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向（左二）在三星堆遗址标本室向前来参观的专家介绍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协调、沟通与准备，1986年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和广汉县政府联合成立了三星堆遗址发掘领导小组。广汉县分管文教的副县长陈治山任组长，省考古所陈德安、陈显丹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授林向共同担任领队，川大考古教研室霍巍、李永宪等为指导教师。参加发掘的三方各抽调得力干将组成了一支强大的考古队伍。除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业人员外，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出动师生二十多名，德阳市所属各县也派出文物干部十余人，加上在当地雇用的民工，总计接近二百人。这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从不同地区、不同岗位走到一起的发掘队伍，自此开始了三星堆发掘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考古发掘。

1986年3月1日上午，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林向率领二十余名师生分乘两辆汽车，于11点15分来到了三星堆发掘工地。在与其他各地前来发掘的人员陆续会合后，在南兴镇第二砖瓦厂租借了十八间房子分别安顿下来。此时本已是春光明媚野花初放的季节，以往就连数九寒天都鲜见雪花的川西坝子，这天却突然骤变，纷纷扬扬地下起了鹅毛大雪。面对这奇特的天象异兆，川大师生及省考古所的赵殿增、陈德安、陈显丹等发掘人员心情格外亢奋，认为这是天人感应的一种吉兆，是一个预示着本次发掘将产生辉煌战果的神秘暗示。待吃过午餐，川大师生与省、地、县各方考古人员，急不可待地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来到三星堆遗址中仅存的半个土堆旁，以此为坐标，开始勘察地形，准备布方发掘。大雪弥漫中，林向心中突然产生了一种难以言状的情愫。这种莫名的情愫促使他放开脚步，渐渐远离了人气盛旺的工作现场，径自走向一块台地的高处，观察起周围的景色。只见整个三星堆遗址内，无论远处近处，皆是茫茫一片。在这种罕见的景致中，他的内心深处在增添了一分洁静与空灵的同时，一幕幕往事也随着飘**的雪花悄然涌上心头。

——这是林向从事考古事业以来，第三次来到此处参与不同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了。

1932年出生于上海的林向，于1949年高中毕业后，在解放大军横渡长江、解放全中国的隆隆炮声中，参加了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成了一名部队文艺战士。1955年，响应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一夜之间由一名战士变成了文质彬彬的书生。

1958年秋，为配合即将到来的长江三峡水库建设工程，四川省博物馆、重庆市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三方联合，由六十六名专业人员组成了四川省长江三峡水库文物调查队，开始在四川境内展开大规模调查。林向作为川大历史系的学生，参加了对当时川东三峡库区范围内的长江沿岸及其支流两岸的考古调查，并和省博物馆的陆德良共同带领一个小组负责奉节、巫山两县境的调查工作。就在这次调查中，发现了闻名于世的大溪遗址。

轰动中外的巫山大溪文化遗址

彩陶瓶（巫山大溪遗址出土，四川省博物馆藏。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约公元前4000-前3100年）

泥质红陶，长筒形，高17.7厘米；器表磨光，绘黑色平行线和绞索形纹样。是大溪文化代表性的典型器物，多出于墓葬中

许多年后，林向在回忆与自己的学术生涯发生过重要关联的大溪遗址时，曾这样描述道：“1958年11月间，我们组溯江调查来至巫山西界江南的大溪镇，镇西濒临大溪河。大溪河全长一百二十余公里，虽是山涧溪河，而水流终年不绝，在入江口恰与瞿塘峡口的洄水沱相遇，水面甚宽。西岸为瞿塘峡口白盐山东麓（小地名乌云顶山）面江、河的倾斜台地，远望可见我们要找的遗址所在地。本来对岸有村落以渡船与大溪镇往来，当时已近正午，久等不见驾船者前来，同组陈培绪同学自恃江津人水性好，不听劝阻竟下水泅渡，不料水冷湍急，顿生险情，幸好有渔者相助得登彼岸。（大溪口水面平静而实凶险，翌年发掘时有应届高考生当民工者，不幸在此游泳遇难。）陈登岸后即举着从河坝拾得的石斧大声欢呼，急召我等过河。待我们一行过得河来，全组人为断崖上暴露出来的二米多厚的文化层所激动。文化层几乎全为白色的鱼骨渣夹杂着人骨、兽骨、陶片、石器所构成。整个下午我们即采得打琢磨制成的大小石斧、圭形石凿、打制的石锄、彩陶片、黑陶片、夹砂陶片、人骨、鱼骨等标本一大堆，还从乡民手中征得彩陶瓶一件。所得标本比此前搜集到的总和还多，很多文物都是第一次发现。大溪遗址作为一个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就这样被发现了。我们把大溪遗址发现的好消息即报队部。此次调查的领队杨有润先生急急赶来复查，还在后面山坡上找到很多石砌的长方形‘蛮洞’（应该是东汉砌券石室墓），绳纹粗陶实足鬲等显然是较上述新石器遗存为晚的遗物。杨兴奋地认为这是四川的最新发现，并以遗址上有冲沟名火爆溪而在以后的《调查简报》中以‘火爆溪遗址’命名。”

