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杜宇王的事迹，《太平御览》卷百六十六引《蜀王本纪》在叙述完鱼凫得道成仙之后，接着说道，“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为望帝，移居郫邑”。

《华阳国志》云：“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居瞿上。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

以上是常璩号称兼采八家《本纪》，加以自己的推断，在折中体会之后弄出的一种说法，是历代史家中对杜宇事迹最为详尽的记述。但这个说法后人没有尽信，并提出了不少异议，如在杜宇称王并纳利为妃的问题上，后世学者就有不同的解释和看法。

按当代史家任乃强的推论：蜀族自蜀山氏至鱼凫氏，皆母系氏族，也就是说当王的都是女人。所谓“梁氏女利”者，实鱼凫氏最后之女王。所谓杜宇“纳以为妃”者，应是女王纳杜宇氏以为鱼凫氏女利之婿，因其才能得众拥戴，遂为蜀国元首。此事犹如舜取尧二女而得代尧，非先得位，而后纳以为妃。这样判断的理由是，其他的典籍关于女利之说都与常《志》不同，如《水经注·江水》引来敏《本蜀论》曰：“望帝者，杜宇也，从天下。女子利，自江源出，为宇妻，遂王于蜀，号曰望帝。”来敏是三国时代的人，其说亦当与常氏同出于扬雄《本纪》而体会有所不同。来敏所说的“从天下”，显然说他并非是从江源而来的蜀族，女子利则是从江源来的蜀族贵女，或许就是女王。杜宇得以为妻，遂能得到王位。而杜宇其人不可能像传说中的神仙一样，真的从天上忽忽悠悠地落下来。从他能教当地人农耕来看，可能是从华夏那边过来的人。因当地人对他的身份和本领都觉得极其神秘，便像崇拜其他诸神一样将其看作从天上或从高山上而来的神人。

修复人员重塑的鱼凫女王像

综合其他典籍，细致分析，可知扬雄原文的本来面貌。扬雄的原文很有可能是说女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但《华阳国志》的作者常璩本着“抑绌虚妄，纠正谬言”的观点，在“不信井中出人，又疑杜宇本为蜀王”的推断中，遂窜改为“（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之说。由此，任乃强认为：“这是常璩不知原始社会情俗与原始传说语言所致。原始传说‘从井中出’者，谓蜀族自岷山来，在天文为‘东井’，故说来自江源为‘井中出’，以配杜宇‘从天堕’之男子为相当。盖当时媒合者语也。‘为杜宇妻’者自愿以杜宇为夫，非杜宇‘纳以为妃’。引史文，最忌以自己体会之意擅改原语。此常璩之失，不可不辨。”（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另在《索引》所引《蜀王本纪》中，曾明确地提出杜宇是“朱提男子”。按广汉学者刘少匆的说法，“朱提”在今云南昭通，是万山丛中一幅海底平原，拥有面积较大的海拔二千米以上的可耕之地，其附近有大量的上等银矿，大约在殷周之时，已有中原矿工逃到其地进行开采。周、秦之间，中原来此教导土著采银与铜者日渐增多（朱提之南的东川市，至今仍以矿产著名），缘于矿业的兴盛，相继来开垦耕种者亦多。故此地虽远在万山群夷之中，却很早就已成为华人聚居之邑。秦灭蜀后即在此置县，汉世相因。其后西南夷屡乱，朱提县仍内属，盖因银铜矿业由华工所开，华人聚居者多，历世积久，所以能一贯地支持华夏政权。朱提地区的银与铜，名声之大，誉望之重，自周秦、两汉，下迄魏晋，皆为中华所艳称，并著于历代《食货志》之中。由此可知杜宇实华夏人亡命至朱提，以农艺技术教朱提人，从而开发了一方农业文化，奠定了秦汉置县的基础。可以想象的是，杜宇与蜀族女子（王）利结婚之前，他作为一名朱提酋长或德高望重之人，指挥部族运银铜至蜀市交易，为蜀王利所爱并发展到后来的缔结百年之好。婚后的杜宇因教当地农人耕种之术为蜀人敬重，女利则一切信任之，国务大权遂慢慢落于杜宇之手。后杜宇称王，并别立“蒲泽氏”，建立营邑于郫，号曰望帝。故《华阳国志》云“移治郫邑，或治瞿上”。瞿上，鱼凫王旧邑。郫邑，别立蒲泽氏时之新邑。新邑初为便于渔业而设，嗣为杜宇教耕黄土丘陵之处，后遂建成为国家的都邑。（刘少匆：《三星堆文化探秘》，昆仑出版社，2001年。）

