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7月17日下午，南兴镇第二砖瓦厂的一位副厂长来到考古人员租住的房子，对正在整理出土文物的陈德安说：“陈老师，我们那边有口窑已装了一半砖坯，还缺点，能不能给划个地方取点土，把窑装满？”说着从兜里掏出一盒烟抽出一支递了上来。
陈德安左手拿着一个刚刚修补起来的陶罐，另一只手将烟接过，望了对方一眼，心想为了这遗址保护的事，几年来都是自己和敖天照等人给这位副厂长和他的那帮牛气哄哄的地头蛇们递烟。想不到今天这风水竟转回来了，不可一世的副厂长竟跑来求自己了，这都是大家不断的抗争努力与上级业务领导出面协调的结果呵。真可谓时也，势也，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呵！想到这里，陈德安说道：“不是已经说好了，砖厂不再在这里烧了吗，怎么又要挖土？”
“这是最后一窑了，只要这窑砖一出，我们就洗手不干了，等着上边拨钱搬家。”副厂长眼里透着复杂的光，皮笑肉不笑地回答着，“噌”的一下划着了火柴，照准陈德安手中的烟头点了起来。
陈德安吸了口烟，本想给予坚决拒绝，但想到这位副厂长今天屈尊大驾专门前来和自己商量，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现在局势仍未完全明了，砖厂的民工一个未撤，都在大眼瞪小眼地瞅着钱的事，倘若一口回绝，对方绝不会善罢甘休，一定派人在遗址内明火执仗地乱挖乱掘，直到把这口窑填满为止。倘若惹恼了他们，待这窑砖出来，接着没完没了地烧下去也未可知。既然如此，还不如给对方一个面子，划出一块地方，让他们有秩序地挖取，对遗址的保护也有好处。这样想着，陈德安道：“就在三星村东边那个斜坡上取点吧，你们可要说话算话呵，窑满为止了。”
“那是自然，窑满为止。”副厂长点头答应着，围着出土的器物转了一圈，说了几句闲话，便告辞而去。
第二天，也就是在三星堆考古发掘的历史上最著名的7月18日上午，根据砖厂副厂长的指示，厂内民工刘光才和人送外号铜罐的杨运洪，一同来到离三星堆东约八十米，离三星村东约二十米，离联合发掘队已发掘的探方西南约十五米的一个斜坡边取土。二人围着目标转了一圈，见坡上坡下都是稻田，只有中间一溜生长着野草的荒地可以下手，但总觉过于狭小，不能由着性子尽情地上下折腾。二人东瞅瞅，西看看，又转悠了几个来回仍没找到理想的地方，已有些不耐烦的刘光才把手中的锄头“咚”地往脚下一戳，高声对杨运洪道：“我说铜罐呵，咱这窜来窜去找他娘的啥个球，就这里吧！”
铜罐望了对方一眼，略一思量道：“好，就依你。”说着走过去，狠狠地吸了两口纸烟，搓搓手，挥动镢头用力刨将下去。
按照陈德安的想法，此处因是一块台地的过渡带，土质较厚，从地表上取少量的泥土不会对遗址文化层造成损害，故选择此点给予应付。但令陈德安和所有遗址现场的考古人员都意想不到的是，当铜罐手中的镢头高高扬起又发着狠落下时，一场震惊寰宇的考古大发现的序幕悄然拉开了。
两人你一镢我一锄地来回折腾了约一个多时辰，额头上沁出了点点汗珠。当挖到约1.5米深的时候，突然，铜罐的脚下传出“咔嚓”一声脆响，紧接着几块细碎的石渣穿越松软的泥土飞溅而出，击中了二人的小腿和面部。“日他娘，是啥子东西，差点崩坏我的眼睛。”铜罐抹了把脸上的污泥，嘴里诅咒着，蹲下身子欲看个究竟。只见薄薄的泥土覆盖着一块硬硬的器物，顺手分开泥土一看，竟是一块宽约二十厘米、长约四十厘米呈大刀状的玉石。因刚才那一镢头下去时用力过猛，玉器已被击碎断为数截。
“是玉，是玉，这里咋会有玉呵？！”铜罐一见面前的东西，顿时两眼发光，脸庞发紧，心怦怦跳着，情不自禁地叫喊起来。