1959年，四川省博物馆与四川大学历史系联合对大溪遗址进行发掘，林向作为川大考古专业学生参加了发掘。根据前后两次发掘的资料，省博物馆考古人员沈仲常、袁明森执笔撰写了《四川巫山大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记略》，并于《文物》1961年11期发表，遗址的名称遂由原来的“火爆溪遗址”改为“大溪遗址”。可能是出于谨慎或者是对这一遗址的文化内涵认识不足，抑或还有其他原因，尽管遗址已得到更名，遗憾的是沈、袁两位没有进一步地提出“大溪文化”这一遗址的文化概念，而这一文化的提出与命名正是由林向后来完成的。

空心陶球（巫山大溪遗址出土，四川省博物馆藏）泥质红陶，直径5.4厘米；器表饰红陶衣。空腔，腹内有小响石，晃动时可发出响声。上下、前后、左右均有对称的穿孔，孔之间有蓖纹相连。可能是一种玩具，在大溪文化中发现较多

大溪遗址发现后，林向的名字引起了时在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考古课的冯汉骥的注意和重视。在一次师生见面会上，冯给予林向当面赞许，师生之间的感情遂进一步加深。就在林向1959年毕业之时，川大历史系创建独立的考古专业，身兼教研室主任的冯汉骥要招收一名副博士研究生。正值青春年华的林向怀着“搞考古可以到全国甚至世界各地名山大川跑一跑、转一转”的想法，报名投考，结果以第一名成绩有幸成为冯汉骥的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研究生。1960年11月，四川省博物馆在与四川大学历史系联合整理大溪遗址1959年两次发掘的资料时，由于林向参加了调查与发掘，冯汉骥命他参加整理并负责撰写《巫山大溪遗址发掘报告》的重要工作。就在这部划时代的《报告》中，林向经过横向与纵向的分析比较，根据考古学巨擘夏鼐提出的新的考古学文化命名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首次提出了“大溪文化”这一新的考古学文化。这一提法，受到了考古学界的普遍认同。随着后来这一地区不断的考古发现和发掘，考古学家们基本搞清了大溪文化主要在四川省东部和湖北省西部一带，湖南省也有部分遗存的分布范围，经碳14测定，遗址的考古学年代为公元前4400-前3300年。

1962年6月，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师生根据冯汉骥的意见，准备到广汉月亮湾做实习调查。林向作为深受冯汉骥器重的唯一一位研究生，与另一位教师先行前往调查。这是林向第一次触摸到三星堆遗址的门槛。当二人来到广汉中兴公社地面后，从鸭子河北岸蹚水过河，上岸后一边打听，一边向月亮湾燕家院子附近走去。行进中，远远地看到前方右侧有三个大土堆在一条直线上，他们猜测这可能就是与月亮湾紧密相连的三星堆吧。怀着一丝好奇，二人走上前去，看到马牧河有一条流出来的水沟呈南北向切断了这几个原本可能相连的土堆，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断面。林向和另一位教师从断面上取了部分土样观察，只见泥土为人工堆积的花土，土中夹杂有大量陶片，从陶片的形制来看，大体断定为殷末周初之物。就在这次发掘中，冯汉骥站在高高的台地上，对身边陪同的马继贤和林向等人说出了那句被业内人士流传日久的先知式的预言：“这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