可以想象的是，既然杜宇成了蜀的首领，朱提故地亦即为蜀国的一县。故如常璩所云，杜宇时蜀国领域已北至“褒斜”，南迄“南中”。但这个疆域显然不能认为是统一的国家，只可以看作是杜宇之时，在大西南的广阔地面上，已形成的很多的氏族部落。他们在农业、矿业、工商业方面都比蜀国落后，都乐于亲附蜀族，以结成经济和文化的氏族集团。而杜宇领导的蜀族，已经组织许多氏族成为一个中央领导的部落联盟，正如尧舜时河东解池地区组成一个陶唐、有虞等氏族的中央部落联盟一样，有九族、百姓、万邦和黎民的区别。按“马列学派”的说法，就是已由氏族公社向国家组织过渡的组织形式。到后来的开明氏，才算得真正建成了一个地域广阔的国家。不过杜宇的末年，开明氏已经当政。常璩在《华阳国志》中叙述的疆域，实际上是开明氏阶段的蜀国的形势。

再看常璩弄出的那个所谓鱼凫王“忽得仙道”，与杜宇帝“升西山隐焉”的故事，实际都是被迫移交政权，与“尧幽囚，舜野死”之说相似。现代研究表明，氏族公社时期的首领是由群众推选交替的，不一定是由本人主动择人授权，更没有父死子承的事。不过群众归心的人，必然是本氏族内的人，只有发展到几个氏族联合建成一个公社时才会有氏族交替的事情出现。所谓“尧舜禅让”，只是儒家矫伪的妄言。可以想象的是，杜宇能教农，就会受大众拥戴，前酋长不能不退位。后来的开明能治水，又会受大众的拥戴，杜宇亦不能不退位。退位就是他们必然的归宿。所以杜宇到了晚年便大权旁落了，只是在旁落之后，较前几位国王更加悲壮和令人怜悯罢了。

那么，杜宇的位子是如何被挤掉的呢？挤掉之后又是怎样的一种命运？

据《蜀王本纪》载：“望帝（杜宇）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

此段记载与应劭的《风俗通义》、来敏的《本蜀论》所述略同。如《水经注》卷三十二引来敏《本蜀论》说：“荆人鳖令死，其尸随水上。荆人求之不得。令至汶山下，复生，起见望帝（杜宇）。望帝立以为相。时巫山峡（塞）而水不流，帝使令凿巫峡通水。蜀得陆处。望帝自以为德不若，遂以国禅，号曰开明。”

从字意的表面看，以上记述无疑是个颇具神话色彩的故事。为此，常璩在他的《华阳国志·序志》中公然否定道：“荆人鳖灵死，尸化西上，后为蜀帝。……有生必死。死，终物也。自古以来，未闻死者能苏。当世或遇有之，则为怪异，子所不言，况能为帝王乎？”于是，在常璩的著作中，对以上记述做了较大的外科手术，经删改之后，成了看上去既简略又无鬼神之论的论述：“会有水灾，其（望帝）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常氏不仅削去了“其不雅驯”者，甚至连“荆人鳖灵”一语也一并搞掉，而这四个字恰恰关涉到鳖灵开明的来源和族属问题，常氏对古代典籍如此胆大妄为地删改篡乱，显然是有悖历史的。