刘光才忽闻铜罐那跑了腔调的尖厉的怪叫，先是惊吓得打了个激灵，继而看到了那件断为数截的玉器。对于类似的器物，作为中兴场的土著已不感到陌生了。自从燕道诚一家发现了著名的玉器坑之后，三星堆与月亮湾一带又经历了数次发掘，不知有多少器物随着一个又一个美丽的故事或谎言显现出来，当地人曾无数次亲眼看见过。只是当这些可遇不可求的东西偶然被自己碰上时，总有些意想不到的震惊、陌生与神奇之感。他二人不约而同地想到：这地下到底埋了多少同样的或异样的器物，是一件还是两件，或者是无数件？要是无数件，那就活该自己发一笔横财了。常言道，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只要将东西掏出来，这肥与富就自然不在话下了。想到此，刘光才不再顾及铜罐如同梦呓般怪声怪气的叫喊和念叨，转过身扬起镢头，攒足了力气照准发现玉器的地方刨挖起来，手中笨重的镢头上下翻飞，地下传出一连串“咔咔、嘭嘭”的声音。随着这种声音，不时有火花伴着碎石迸出，只片刻工夫，十几件大小不同的精美玉器被刨出来。到了这时，铜罐才从迷迷瞪瞪的梦中醒来，心想这可是千年一现的宝贝呵，既然是宝贝就要尽快弄到手中，否则就是傻子一个了。这样想着，他顾不得刘光才那飞舞的镢头忽上忽下，冒着被瞬间剁成肉泥的血光之灾，借着镢头飞起的短暂空隙，弯腰蹿入刨开的土堆中，抓起两件刀状的玉器迅速冲出圈外。那自天而降的镢头擦着他的屁股劈将下来，差一点就把他劈成两半。当铜罐心神未定，正不知如何处理手中的器物时，一辆拖拉机拉着六名砖厂民工开到眼前。这六人本是前来拉土的后续部队。当看到铜罐从土堆里摸出两件玉器与刘光才那慌慌张张疯了一样的做派时，他们立刻意识到这很可能就是民国初年燕氏家族挖宝情形的再现。既然是宝，就应该有自己的一份。于是，几个人争先恐后地跳下拖拉机，向已刨开的土坑扑来。像当年的范进中举一样，被眼前的惊喜冲昏了头脑，一直抡着镢头的刘光才躲避不及，被蜂拥而至的人群当场撞倒在坑中，踩入脚下，动弹不得。
顿时，稻田斜坡那狭窄的场地和不大的泥巴窟窿里，七八个人弓腰搭背，或趴或伏，或卧或立，纠缠在一起，撕扯成一团，在阳光灿烂的天空下，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寻宝、抢宝大战。在尘土四散、人群蹿跳中，无数的碎片“嗖嗖”地飞入两边的稻田，一件又一件造型优美光芒四射的玉石器被从地下抠了出来，紧接着又在争抢劫掠中断为几截……就在现场明显失控的短暂混乱中，有一个叫陈历钊的人出现了。
陈历钊是三星村人，约五十岁左右的年纪，早年上学读书颇为用功，成绩极其优秀，具有过目不忘之绝招，号称中兴场的天才式人物。这个天才本有希望考上大学，到外面世界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伟大事业。想不到读到高中时，家道衰落，中途辍学，不得不遵循老一辈的生活方式种地耕田，在泥巴里找食吃。这一突变和打击，使陈历钊原本就有些内向的性格更加内向，并变得沉默寡言，性格孤僻，很难和外人接触与交往。如此一天天、一年年地过去，陈历钊结交的男性朋友不多，而女性朋友更是少之又少。直到年过半百，到了孔子所说的知天命之年，他也没讨上个老婆，至今仍光棍一条。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中国各行各业改革开放的大潮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推进，陈历钊在进广汉县城办事时，偶尔在汽车站外面的一个书摊上看到了几本《神奇的麻衣相术》《男女自我称命法》《风水与八卦》《中国古代相人术》等奇书。这一偶然发现，如同晚清时的洪秀全，得到了由海外打工仔梁发翻译传播到内地的《劝世良言》一样激动不已。在倾尽囊中所有将这些奇书尽数收入身上那个油脂麻花的帆布包之后，他回到三星村关起门来躺在那架吱吱作响的木头**，不吃不喝，精神亢奋地读了三天三夜。当第四天鸡叫三遍，黎明到来之时，他像当年的佛祖——释迦牟尼一样，突然天目初开，顿时禅悟，对整个人生的来龙去脉有了大彻大悟的穿透式了解。当灿烂的阳光穿越东方灰色的云层照耀着三星村时，陈历钊洗了把脸，伸手轻轻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像大诗人李白，受唐玄宗与杨贵妃之招到长安参加国宴一样，背起一个布口袋，口袋里插着几本奇书和自己喝醉了酒胡乱鼓捣出的几篇诗文，仰天大笑出门去。以“尔辈不是蓬蒿人”的无知加无畏精神，向四乡八邻的老百姓庄严宣布，自己经过三天三夜的苦心修炼，已经脱胎换骨，得到神助，从今之后，自己就是姜子牙再生，诸葛亮重现，刘伯温来到人间。前记五百年，后记五百载，洞穿人间一切事，专门替苦难的百姓视风相水，算卦抽签，祈求福祉，保佑平安。经陈历钊借助自己平时并不善言辞的嘴巴这一炒作，四方百姓先是惊讶，接着是半信半疑，最后竟全然相信并佩服得五体投地。自此之后，光棍汉陈历钊以崭新的姿态和半仙的风貌登上了三星堆村及周边地区的历史舞台，开始了破译人生密码、帮助苦难的人民大众除祸消灾的幸福生活。