1980年，林向带领学生在月亮湾发掘

1963年9月，已毕业留校任教的林向作为冯汉骥的助手，曾几次奔波于川大与月亮湾之间，除做一些行政事务外，还断断续续地参加了考古队的发掘。

自从随冯汉骥最后一次离开月亮湾，到现在再度返回三星堆，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个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尽管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但在此处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改天换地的巨变。古老的文化遗址犹在，但已不是当年那散发着温热与柔情的模样了。原本一望无垠，绿色**漾、鲜花飘香的川西坝子，早已被一排排、一堆堆乱七八糟的砖瓦垛和残破的厂房以及冒着滚滚黑雾的烟囱所阻挡和隔断。那起伏有致的台地，也已被砖厂的民工们刨挖得沟壑纵横、窟窿遍地、满目疮痍，惨不忍睹了。而就在这片广阔的台地下，埋藏着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所经历的血与火，爱与恨，情与仇，大悲大痛、悲喜交集的记忆密码。只要打开这组密码，一个民族图腾的历史映像便豁然显现于世人的面前。只可惜这组密码被无知的有关领导者和只为了贪图小利而不顾祖宗留下的珍贵遗产的帮忙者给毁坏了。要打开远古的记忆之门，由于这样的破坏而变得越发复杂和艰难起来。这一人为的恶果不能不令后来者扼腕慨叹。作为考古专业的教授，林向当然知道，就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对于文明的破坏与摧毁，基本上来自战争和无知这两柄双刃剑，而愚昧无知的杀伤力往往比战争更为酷烈与巨大，对文明的破坏与消解也更为彻底。这种杀伤力，会将这一文明或多种文明**涤得无踪无影。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前因后果，作为活着并清醒着的后来者才会更加痛心疾首。

1980年，林向带领学生在月亮湾发掘地点所绘图

屈指算来，三星堆地区从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发掘，到这次联合发掘队即将展开的大规模行动，前后不过二十多年的时间。作为中国的西南地区甚至整个中华大地屈指可数的一块文化圣地，竟被几个无知痴儿以国家政府和人民的名义折腾成这番模样，实在令人为之悲怀怆然。当年的发掘者如冯汉骥等大师已先后离开了人世。斯人已逝，而作为他的学生，今天尚站在这块土地上的自己也将老去。时间就是这样造就着生命又毁灭着生命，个体的表象的生命消失了，但生命中的精灵却变成了一种文化符号与密码而得以保留。这种文化渐渐演变成一种永恒的传统和无穷的魅力，滋润着在苦难中奋勇跋涉的中华民族那不屈的精神与向善向美的心灵。现在，四川大学考古专业的薪火传到自己手中已经是第二个接力段了。遥想当年，自己第一次来月亮湾时才是个二十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而今已年过半百，从教二十余年，华发早生，手中的接力棒也即将交到朝气蓬勃的第三代学者手中。而在此前，每当看到从川大走出的散布于全省甚至全国各个考古工地的年轻领队们，在一个个大型遗址的发掘中，指挥若定、意气风发的雄姿英采，而与之相随的更加年轻的莘莘学子埋头探坑、潜心钻研的进取豪情，又令人生发出一种“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欣喜之感。看来这学术的薪火不但不灭，而且是越来越旺。或许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会在他们这一代人手中创造出大气象、大辉煌来……这样想着，林向于不知不觉中，已回到了那半个土堆前。茫茫大雪中，在赵殿增、陈德安、陈显丹的具体指挥下，一个个即将发掘的探方基本布置停当了。

为了发挥兵多将广、人多势众的优势，本次发掘在三星堆周围共布了东、西、南三个发掘区，每个发掘区以5米×5米开方。由于发掘中严格按照国家文物局不久前正式颁布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和《领队培训班考核标准》组织实施，工作质量和效率都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发掘。

此前的1984年，国家文物局为了提高全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实际发掘中的能力与水平，开始在山东省举办一年一期、每期时间为三个月的“考古领队培训班”，并由文物局文物处处长黄景略亲自主持。在培训期间，除在国内外请一些德高望重的考古学家讲课外，特别注重田野考古中的操作规范，要求学员严格按照国家文物局制定的规章制度予以操作。如在下坑发掘时，不管是长期还是暂时，都不能穿皮鞋或对坑中土层造成明显印痕的鞋子等具体细节也在规范之内，并制定了培训班严格的考核标准。学员学习期满，考核过关者准予结业，并由国家文物局频发“领队资格证书”。有了这个证书，就可以在全国任何考古发掘工地出任考古队长。培训班按照这一培训原则，自1984年创办，一直延续到1995年，历时十一年，共培训了十一期学员方才告一段落。经过这一时期的严格培训，中国考古发掘技术产生了质的飞跃，迎来了“文革”之后第一个黄金时期。由于黄景略本人在这一过程中所做的特殊贡献，后来业界将这一时期称为“黄景略时代”。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和条件下，经四川省考古所推荐，陈德安、陈显丹二人于1985年进入“全国考古领队第二期培训班”学习，并以优异成绩取得了结业证书与领队资格证书。此后他二人双双回到三星堆考古工地主持发掘工作，直到迎来了此次三星堆考古史上最大规模的联合考古发掘的实施。