后世有学者解释，谓《蜀王本纪》文中之“尸”字，与殷墟甲骨卜辞中“尸方”之“尸”相同，与“夷”“人”音同字通，从而把故事中“死而复活”的神话色彩冲刷殆尽。很显然，这个叫鳖灵的人是怀揣着一种不可告人的目的由楚国来到蜀地，并演绎出一连串精彩故事的。

关于鳖灵来自何处的问题，有些学者释荆为楚，但现在看来此“楚”不应当是楚族而是楚国，也就是说鳖灵是从楚国入蜀的。而他为何要由楚国入蜀，是否只身亡命入蜀，等等，又是后世学者试图解开的一个谜团。有学者根据鳖灵在当了蜀王之后，便自号为开明氏这一点推断，认为其不会是只身入蜀，必有家族若干人同来。来蜀的原因，最大的可能是鳖灵随着政治野心的膨胀，策划指挥了一场反革命政变，在这场政变中举邑叛楚。由于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楚国皇家军队的讨伐，鳖灵的叛乱同样不可避免地要以失败告终。在败局已定，或者在败局未定之前鳖灵就做好了潜逃的准备。大敌当前，鳖灵在做了种种伪装后，率族人躲过了楚国皇家军队的围追堵截，一路辗转到达蜀国。当时的蜀国之王，实际只掌管川西大平原的黄土丘陵地区。平原以外的山区部落，都只是蜀国的附庸，只有经济联系，并非政治隶属。在这种情况下，鳖灵率族人到达蜀国后，先在今乐山市地面立稳脚跟，当渐渐解除了后顾之忧后，才到郫邑去觐见杜宇。这样说的证据是，《水经注》南安县云：“县治青衣水会，襟带二水矣。即蜀王开明故治也。”足见鳖灵当年不但率族奔蜀，而且还在今乐山市一带建成过蜀国的附属部落。当鳖灵来到郫邑之时，便抓住蜀国君臣面临的最紧迫也最头痛的水患问题，用楚人治理云梦泽之法游说杜宇。

就地理位置而言，当年杜宇所管辖的成都平原是个冲积、洪积形平原，西北高，东南低，地面平坦，坡降约百分之三到五的幅度。岷江上游每当春夏山洪暴发之际，洪水自灌口汹涌冲出，弥漫整个平原地区，故地表堆积物不断增厚。东部一般厚三十米，西部则厚达一百米，最厚处三百余米。现代考古学家在平原地区所发现的古文化遗存多在地表以下，正是这种原因所致。当年这种洪水四溢，到处奔泻的状况严重妨碍了居民们的生产与生活。鳖灵来自水灾频仍的江汉平原长江沿岸地区，此地的文化与较偏僻的蜀地来相比，当更加发达和进步。这里的人群通过不断地对长江水系与云梦泽的治理，早已积累了相当的防洪排涝经验。当鳖灵到达成都平原时，目睹了洪水之灾，而杜宇王朝又苦于无法治理。在这种情况下，鳖灵就很容易地被对方接纳并授权于他，使其率族并调动部分蜀民治水。心怀阴谋和梦想的鳖灵巧借这一历史性契机，大显身手，在深山密林中“决玉山”以开沟通渠，使高地的洪水得以畅通并分流到大江大河之中。按《水经注·江水》所载：“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氏所凿也。”也就是说当年是鳖灵率人开渠引岷江水入沱江以达到分洪的目的，为了使沱江畅流，鳖灵再率部族与蜀人凿金堂峡，让更大规模的洪水得以宣泄，从而达到了“民得陆处”的可喜成果。