挖出的玉刀
按照陈历钊的兄弟，后来在三星堆博物馆做临时工的陈历治的说法，以前在三星堆一带经常发现一些零星的玉石器和其他器物，只要把这个消息报告给文化考古部门，就可得到几元钱的奖励。这天当杨运洪、刘光才等人挖出玉器之后，正好被出门准备看热闹的陈历钊碰上。陈突然想起通风报信即可得到奖金的老规矩，便骑上自行车，一溜烟向考古队驻地飞驰而去。
眨眼的工夫，陈历钊就来到了考古队驻地。他跳下车，冲负责人陈德安焦急地嚷道：“陈老师，大事不好了，挖土的那里挖出一些玉刀，都被抢走了。”
陈德安在考古研究所门前的茶场向作者讲述三星堆发掘经历（作者摄）
“玉刀，什么玉刀？！”陈德安望着陈历钊一脸严肃认真的样子，颇感惊讶地问道。
“有这么宽，这么老长，玉石做的，好多都被砸碎扔入稻田了。”陈历钊用手比画着，一脸天降大任于斯人，忧国忧民的样子。
“这里可不是瞒天过海偷梁换柱算卦看相的地方，你不是在胡言乱语说梦话吧？”陈德安对眼前这位算卦先生有些怀疑地说。
“既不是胡说，也没有八道，千真万确，谁要哄人就是乌龟王八蛋。你们快去看看吧，去晚了可就来不及了。”陈历钊一边发誓，一边露出焦灼之色，满脸透着真诚与惊慌地督促着陈德安。见对方显然已被说动，遂不失时机地补充一句道：“不过咱可有言在先，要是真的，你陈老师可别忘了发给我奖金呵！”
到了这个时候，陈德安开始相信对方说的应是实情，遂对身旁的其他几个考古队员大声说道：“要是这样，那就不得了了，快，快去看看，快去！”
随着这一声喊，考古队的留守人员戴福森、敖金蓉，四川大学考古专业的两位老师李永宪、霍巍以及三名学生，外加四名技工，各自放下手中的活计，在陈德安的带领下，紧跟着陈历钊飞驰的自行车，“呼呼隆隆”地向出土地点奔去。只几分钟的时间，便陆续到达现场。
一号祭祀坑显露器物
正在哄抢、争夺、扭打在一起的民工们，见考古人员如同神兵天降，突然而至，并威风凛凛地将自己团团围住，旁边还站着一位著名的算卦先生。立即意识到了什么，在深知这笔横财成了梦中幻影的同时，纷纷扔掉手中的器物，那布满血丝的眼睛恶狠狠地瞅了瞅正得意扬扬的陈历钊，再相互望望，颇为尴尬地抽起烟来。
“铜罐，挖到啥了？”为打破僵局，陈德安走上前来向杨运洪故意问道。
“哎，陈老师呵，我们挖出了一些玉东西，好多都破了，觉得无用，就扔到稻田了，还有几件稍好点。”铜罐用手指着地下一件件凌乱不堪的玉石器回答。
由于双方都未撕破脸皮，随着陈德安与杨运洪的一问一答，紧张的气氛渐渐缓和下来。陈德安在现场转了一圈，对哄抢的民工们柔中带刚地宣布道：“这样吧，按照老规矩，在出土的东西没有弄清之前，大家谁也不能离开这里，等弄明搞清了再说。谁要是擅自离开，我可是丑话说在前头，万一这器物有个闪失，那你就算说不清道不明了，到时候进了局子，蹲了大牢，可与我无关了。”
考古人员与现场民工搜寻被捣碎遗弃的器物残片
众民工听罢，心中“咯噔”一下紧张起来，为了落个清白，表示愿意服从这一决定。到了这时，陈德安才开始和四川大学的考古老师李永宪等一起认真对现场勘察起来。
只见在斜坡下面的取土处，铜罐等人已挖开了一个锅盖大小、深约1.5米的不规则土坑，从这个土坑内已掏出玉戈、玉璋等完整的玉器十几件。这些玉器在太阳的照耀下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润泽与耀眼夺目的光辉，其精美程度令人怦然心跳，不禁为之惊叹叫绝。陈德安将器物拿在手中，反复端详着，心想几十年前燕氏一家挖出的轰动一时的玉器，其精美程度也不过如此吧！