1986年4月，全国考古汇报及文物调查工作会议在昆明召开。会后，国家文物局副局长沈竹、文物处处长黄景略、文物干部李季三人，陪同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宣部副部长、国家文物保护委员会主任廖井丹来到四川视察工作。廖原出任过四川省委书记兼成都市第一书记，后调中宣部任副部长。1985年，国家文物保护委员会主任夏鼐去世，该职由廖兼任。这次受四川方面邀请，廖井丹等一行来到了成都。

陈德安（右二）向众人讲解保护文化遗址和文物的政策法规

4月17日，沈竹、黄景略与李季三人来到四川省考古研究所视察工作。其间，已成为考古所负责人的赵殿增汇报了三星堆的发掘情况，言称已经发现了土坯城墙等等，希望几人到现场做一番视察，顺便协调一下考古队与当地的关系，处理砖厂破坏遗址的难题。沈竹与黄景略一听发现了城墙，顿时来了精神，因为谁都知道城墙的出现在古代遗址中意味着什么。而此时在工地主持发掘的陈德安、陈显丹，刚刚从黄景略主持的领队资格培训班结业不久，按辈分应算是黄的学生。另一位主持、四川大学教授林向又和黄有多年的交情，无论是于公还是于私，几个人都觉得应该前去视察一番。

陈显丹在学术讨论会上发言

当天上午，沈竹、黄景略、李季三人在四川省文化厅副厅长王幼麟和考古所赵殿增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了三星堆发掘工地。广汉县县委书记叶文志得到消息后，特地驱车前来陪同视察。当黄景略等人与工地的发掘人员一一打过招呼并寒暄过后，便开始在工地上转来转去，详细认真地考察起来。

如同黄景略此前所掌握的，自西南大区撤销之后，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四川考古界与全国各地相比，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即使偶尔搞点发掘，动作也不是很大，收获也就可想而知。更为全国文物考古界所轻的是，在考古发掘中，许多学者不按科学规律操作，由着自己的性子和喜好在发掘工地随意折腾。特别是“文革”之后一段时间在长江两岸的考古发掘，当发掘者在地下深处或洞穴内，发现几个或几十个人头之后，摸起来看一看是男是女，连最基本的记录都懒得去做，便随手“扑扑棱棱”地把头骨丢入滚滚的长江之中。有的考古人员认为发掘出的古代器物价值不大，也同头骨一并抛入江中草草了事。对此，国家文物局曾提出过严厉批评，但因从业人员素质较低，积习太久，总是收效甚微，令黄景略等具体管理者，干在办公室着急上火而无杜绝根除办法。

这次视察，令黄景略等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圈转下来，只见整个发掘工地井井有条，无论是开挖的探方还是操作程序，都非常符合国家文物局制定的规范。此前陈德安、陈显丹将自己在领队培训班上所学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复印后，分发给每一个参加发掘的人员，并严格规定必须照此规程操作，不得有半点差错，就连下坑要穿平底软帮胶鞋这一点都做了专门强调。所以当黄景略等人一圈转下来之后，原来的不良印象一扫而光，脸上显出喜色。当从遗址内的西泉坎下来之后，黄景略精神亢奋，兴趣大增，满面热情地对赵殿增说道：“小赵呵，咱挖的灰坑不少，但都是陶片，其他的东西出得不多，这个遗址到底有多大，到现在也没弄清楚。你刚才说这个地方是夯筑的城墙，也没有最后弄明确，是不是需要钻探一下，好好地搞搞调查与勘探？如果需要探工，我可以从洛阳给你们找几个。如果真是城墙，那就了不得了，意义可就大了去了，也就更应该搞清楚，好好地组织人马探一下。过去在彭县竹瓦街一个窖藏里弄出了几十件青铜器，你们省博物馆抢得倒是很及时，可一旦把东西抢到家，往仓库里一扔就万事大吉了，跟没事人一样。到现在你们也没有派个人到彭县竹瓦街调查一下，这窖藏到底是咋回事？在窖藏的周边还有没有类似的器物或其他的窖藏埋在地下，相互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些你们到现在仍是一无所知。我希望三星堆千万不要再这样下去了，如果再这样下去，四川考古将永无出头之日。”

