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提及亚里士多德，他如同知识的源泉。我这样做的原因并不是我对于他没有得到在任何情况下都当之无愧的荣誉而感到心中不安，而是我认为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要牢记，《科学和理智》这本著作中也采用了很多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的基本概念。我再次提醒你，如果一个人愿意去了解一些早期伟大的思想家的著作，那么他就能够避免浪费大量的时间，还能够避免很多错误。柯日布斯基为了准备写《科学和理智》这本书进行了多得让人难以置信的研究和阅读。他仔细研读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但如果真正读懂了亚里士多德，那他就不会把《科学和理智》这本书描述成一个非亚里士多德系统了；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应该会发现自己在这本书中阐释的主要论点有很多都是对亚里士多德的认同。

之前我还提到过另外一本关于语义学的书，是奥格登和理查兹合著的《意义的意义》。这本书与我刚才描述的那本伟大的著作《科学和理智》相比，无论如何都是次要的，我甚至都不打算简述书中的内容，但是我将引用这本书中一个巧妙的示意图。

作者展示了一个没有底边的三角形。他们在这个三角形右边的顶点处写上了“指示对象”这个词。在三角形顶端写的是“思想或参考”，在左边的顶点处写的是“符号”。他们在这个示意图中所表达的不仅是符号不是它所代表的东西这一事实，还表达了与符号所关联的是某种想象，而这种想象才和符号所代表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毫无疑问，他们的观点是符号和它所代表的东西在我们早先使用的语言中不是直接关联的，而是间接关联的。最初的事物，或者叫指示对象，只与思想直接联系。符号也只与思想直接联系。符号和事物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只能通过思想作为媒介才能连接。这个图示的价值是有限的，只是以图形的方式指出了在使用一个不能完全代表指示对象的符号的过程中存在出现省略、曲解和错误的可能性。柯日布斯基为了对此进行解释使用的是触觉装置而不是图形，他这种方式让人觉得更有真实感，但遗憾的是在解释同一现象时难度更大。这个装置由一块木头组成，上面挂着一些松松垮垮的绳子。柯日布斯基将它称为“结构差动装置”。他用这个装置在课堂上演示高阶抽象和低阶抽象。这个装置不同的高度上挂着那些松垮的绳子，表示当一个词或者符号被用来代表一个指示对象时，丢失掉那些对象原有的特征。绳子位置的高低表示抽象程度的高低。柯日布斯基指出，从他的观察来看，学生们通过频繁地观察和触摸这个装置，会在脑海中对丢失和曲解在抽象的言语交流过程中是固有现象这一真实情况形成深刻印象，这是其他任何方式都无法做到的。

奥格登和理查兹在他们的书中还表达了另一个观点，我认为特别值得提出来。这个观点与词语的两种使用方式有关。他们二人称之为“表目的”和“表情绪”。他们可能应该像正确使用逻辑学术语那样，还用适当的修辞学来表达，但是我很乐意承认他们选择的词语更能说明他们的意思，而且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比经典术语更完整地表达了他们想要表达的内涵。奥格登和理查兹煞费苦心地说明以表达情绪的方式使用词语在真正可靠的分析中是不恰当的，而且往往会遮掩问题。他们还表明，词汇学需要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由于词语有两种使用方式，因此需要用两种方法研究。在我看来，他们的这个概念和术语一样，都很有用。

语义学，简而言之，就是我们只用词语交谈，主要用词语思考。词语本身就像是不足以承载船舱里装的货物的货船一样。由于词语的功能不足，思考存在很多缺陷，这令我们感到痛苦。我们陷入了一些无聊的争论，而在这些争论中，参加争论的人最终都意识到他们谈论的是词语而不是事物本身，而且如果只去定义词语，那么就会发现他们的意见其实是一致的，并没有分歧。

