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四、五月间，三毛离开了台湾，回到大迦纳利岛。这是一场孤独的归旅。四年前，失业在家的荷西，日日在海边盼望着她。如今，丈夫已逝，孑然一身，等待她的只有空寂的屋子和屋外漂泊的海船。

三毛在途中，耽搁了近一个月。四月出发，直到五月底，才结束流浪，回到那个不再温暖的家。期间，她在瑞士、意大利、奥地利等地逗留。一路旖旎的风光和朋友的亲情，多少能抚慰她心灵的创伤。

第一站，瑞士洛桑。在台湾桃园机场，泪眼模糊地告别亲人；独自一个人像做梦一样，走过长长的走廊然后登上飞机；经香港、昆明，到达瑞士；下飞机后，坐火车到洛桑，再睁眼，她已经站在这座古典建筑面前。

在女友家叨扰数日，花一周时间游玩意大利佛罗伦萨，三毛又去看望老邻居奥托一家。在奥托家，三毛度过了一个深情的夜晚。老壁炉里火光通红，奥托夫妇得知荷西去世的消息，极力挽留三毛在这里度过余生，被她微笑着拒绝。

连迦纳利海边的拾荒同好希伯尔也来了。他在一个月前的报纸上，看见三毛在新加坡被读者们簇拥得水泄不通的场面。他告诉三毛，看着她被挤来挤去的样子，他心里难过极了。希伯尔邀请三毛到家中做客，他将辛苦拾捡来的好东西拿给三毛看，坚持要她从中挑选一件。虽然没有华丽的语言，但希伯尔用他真诚的行动安慰着三毛，让她知道，即便失去爱情，她还有这世上令人感动的友谊。

三毛不愿再见更多的朋友，于是在告别奥托一家后飞往奥地利维也纳，堂哥陈懋良在那里等她。懋良已成家立业，是音乐之都一名音乐家，当初固执的爱好，果真跟了他一辈子。现在的他，有美丽大方的妻子，活泼可爱的孩子，家庭温馨幸福。席间，三毛望着这一家人，看他们言笑晏晏，脑海中回想的是过去与荷西的点点滴滴。许久不见，三毛带了几只撒哈拉威人的石鸟送堂哥堂嫂，堂嫂则教会她泡美味可口的鸡蛋。

维也纳之后的一站是马德里。终于还是回来了，这座曾与荷西相识定情的城市。没有了丈夫，她没有多少兴趣去婆家，但她又不得不去，一些遗产事宜，要与婆家分割清楚。途经巴塞罗那，她临时决定待上一天。她想拖一拖，婆家还是晚一点去的好，那里没有真正盼她去的人。于是她去了那里的游乐园，像个孩子似的坐在木马上拼命地旋转，登上吊车让瑟瑟冷风将手中粉红色的棉花糖吹散开……一直到万家灯火，巴萨罗那变成一片灯海。

这里是三毛熟悉的地方。她永远不会忘记，八年前的雪夜，她从马德里坐火车，和热爱艺术的朋友夏米叶等一起来此过圣诞。夏米叶是荷西的二哥，也是三毛的好朋友。那时，三毛还是个浪漫明媚的单身女子。圣诞过后，荷西和三毛在雪地里，同夏米叶挥别。

终于还是来到马德里，怀着一种沉痛的心情，三毛按响婆家门铃。夏米叶和小姑子伊丝帖一见到三毛，就热情地拉起她的手。进屋以后，三毛注意到桌子上竟放着一大束颜色鲜红的玫瑰。小姑子忙前忙后为她端茶递水，因为有她在，三毛面对婆婆时的紧张心情缓解了一大半。夏米叶则还是以前那样的好朋友，他曾经去岛上看望三毛，提着他亲手制作的很漂亮的艺术品。在夕阳的余晖里，他曾坐在海滩上，静静地告诉她弟弟童年的故事。

伊丝帖努力说服她脱掉黑色丧服，像哥哥活着时那样，穿回七彩春装，做回从前那个张扬着无限魅力的三毛。在三毛与公婆发生冲突的时候，伊丝帖坚决站在三毛一边。这让三毛着实感动。但是她没有过多停留，事情一处理完就坐车赶回大迦纳利岛。

这次回来，三毛不想很快离开。她还是爱这里的孤独寂静。“一个纯白色的住宅面对着艳阳下的大西洋静静地呈现在眼前……那亦是一个奇异的海滩，大迦纳利岛南部的海沙是浅米色而柔软的，而我眼前的这个海湾却满是近乎黑色的沙石。远处各种峥嵘的礁岩与冲击的巨浪使人想起《珍妮的画像》那部电影里的镜头。”这就是她居住的房子的模样，完全现代化的艺术美。

因为有长久居住的打算，三毛卖掉与荷西的家，在附近重新购买了一座住宅。新房子的后院一半是草一半铺砖，还有一个细草秆铺成的凉亭，凉亭里的座椅形色各异，有的是可坐人的大树根，有的是一大段方木头，还有一个是从海边捡来的废船上的厚重方形压舱盖，三毛把它当桌子用。三毛很喜欢这个新客厅，拉开窗帘，对面是一幅精致的海景画，看了叫人全身舒展。三毛说，在漫天星辰的夜晚，星辉落下，她就会打开温暖的落地灯，拿出口琴，坐在摇椅上轻轻地吹一首气氛欢愉的曲。