黄景略说着，赵殿增在一旁点头答应，表示此前的考古发掘教训很多，经验很少，或者说只有教训没有经验。今后一定要吸取教训、奋起直追，不怕流血流汗，甩开膀子大干几年，使四川考古跻身全国一流行列。

黄景略听了，觉得赵的态度还算真诚，自己的话在他的内心深处多少有些触动，也就越说越高兴起来。当一行人来到了三星堆旁的发掘工地时，借着刚才的兴致，黄景略蹲在坑边，指着坑壁问一位正在坑中发掘的陈姓学生道：“小陈呵，你能给我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吗？”只见小陈有些腼腆但又很自信地将手中的一个小铁铲在壁上比画着回答道：“这是××层，这一层与××层是打破关系，这一层与××层是叠压关系……”黄景略听罢，抬头对不远处的林向大声说道：“我说老林呵，你教的学生还真有两下子哩，你看都说得头头是道，我这个爱挑剔的人都感到无话可说了。”

林向道：“这都是你黄处长的功劳呵，‘二陈’从你那个班上训练回来之后，还真有点不一样了，要求特别严格，业务水平提高了一大块。学生们现在都按照‘二陈’的要求在发掘，所以最终的功劳还应归你这位老师呵！”

未等黄景略答话，站在身旁的李季对身边的陪同人员道：“我们的黄头呵，你可不知道，到别的工地，看到他的同学做得不好他都敢骂，今天看了这个工地的发掘情况，他很满意，你看他高兴得嘴都合不拢了。”

黄景略接着道：“工地的发掘情况我是很满意，但这个遗址的情况就难说了，你们看看。”

说着用手指了指脚边的探方，又指了指远处几个探方，继续道：“这个遗址的文化层这么丰厚，规模这么大，出土器物这么多，这就说明绝不是个普通的遗址。如果那几个高坎坎真的是城墙，如果不是古蜀国的都城，也与都城不相上下了。像这样大规模的古城除了中原地区，别的地方从来没见到过，整个西南地区和长江流域更是没有发现过。这个遗址是国家级的大遗址，这个发掘是一流的发掘，各方面在国内都是属于一流的。”说到这里，黄景略抬头望了望一根根傲然挺立的烟囱和蘑菇云一样遮天蔽日的浓烟，将头转向陪同的四川省文化厅副厅长王幼麟和广汉县县委书记叶文志说道：“我跟沈局长的看法是，无论如何不能再在这里挖下去了。三星堆挖完了，就等于把遗址挖完了。挖三星堆就等于是在挖自己的祖坟呵！你们想一想，烧一块砖才换两毛钱，这下面埋的可都是金子呵！要把眼光放长一点，不要为了眼前的一点蝇头小利就不顾国家民族利益了，一定要想办法停下来，等文物考古部门勘探完后再挖也不迟嘛。”

话至此处，王幼麟附和道：“是呵，黄处长说得有道理，是应该停下来了，再这样挖下去还怎么得了，既对不起祖宗，也对不起后人呵。这个事主要还得靠叶书记出面具体处理，因为毕竟你是这里掌握实权的父母官呵！”

叶文志听罢，苦笑了一下道：“你不知我的苦处和难处。正因为我是这里的父母官，才有权无钱，有事难办，有苦难言呵！”

沈竹插话道：“难字是不少，苦处也很多，不过这苦不苦要想想长征二万五，难不难，要想想革命前辈过草地、爬雪山。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是有诗云，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吗？这万水千山都不在话下，几座小小的砖瓦窑又算得了什么，干不干，关键要看你这个父母官的决心大不大，意志坚不坚了。”

叶文志听罢，有些无奈与悲壮地说道：“沈局长，这地方上的事你是了解的。我的决心再大，意志再坚，没有钱还是一个难字呵！要停可以，必须给他们一些补助，否则又是机器，又是房产，又是车辆，那损失可就大了。别忘了这些东西都是镇里和村里集资买来的，是人民群众的血汗呀。目前广汉县没有这笔钱来补助，你们在上边活动一下，省里和中央是否拿点钱出来？如果上边出一部分，比如出60%，我们可以咬咬牙，勒紧腰带拿出40%，问题就解决了。各位领导，你们看，我这个方案怎么样？”

