示不敢苟同。刘氏认为屈小强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真正的历史事实是，古代中国并非无权杖之说。中国人用杖，由来已久。杖，既是一种生活用具，也是一种装饰品。《山海经·海外北经》，就有“夸父追日，弃其杖，化为邓林”之说。《山海经·海内经》说都广之野“灵寿实华”，这灵寿木就是做杖的好材料。《汉书·孔光传》中有“赐太师灵寿杖”的说法。古蜀人来自山区，用杖助力，更是一种必要的器具。而中国历代王朝，都有赐杖与老臣的惯例。如《礼记·曲礼》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谋于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而不同身份的人，手杖的装饰和长度都各不相同。戏曲中，皇家使用的“龙头拐杖”虽是道具，长度就和三星堆所出金杖差不多。至于包金拐杖、包银拐杖、木杖、藤杖、竹杖……品种甚为复杂。而杖首、杖身装饰各种花纹，各种造型，更是珍贵手杖所必有。否则，怎么表示自己的身份？既然可以表示身份，当然可以代表权力。因此，用金杖象征至高无上的权力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武威王杖诏令册

四川剑门竹杖

为此，刘少匆还举例说，据古玉研究专家古方考证，在江浙一带的史前良渚文化的大墓中，就有包括玉戚、玉瑁、玉镦等仪仗玉质附件出土。这些出土的附件连起来，就是一件完整的玉杖。如江苏武进县寺墩遗址3号墓的平面图上，明确地显示玉戚上部约六厘米处的“玉格饰”和下部44厘米处的“带槽玉器”，应属同一玉戚的上下两个附件。考古工作者对各部件进行了装接复原，就形成了一件长68厘米，有柄首饰（即玉首）和柄尾饰（即玉镦）的完整器物。这件特殊的玉器就是墓主人生前用以显示自己地位的权杖。这一考古证据至少可以说明，中国之权杖古来有之，且是土生土产的，不一定是受西亚文化的影响。当然，寺墩遗址墓葬中出土的玉杖，与三星堆出土的金杖，在形式和性质上都有区别。前者是方国的国君，后者是一个联合王国的君王，将金杖称为王杖，恐怕更为确切。同时可以认为，鱼鸟象征吉祥，箭翎则表示威武，这正是金杖作为权力象征的应有之义。但有人认为，这支金杖的图案，有鱼有鸟，当印证是鱼凫王所执掌。但直到目前，尚无任何实物能证明鱼凫王朝的族徽是由鱼和鸟组成。金杖上的图案，第一组当然是王者之像，但第二组、第三组，从顺序上看，是先鸟而后鱼。这种排列方式则很难解读成鱼凫，而应读成凫鱼才对，但历史上的蜀国又没有凫鱼这一名称的国王。所以，要说这根金杖为鱼凫氏所用，理由还欠充分。

关于刘少匆对鱼和鸟这两件图像所做的结论，有学者认为这是刘氏本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表现和明证，并表示这柄金杖上的图案毫无疑问就是鱼凫王的象征和整个族属的族徽的铁证。由此提醒对方不要忽视，或视而不见的是，在三星堆二号坑与金杖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青铜大鸟头。这件器物通高40.3厘米，头顶原似有冠饰。出土时，发现其钩喙口缝和眼珠周围皆涂朱砂，原本是一只彩色的雄鹰。鹰颈下端有三个圆孔，估计是做固定用的。从制造形式上看，有可能是神庙建筑上的饰件，也有可能是安装在什么物体之上作为仪仗用途的象征标志。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远古传说，作为远古时代图腾遗存及自然崇拜、神灵崇拜、祖先崇拜之物，鸟与蜀人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几代蜀王直接以鸟为名，足证此点。而三星堆文物中众多的鸟形器物及纹饰图案，更从考古发掘的角度提供了有力的实证，反映出古蜀先民的鸟崇拜观念。

有相当数量的学者认为，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大鸟头，其造型与鱼鹰（鱼凫）的造型十分接近，应是蜀王（鱼凫）的象征，也有蜀族的族名、徽号之意蕴。结合遗址出土数量巨大的鱼凫造型的勺把即鸟头勺把这种情况，并综合其他各种因素进行分析，认为三星堆古蜀国最繁荣的时代属鱼凫王朝时期。如再联系到广袤的蜀文化分布区域内，大量出土鱼凫造型的勺把这种情况，可推测三星堆古蜀国鱼凫王朝时期的势力，已达到了一个相当广阔的范围。根据三星堆文化稍后时期的汉中平原出土、不乏带鱼凫造型意味的青铜器群的研究，有学者认为汉中平原一带是三星堆古蜀国的东北边界，当盛极一时的三星堆古蜀国突然消亡之后，鱼凫氏的一支部落就迁徙到了此地，开始了新的生活。

当然，就这批珍宝的本来面目、用途和性质等而言，单凭就器物论器物是难以解释清楚和明了的，必须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人文背景，方能在学术研究上有所突破。而这些弥足珍贵的世之大宝，何以出现在三星堆遗址，又何以被埋入两个土坑中，被埋器物又何以遭到了明显的外力打击与焚烧，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则是学者们更加重视与关注的焦点。在古蜀国那闪烁着朦胧星光的照耀下，中国学者探寻的脚步，仍在艰难地向历史的纵深穿插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