当治水成功，水患消除之后，国人的生产和生活都安定下来。鳖灵自然得到了人民大众的爱戴，成了功德昭著、威望兴隆、如日中天的英雄人物。相比之下，老蜀王杜宇则有些猪八戒照镜子——自找难看，里外不是人了。在这种强大落差和鲜明对比下，鳖灵之取代杜宇已是大势所趋，只是选择什么时机和采取什么形式的问题了。于是，鳖灵在一帮幕僚和他老婆的紧密配合下，制造出了一个天下皆知的桃色事件。这一事件就是上述记载的杜宇趁鳖灵外出治水之机，跟其老婆偷偷上床有了一腿。而所谓杜宇这一“风流韵事”，在当时的华夏君臣父子之间实在是屡见不鲜，甚至如同吃饭喝酒一样平常。如把这种事情放到“西僻戎狄之国”的小邦之中，更是平常得如同喝一碗凉开水。但由于此时国人从心理上已抛弃了老迈无用、腐败无能，且面目丑陋的老男人杜宇，而像墙头上的乱草一样，随着疾风的吹来全部倒向了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的大众情人鳖灵，老蜀王杜宇也就随之有了喝口凉水被呛肿了肺的况味了。国人的这种集体有意或无意识地倒戈，正好落入了对方事先设好的圈套，从而引发了倒杜的热潮。在公众的心目中，鳖灵的老婆尽管长得不是很美，但她已是蜀国的新的准国母式的人物，既然是准国母，就不是外人可以碰的，即便是老蜀王杜宇，也是同样不能原谅的。于是，当这一桃色新闻传出之后，杜宇就成了千夫所指的昏君，十恶不赦的混世魔王。在这场难辨是非真伪的事件中，杜宇是有口难辩，成了一个有巨大人格缺陷和不仗义的臭狗屎一样的人物。既然一个高高在上的神灵，在一夜之间突然变成了一堆臭狗屎，那就不太适合再做百姓精神上的神灵、现实中的领袖了。于是在鳖灵的胁迫、群臣的劝诱以及天下百姓的叫骂、责难声中，杜宇交出了蜀国最高权力。从此，杜宇氏从豪华的王宫中突然蒸发，仓皇出逃到野外的深山密林，躲在一个密室里，像若干年后伊拉克总统老萨一样，当起了亡国之君。而鳖灵以胜利者的姿态登上了蜀国的政治舞台，成了新一代领导，开始了新一轮治国安邦的伟大事业。至于二人的交接像常璩等人记载的师法尧舜禅让等颇为仁义的说法，当是这些文人墨客根据华夏族的传说，而杜撰出来的。

老杜宇流亡之后，本来应该老老实实地在那座不为世人所知的密所中，好好地活下去，但他没有这样做。他沉浸在痛苦中不能自拔，越来越觉得自己受了冤枉和委屈，不久便在极度的悲愤忧郁中死去。临死之前杜宇觉得没有把自己的冤情向他的臣民解释清楚是个极大的遗憾，便在死后化为一只杜鹃鸟住居在岷山之中，每逢阳春三月，就张开翅膀飞到蜀人中间，字字血、声声泪地不住呼喊着：“没干，没干，我没干……”在他如泣如诉的呼唤声中，蜀国的黎民百姓渐渐从迷惘中觉醒，蓦然顿悟这老杜宇与鳖灵的老婆压根儿就什么事都没有。在一点点像剥葱头一样得知了历史真相的同时，蜀国黎民也对自己过去的言行表示悔悟，不禁思念起这位当年曾带领大家兢兢业业地从事农耕，勤劳致富奔小康的老国王。为此，《华阳国志》曰：“望帝去时，子规鸣，故蜀人悲子规而思望帝。”《太平寰宇记》引《蜀王本纪》说：“望帝自逃之后，欲复位，不得，死化为鹃，每春月间，昼夜悲鸣，蜀人闻之曰：‘我望帝魂也。’”由于这段意外插曲，后世留下了“子规（杜鹃）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杜宇冤枉积有时，年年啼血动人悲”等诗句。几千年来，人们借着这些诗句，以此表达对杜宇这个流亡国王的伤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