柯日布斯基还有一个能够节省时间的深刻理解。他呼吁我们要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定义术语固然很好，但是不要在任何情况下都带着强烈的学术色彩。他的这个见解是正确的，如果两个正在交谈的人在不能将词语的定义提升到言语层面的情况下，他们相当确信仍然要将实质上相同的值附加到正在考虑中的词语或者符号上，这才是我们真正所需要的。他们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共同理解的基础，并应该停留在这个基础上，而不是在舞文弄墨的啰唆过程中变成一个令人绝望的语言纯正癖者，来努力达到韦伯斯特满意的那种定义。

我发现柯日布斯基的作品中有一个部分很有趣，但我认为现在讨论这一部分实在是为时尚早。他将这个部分称为“否定推理系统”。这个系统完全基于下面这个理论，“是”这个系动词在形式逻辑上造成了巨大的技术困难。柯日布斯基提醒我们这些困难从性质上来说是语义性的，而且通过尽可能地使用“不是”来代替“是”应该就能避开这些困难。举个例子，如果你很熟悉马这个物种的外表，这时你生平第一次见到了驴，后来你向朋友描述这段经历时，你可能想对你所见到的这个奇怪的动物下一个断言。柯日布斯基认为，你可以百分之百断言你看见了一种动物，不是一匹马。由此，他建立了根据否定命题来建立论证的构想。就我个人而言，我倾向于怀疑这个系统是否会发展成一个近乎完备的系统，而足以成为一种新的思考工具。目前可以暂时肯定的是，无论如何它还在酝酿中，尚未完全成形。我的猜测是这个系统最终会成为一个对某些特殊类型的命题有用的归纳，但仅此而已。

第四种工具：唯意志论逻辑

很久以前，有一个叫赫拉克利特的希腊人认识到了一些语义困难所产生的不确定性。从那以后，人们时常会找到一些理由以某种方式来批评形式逻辑的局限性，以及在形式逻辑和现实生活之间建立有益联系存在的困难。席勒教授是这一批评正统学派主要的现代倡导者之一。在席勒教授所著的《形式逻辑学》一书的序言中，他这样说道：“两千多年来，形式逻辑一直是学术教学的一个固定主题。它已经被设立，并且拥有从全人类最有能力且智力最敏锐的人之中挑选出来的大批正式的拥护者。此外，形式逻辑的主题非但不是深奥难懂的，反而每一个理性的人应该都很熟悉。它宣称要研究一项每个人日常都要进行的活动，也就是思考，还要诠释我们应该如何去思考。因此人们也许会认为，这一项研究对逻辑学的主题进行了详尽地探究，每一个技术性的修饰都被补充进去了，而且每一个有关逻辑学的问题都被毫无疑问地解决了。然而结果绝非如此，那么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得到的不仅是普通的人类思考继续对逻辑缺乏尊重，而且逻辑学家之间也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分歧……正如大多数教授形式逻辑学的教师一样，我也发现这是一门教授起来很难不失去自尊的学科。忽略用传统学说来引导诚实思考所带来的真正困难，掩饰宣称这是一门形式一致性的逻辑学所暴露出的大量不一致性，武断地拒绝回答那些超出逻辑学范畴而延伸到形而上学或者心理学领域的问题，以及用完全不合逻辑的方式在合乎逻辑与超出逻辑之间划清界限，这样的一些事情似乎经常都是很有必要去做的。我相信所有的逻辑学家都或多或少地遭遇到了这些困难，也发现了用形式逻辑自身的武器去攻击和责难它是最容易的。”

这是一种强效药，来自一位很厉害的药品推销员。他是一位公认的经验丰富的学者，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导师，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不仅是一位逻辑学家，还是一位哲学家。为了帮助你来定位他，我告诉你他的哲学谱系师承威廉·詹姆斯，他的逻辑学思想的影响力也许可以比肩约翰·杜威。他就是约翰·克里斯托弗·弗里德里希·冯·席勒。接下来，我将简要介绍席勒教授理论中的要点，而且我还会指出我认为其中哪一部分是对的，哪一部分是错的。既然每个人都可以发现错误，那么你也很可能在我评论席勒教授错误的内容里发现一些我的错误。这是我必须面对的风险，同时这也是做判断要面对的风险之一。