听了叶文志的话，几个人都一时语塞，没有了刚才的兴致。因为这钱毕竟不是石头、砖头、瓦片，而是实实在在的票子呵。为打破僵局，黄景略对叶文志说道：“那样吧，通知砖厂先在最后这个土堆四周停下来，等勘察钻探之后再决定是否动土。要中央拨款恐怕很困难，也不现实。本来你们擅自在古遗址内乱打乱盖，胡刨乱挖就不对了，还要中央给你们钱才肯搬家，这不是故意耍赖敲诈吗？中央怎么会当这个冤大头，给你们投这笔资金？不过问题还是要解决。我们回到成都之后向廖部长汇报一下，让他出面尽量做省里有关方面的工作，争取省财政出一部分资金，把这几个砖瓦厂彻底搬出去。你看这样如何。”

沉默了一会儿，叶文志觉得一时没有更好的办法，便痛快地回答道：“这个可以，你们可要说话算话，抓点紧呵，否则时间拖得太长，老见不到钱，我这里又要坐蜡犯难了。”

几个人表示回成都之后尽力而为。至此，在中央、省、县三方代表之间，总算勉强达成了一个三星堆遗址内砖厂停工的口头协议。

沈竹、黄景略等人走后，广汉县委与南兴镇及砖厂等方面，在焦躁不安地等待上级拨款的消息，三星堆周围的破坏与毁灭性取土暂时得以停止。这一变化为“二陈”与林向率领的三星堆遗址联合发掘队发掘与保护遗址赢得了短暂的空间和时间。

由于国家文物局沈竹、黄景略等领导和专家的肯定与鼓励，三星堆发掘工地联合发掘队的全体成员，干劲空前高涨，在短短的三个月内，就发掘探方53个，总面积达1325平方米。其中西区的文化层堆积厚达2.5米以上，按早与晚的地层划分，最厚、最多的可分为十六层。如此丰富的文化堆积，在四川考古史上前所未见，闻所未闻。发掘中，共清理房屋遗迹二十多处，其中有上层贵族居住的约六十平方米宽的大厅堂，也有十多平方米一间的平民居住的木骨泥墙小屋，另有仅为几平方米一间的较小房址。这些小型房址，据林向推测很可能是当时饲养牲畜的圈栏。此外还出土有各种用途的灰坑104个，其他小型文物除数量较大的小平底罐外，还有高柄豆形器、鸟头把勺、袋状足盉、尊形器，以及玉璋、玉瑗等玉石器和铜器五百余件，另外还出土了十多万块陶片。这些器物全部收集在一起，堆满了从砖瓦厂另行租借的整整八间屋子，可谓成果斐然，令人欣喜不已。

此次发掘，进一步证明三星堆和月亮湾一带方圆六千平方米内，出土的文物和房屋遗址具有相同的特征，它们应是古蜀文化遗址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地下形成的十六层文化堆积，经碳14测定并经树轮曲线校正，最早年代为距今四千八百年左右。根据这一数据，结合其他发现、发掘的文化特征，主持本次发掘的林向、陈德安、陈显丹等考古学家认为，三星堆遗址丰富的地层堆积，可为四川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周三代五千年文明史的考古研究建立一个年代学体系，并成为古蜀文化断代分期的分水岭和试金石。

1986年4月25日，广汉县委、县政府、政协、人大四大班子，邀请三星堆发掘的主持者之一林向，在县影剧院做了“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情况”专题学术报告。全县机关干部和各村支部书记及中小学教师代表等一千余人倾听了林向的演讲。这次报告会的召开，对遗址的宣传与保护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1986年6月，满目葱郁的油菜已收割完毕，月亮湾的田野里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插秧播种。眼看预定的发掘期限已满，前来参加发掘的德阳市所属各县的文物干部、四川大学师生，满载沉甸甸收获与喜悦之情陆续撤出工地。根据林向的安排，特意留下张文彦、朱章义、刘章泽三名学生，帮“二陈”做一些扫尾工作。此时，没有人想到，就在这个大疏散、大撤离的节骨眼上，震惊寰宇的考古大发现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