站在迦纳利的海滩上，三毛看着远方漂泊的海船，拉芭玛岛就在对面，远眺可及，那里埋葬着她的爱人。1980年6月，她飞到拉芭玛岛为荷西扫墓。时隔一年，坟墓的变化很大：“冲到你的墓前，惊见墓木已拱，十字架旧得有若朽木，你的名字，也淡得看不出是谁了。”三毛买来笔和淡棕色的亮光漆，将荷西的墓志铭，一笔一笔地重新填好：“荷西·马利安·葛罗。安息。你的妻子纪念你。”然后，她将十字架和木栅栏一遍又一遍地刷新。

拉芭玛这座死亡之岛，给三毛带来驱除不去的伤痛。“可是每去坟上坐下，便是要耍痛风，他在水中起来的样子当初不该看的，而今一向便是要痛死。”

隐居的生活，偶有朋友探访。没有访客的日子，三毛就把精力用来修饰房间和整理庭院。搬入新家，一切由她自己动手。过去荷西帮她做的，现在只能靠她一个人了。有时因为太累，她会在空空的房间里放声大哭：“荷西，荷西，我再不能了。”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心情，三毛停留在岛上一年后，又一次回台湾去了。

1982年9月，三毛应张其昀先生邀请，登上中国文化学院的讲台。在三毛看来，教书是一件有耕耘、有收获又有大快乐的事。十年前，三毛留学归来，曾在文化学院做德文助教；十年后的今天，作为一名久负盛名的女作家，三毛的第一堂课，盛况空前。据她的学生子菁回忆：“三毛第一次来上课，可以用轰动两个字来形容，因为来一睹其风采的学生，像是一颗颗软糖装在大肚小颈的瓶子里溢了出来，是的。教室太小了些，但这不是准备作演讲，而是要上课。”

三毛正式注册的学生是153人，加上旁听的总计超过200名。“差不多四小时课，总要看十五本书”，这样的劳累程度令三毛旧疾发作，不得不飞往美国加州做手术。1984年夏，三毛手术归来，但她的身体状况无法继续支撑她那近乎狂热的教学方法，她不得不与讲坛告别。

回到台湾的家中，她将自己关闭在房间，开始一系列的疯狂写作。她谢绝任何来访，不接电话，不看报纸，甚至吃饭睡觉都成了可有可无的事。母亲见她这个样子，心疼地写道：“我现在恨不得讲出来，她根本是个‘纸人’。纸人不讲话，纸人不睡觉，纸人食不知味，纸人文章里什么都看到，就是看不见她的妈妈。”父亲对此亦有看法：“女儿写作时，非常投入，每一次进入情况，人便陷入‘出神状态’，不睡不讲话绝对六亲不认——她根本不认得了。但她必须大量喝水，这件事她知道。有一次，坐在地上没有靠背的垫子上写，七天七夜没有躺下来过，写完倒下不动，说：‘送医院。’那一回，她眼角流出泪水，嘿嘿地笑，这才问母亲：‘今天几号？’那些文章在别人看来不起眼，而她投入生命的目的只为了——好玩。”

最初，她在南京东路四段父母的家中写作。后来她嫌不安静，干扰太多，就向母亲“借”了位于民生东路的小公寓。她不生火做饭，由缪进兰天天去送。“她那铁门关得紧紧的，不肯开，我就只好把饭盒放在门口，凄然而去。有时第二天、第三天去，那以前的饭还放在外面，我急得用力拍门，只差没哭出声来。”

三毛写作起来，等于生死不明。她原有夜间写作的习惯，但现在几乎是不分昼夜地伏案工作。三毛曾说，写作是她生活中最不重要的一部分，它不过是蛋糕上的樱桃。此时，樱桃已经比蛋糕重要得多。

她的写作计划庞大得惊人。经皇冠出版社建议，她同时写三本书——《倾城》《谈心》《随想》，还着手翻译丁松青神父12万字的《刹那时光》。另外，又答应滚石唱片公司，写一整张唱片的歌词。可以说1984年到1985年的三毛，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写作疯子。这样高强度的工作，终于让那刚动完手术原已不堪的身体垮下来。三个月几乎无眠的生活使她的记忆力严重丧失。那一段，正赶上母亲患癌住院，她的思想压力很大。一次，在探望完母亲走出医院后，她竟忘记家在何处。

这样疯狂的写作生活，她坚持了一年多。1986年初，她感到身心疲惫，不得不放下笔，再次飞往美国，到西雅图寻觅一个宁静闲适的冬天。三毛是闲不住的。从西雅图回台后不久，她又急急起程飞往阔别两年之久的大迦纳利岛。

这一次，三毛是来诀别的。

三毛将售卖两层楼小院的信息刊登在报纸上，由于急着回台北，她的要价很低，房子很快成交，只以650万的价格卖给一个邮局工人。价钱讲定后，三毛把家具、衣服和各种带不走的工艺品，送给了当地的朋友。

临行前的一个晚上，邻居小姑娘奥尔加来找三毛。小姑娘只有11岁，当她得知三毛要永远地离开这里时，她扑闪着一双大眼睛，苦苦乞求三毛不要走。三毛心疼地把她抱在怀里，望着天上的星和云彩，给她讲了一个美丽的东方国家——中国的故事。奥尔加听得入神。三毛告诉她，她的中国神，将要让她回中国去了。

第二天一早，三毛和奥尔加挥别，和大迦纳利挥别，和死亡之岛挥别，和蓝色的大西洋挥别。从此，她再也没有回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