在席勒所著的《形式逻辑学》一书中，他声称已经能够“推翻形式逻辑这种伪科学，并揭露出它是一个何等不一致、毫无价值而且没有任何意义的结构”。席勒声称，他不仅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还能够“从形式上和辩证法上证明否定形式逻辑的论点”，为此他写了一本400多页的书。然后他又写了第二本书，名为《实用逻辑学》，副标题是“关于唯意志论主义认识论的介绍”。在第二本书的序言中，席勒说道：“在我的《形式逻辑学》一书中，我通过挑战作为传统逻辑学构建基础的基本抽象概念——意义的抽象，来对传统逻辑学进行激进地批判。就之前对形式逻辑的毁灭性批判而言，这本书旨在成为有建设性的续篇。”

这两部作品共同对逻辑学理论做出了最有价值的贡献。然而，在我看来，它们无论如何都不是对形式逻辑的驳斥，甚至与形式逻辑之间不存在冲突，只不过是一种对形式逻辑用途的扩充，其方式是在一个明确的基础上将两个影响形式逻辑使用的因素恰当地包含在内，其中一个因素是语义学，另一个是概率论。我们已经对语义学进行了一些论述。现在我们应该关注一下概率论。

概率论的主题和研究概率论所带来的问题都是最深奥而且最困难的。数学家们花了毕生的时间来探究它的秘密。我们对这本书的实际需求是看看我们是否能从数学家和哲学家的大量著作中提炼出一些关于概率论的简单见解，而这些见解不需要经过详细地研究就能应用到日常生活和思考之中。你要知道，实际上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基于概率而不是确定性，尽管这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状况，为什么很少有人能聪明地回答出什么是概率这个问题，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我们应该停下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在前文中，我们提到过，很多人都在进行有关高风险的思考，然而他们却不能说出思考的工具。我们还进一步指出，也有相当多的人很随意地来回传递着用思考铸造的货币，也就是词语，而这些人对货币的价值或者它们所代表的东西没有明确的概念。我们将会在这本书中的另一个章节指出，分类最为重要的技巧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一个未知的谜，而且我所说的未知的谜不是指未解之谜，而是这个谜根本不可能被解开，因为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有这样一个谜存在。

现在我们要指出的是人们根本不知道概率是什么，然而人们的生死存亡都遵循着基于概率而做出的决定。在这本书的一开始我就表明有一些关于思考的知识是需要学习的——这些知识可以使普通人迈向更好地思考——我不得不承认当时我对这件事的陈述太过轻描淡写。对此我必须说清楚，在这本书中到目前为止我们都认为人们大都不顾安危地生活着，而且人们努力去熟悉思考的基本规则与其说是一种自我改进的措施，倒不如说是病人要服用药物，因为熟悉思考的基本规则就是治疗一种危及生命的疾病所需的那种药。如果我没有明确表达出我坚信有太多的人患有糟糕地思考这种疾病，那么这本书就毫无意义了。我认为现在又是一个正式提出我的认识的恰当时机。我的认识是，我和其他所有人一样，长期以来都遭受着糟糕地思考这种疾病的折磨，而且我想我自己现在充其量也只是在恢复健康——而不是已经治愈。