大家发现，除完整的玉戈等器物外，另有十几件玉器在挖掘与争抢中，已被折断、捣碎后扔入坑边和四周的稻田中，一时难辨是何种器物。另有一些明显经火烧过泛白的碎骨渣散落于四周和土坑之中。从土坑所揭露的痕迹初步观察判断，地表下面一定还有大量的器物和人骨。而如此精美的器物与骨渣同出，说明此处很可能是一处与遗址有关的大型贵族墓葬。如果真的是古代贵族大墓，并且与三星堆遗址有关，其文化内涵与学术价值就不可估量了。面对此情，陈德安与众考古人员商量后，决定由李永宪、霍巍两位老师对现场做简单的保护性处理。老考古队员戴福森与年轻的女考古队员敖金蓉，率领技工在四周和稻田中搜寻被折断砸碎后抛弃的玉石器。铜罐等民工协助考古队员们将挖出运走的泥土重新翻拣，以免有任何遗漏。川大三名学生张文彦等负责现场临时保卫。陈德安则回考古队驻地骑上自行车，以最快的速度赶奔南兴镇邮电所，接通了省考古研究所的电话，将刚才发生的情况向所内负责人赵殿增做了汇报。
2003年4月，赵殿增（右）向作者讲述发掘三星堆一号坑的难忘经历
远在成都的赵殿增闻听这一消息，立即意识到这可能是一次重大发现，便迅速组织了胡昌钰、莫洪贵、江聪以及因公回成都办事的陈显丹等人，乘一辆面包车直奔三星堆工地而来。待一行人到达工地察看之后，都认为此事非同小可，地下一定有大量珍贵文物埋藏，心须采取相应措施进行保护和发掘。当摄影师江聪按照考古程序在现场拍完照片后，赵殿增同陈德安一道乘车来到广汉县城，向县政府分管文教的副县长、三星堆发掘领导小组组长陈治山汇报。之后，又立即电话向国家文物局黄景略、李季做了紧急汇报与请示。黄景略与局有关领导商量后，很快给予了“可以进行抢救性发掘”的答复。与此同时，黄景略还明确指示：“这个发掘一定要搞好，关键是要把握住一点，那就是不在于你从中挖出了什么，而是怎么挖出来的，必须按照考古规程重新布方，一层层发掘下去，这样才能较全面地掌握资料，达到预期效果。”遵照这一指示精神，经各方面协商研究，决定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对这个土坑做抢救性发掘。当天下午，在陈副县长的批示下，南兴镇组织当地各村的民兵，与考古人员一起共同组成一支监护队伍，昼夜对现场进行看守保护。同时将挖出的土坑暂时回填，并在回填的土层表面打上印记，使图谋不轨者无空隙可乘。此后，陈德安派人到县城买来竹竿和晒席，在土坑的上方搭起棚子，以防日晒雨淋对地下文物造成损失。最后根据器物的埋藏性质和范围做出尽可能正确的判断，以便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发掘方案。
由于这个土坑有如此精美的玉器和为数众多的骨渣出土，同陈德安的初步判断一样，赵殿增、胡昌钰等考古学家也认为这是一座与遗址有密切关联的古代大墓。遥想1929年，燕氏一家偶然发现的玉石器物坑被学术界以“窖藏”做了结论。由于原来的埋藏情况和地层依据已被破坏，对后来考古专家准确判断那批玉石器的出土情况造成了极大困难，因而在年代的确定上，出现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混乱局面。有的主张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代，有的主张属周代，有的主张属春秋时代，看上去各种主张都有立足的理由，各种说法都有各自的道理，因而最终也没有形成一个大家都感到合理和能够接受的结论。这次砖厂民工挖开的仅是一个不大的土坑，弄毁的也仅是器物坑或大墓的一角，绝大部分遗迹遗物还被厚厚的泥土叠压着，没有遭到破坏，这就为弄清坑内的文化层及器物的摆放情形和相关年代，创造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一号祭祀坑上部覆盖的大石板，这一情形与当年燕青保发现器物坑时基本相同
于是，考古队员们经过研究，决定采用稳扎稳打的战略战术，以显露出的土坑为中心布方，在周边开四个5米×5米的探方，由上往下，由晚期至早期，一步步进行发掘。具体发掘工作由陈德安、陈显丹两人共同主持。四川大学两位老师李永宪、霍巍因校方有事急召返校不再参加发掘。其主要发掘人员为：胡文超、戴福森、周科华、敖兴全、张文彦、朱章义、刘章泽、郭汉忠。另外有摄影师江聪、修复人员敖金蓉，以及从当地雇用的民工数十人协助发掘。
1986年7月19日，在中国西南部，乃至整个长江中上游地区发掘史上最为辉煌壮观的考古发掘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