我们回到那个问题：什么是概率？如果你愿意相信我的话，概率就是一个特定命题的可信性程度。就是这寥寥几个字而已，绝对再无其他。我也尝试过给你一个严格的定义，但是我希望通过进一步讨论来排除任何产生误解的可能性。据我所知，大多数人认为概率与事件发生或者不发生的可能性有关。我要重申一点，概率与此绝无任何关系。我所知道解释清楚这一点的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引用过去的事件来举例，让我们从历史领域中寻找事例。当尤利乌斯·恺撒被一群元老院议员刺杀时，据说他被刺了26刀。现在并没有任何科学意义上的证据来证明正确的数字到底是26、27还是28。那么问题是：这三个数字之中哪一个更有可能？尤利乌斯·恺撒是在公元前44年被刺杀的。无论你现在认为他被刺了多少刀，都丝毫不会改变已经发生的事实。让我们假设恺撒事实上被刺了26刀。你选择相信是27刀不会改变这个事实。然而，如果有人要写一篇学术论文，试图证明有新发现的并且迄今为止没有被引用过的资料表明27才是正确的数字，你很可能就会相信这个研究者的话，并且从那时起就相信27才是正确的数字。然后你可能会说，“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恺撒很可能是被刺了27刀，而不是26刀”。那么从你用的是“很可能”这个词就可以看出你所指的是可信性，而不是现实性。你说的意思是，“我相信恺撒被刺了27刀，而不是26刀”。

然而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当人们考虑未来而不是过去的事件时，由于未来事件的走向被认为是可变的而不是固定的，他们往往会陷入一个思考的错误，认为概率与事件实际上会不会发生有关，而没有牢记概率仅仅是指事件在未来发生的可信度而已。我一直认为，如果能正确理解可能性和可信性之间的区别，就会改变很多人思考和行动的过程。

席勒对概率的关注点则是不同的。形式逻辑，至少从它的演绎方面来说，是作为一门必要而且有效的推理科学而提出的。席勒说，这简直是荒唐可笑。在任何绝对意义上都不存在所谓必要的推理这回事。必要的推理只在某种相对意义上是必要的——也就是说，相对于说话者和他的参考系统以及听者和他的参考系统来说才是必要的，你所能得到的只有可信度的高低而已。生活和思考的绝大部分都是基于概率而不是确定性。任何一种可供使用的推理方法的思考过程系统都应该可以得出概率性的结论。也就是说，这样的结论尽管在形式意义上并不是必然的，但始终是可能的。事实上，席勒并没有像上面这句话这样精确地表达——如果他想把这一点阐述得更清楚的话，就应该会用这种精确的表达方式。

席勒坦率地承认，他至少在两个方面都欠着威廉·詹姆斯的债。席勒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而威廉·詹姆斯则是一位现代的实用主义概念的伟大倡导者。席勒也是一个多元主义者，而威廉·詹姆斯则是现代的多元主义之父。实用主义是一种态度，它隐含的意思是既然生活是有目的性的，而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多地造福全人类，那么除非哲学能真正教会人们在生活中如何更好地为他们自己谋福利，否则哲学就是一门空洞的学问。实用主义提倡实用性，会这样来检验一个理论：这个理论有效吗？多元主义承认实现某一目标存在多种方法，并且认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与其说是找到正确的方法，不如说是找到任何可行的方法。多元主义实际上承认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时间对不同的人有帮助。

这些毫无疑问都是实用的思想，席勒作为一个务实的人喜欢这些思想，也使用这些思想，并且通过勾勒出实用主义逻辑和多元主义逻辑的轮廓而大有裨益地扩大了逻辑学的范围。然而不管他喜不喜欢，实用主义逻辑和多元主义逻辑仍然脱胎于他自己极力反对的陈旧的形式逻辑。席勒在他所著的《实用逻辑学》一书中大约用了450页的篇幅阐述了这些思想。

我感到自己对某个理论或者某一本书的简略概述无法充分代表原作的全部意义，但是我已经非常认真地向你阐释了一些实例。因此我可以毫无压力地告诉你在概述唯意志论逻辑上，我想我已经帮你从这一理论创始人的著作中省略了850页的内容，还有他的先驱者和与其思想类似的同时代作者著作中更多的内容，不过帮你省略的只是旁枝末节的内容。我认为席勒的这两本书都值得一读，而威廉·詹姆斯的著作毫无疑问在我心中更是非读不可的。但是，如果你现在只想要了解席勒的逻辑学中的精华部分，我想如果我没有在阐述中犯什么严重错误的话，我已经都告诉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