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虽以湘军起家，其幕府中湖南人与江苏人之多，几乎相等，而安徽、浙江人也不少，足见他并无狭隘的地域观念。
由曾国藩幕府的盛况而推断其他督抚幕府，如胡林翼、骆秉章等，虽略逊色，但亦人才辈出。察微知显，清代地方政治权力机制确已发生变化，似属无疑。
曾国藩幕府的人物，论出身，自布衣、秀才、举人、进士以至翰林、均为座上之客，无所区别；论幕中活动，自文牍而将兵，由道学而科学，无所不能，无所不包；论出幕后功名，自牧令以至大学士，各遂其志，各适其所。所以幕府在治事上的影响，已不可等闲视之。
就曾国藩幕府而言，其下有文武百官，取厘金以为度支，练湘军以为实力，集用人、财政、军事大权于一身，又据有天下财赋之地，人文荟萃之区。所以其幕府无异汉人朝廷。此种外重之势，一旦形成，督抚自必稳操黜陟之柄。
同时，曾国藩同幕僚之间也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幕僚们助曾国藩功成名就，曾国藩使幕僚们升官发财，多年来，幕僚们为曾国藩出谋划策、筹办粮饷、办理文案、处理军务、办理善后、兴办军工科技等等，真是出尽了力，效尽了劳。可以说，曾国藩每走一步，每办一事，都离不开幕僚的支持和帮助。即如镇压太平天国一事，他之所以获得成功，并非靠他一人之力，而是依靠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其中他的幕僚尤占有一定比重，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西汉初的刘邦在向诸将解释为何张良足不出户而封赏最高时，曾把战争比为狩猎，以猎人喻张良，以猎犬喻诸将，称指示之功胜于奔走之劳，诸将为之悦服。而在安庆、江宁两役中，曾国藩的幕僚则不仅有指示之功，犹有筹饷之劳，可谓功兼张（良）、萧（何）。自咸丰十年（1860）六月至同治三年（1864）六月，四年之中曾国藩报销军费一千六百多万两。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厘金与盐税。这笔巨款主要靠幕僚筹集，没有它湘军早已饥溃，何成功之有？曾国藩所谓功劳的排名幕僚绝对不次于前线英勇善战的将领，绝非夸大之话。至于曾国藩刊行《王船山遗书》和《几何原本》等重要书籍，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兴办军事工业等，更是离不开幕僚的努力。否则，他很难挣得洋务派首领的地位。
应变识人同样也是曾国藩变术的一环，在他看来，身处官场，不能识人辨人，为奸佞无能者所蒙蔽，只看到人的表面现象，而看不到人的本质，而知错人，用错人，必将惹出祸乱，于人于己都会祸害非浅。曾国藩以其独到的相人之术，明辨英才，并予以择取，是其变术的精典手段。譬如曾国藩择刘蓉、交郭嵩焘，网罗人才、交贤结哲，翔实幕府，都是他立足变幻官场的强援支柱，这也是曾国藩的择人变术，因人而异，人皆英才，何愁仕途不畅。
§§§73.求友必须要“专”
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宗棠恃才傲物，自称“今亮”，语言尖锐，锋芒毕露。左宗棠屡试不中，科场失意，蛰居乡间，半耕半读。咸丰二年（1852），已四十一岁，才由一个乡村塾师佐于湖南巡抚张亮基。咸丰四年（1854）三月又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共达六年之久。曾、左虽非同僚，却同在湖南，常有龃龉。传说，曾国藩见左宗棠为如夫人洗脚，笑着说：“替如夫人洗足。”左立即讽刺说：“赐同进士出身。”有次，曾幽默地对左说：“季子才高，与吾意见常相左。”把“左季高”三字巧妙地嵌了进去。左也绝不示弱，说，“藩侯当国，问他经济又何曾！”语涉鄙夷。这些传之甚广的言谈，或为后代文人编造之辞，不足为信，但简单的对话，确实反映了左宗棠个性的桀骜。
《孙子兵法》认为知己知彼，知天知地，才能形成无穷的力量。这就是所谓“无穷而已”的力量。
朋友的力量是无穷的。曾国藩说：“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实在是至理名言。
有一句话说，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意思是说朋友越多越好。如果是志同道合，当然是多多益善；如果志不同，道不合，那就是乌合之众，其实是算不得朋友的。多一条路的“路”可以这样来理解，门路，帮助，有用，对之是实用，实惠，尤其是碰到什么意想不到的麻烦被意想不到的朋友解决了，对这句话的体验就更为亲切了。
然而这句话却不符合中国古人的交往原则，孟子说：“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显然，孟子交朋友，是要和他的德行相交，而不是倚仗什么和他相交，不是要有利可图才和他相交。如果无利可图呢？那就不和他交往了，这就叫利尽情绝。正如司马迁说：“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不少，如果他有求于你，或者可能有求于你，于是对你体贴入微，看探殷勤，恰如冬天里的一把火；如果无求于你，则对你不冷不热，老死不相往来。
这句话的另一个错误就是利己倾向，只让别人帮助他，而不让他帮助别人，只是麻烦别人，而不让别人麻烦他。有来无往，或者来而无往，久而久之，这句话就成了多一个朋友少一条路。
现在我们来看看“博爱”是否可能？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史记》云：“同明相照，同类相求。”可见人们是根据个人的性格、气质、志趣而结合在一起的。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一个人要同形形色色的人交朋友，那就意味着他必须放弃自己的立场、观点和志趣，为了同其明，他就把自己变成一个稀奇古怪的人物，这样的人天下有吗？如果他真的以为朋友遍天下，那不过是一厢情愿，或者自欺欺人。
其实真正的朋友是很少的，他们相知、相交和相敬，同甘共苦。曾国藩和左宗棠就是这样的朋友。
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宗棠恃才傲物，自称“今亮”，语言尖锐，锋芒毕露。左宗棠屡试不中，科场失意，蛰居乡间，半耕半读。咸丰二年（1852），已四十一岁，才由一个乡村塾师佐于湖南巡抚张亮基。咸丰四年（1854）三月又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共达六年之久。曾、左虽非同僚，却同在湖南，常有龃龉。传说，曾国藩见左宗棠为如夫人洗脚，笑着说：“替如夫人洗足。”左立即讽刺说：“赐同进士出身。”有次，曾幽默地对左说：“季子才高，与吾意见常相左。”把“左季高”三字巧妙地嵌了进去。左也绝不示弱，说，“藩侯当国，问他经济又何曾！”语涉鄙夷。这些传之甚广的言谈，或为后代文人编造之辞，不足为信，但简单的对话，确实反映了左宗棠个性的桀骜。
左宗棠颇有识略，又好直言不讳。咸丰四年（1854）四月，曾国藩初次出兵，败于靖港，投水自尽未遂，回到省城，垂头丧气，左宗棠“从城中出来，到船上探望曾国藩，见他气如游丝，责备他说国事并未到不可收拾地步，速死是不义之举。曾国藩怒目而视，不发一言”。咸丰七年（1857）二月，曾国藩在江西瑞州营中闻父丧，立即返乡。左宗棠认为他不待君命，舍军奔丧，是很不应该的；湖南官绅也哗然应和。这使曾国藩颇失物望。第二年，曾国藩奉命率师援浙，路过长沙时，特登门拜访，并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为联，求左宗棠篆书，表示谦仰之意，使两人一度紧张的关系趋向缓和。
特别能显示出曾国藩的宽宏大度、不计前嫌的心境的，是咸丰十年（1860）的对左宗棠的举荐。在这以前，曾国藩也曾举荐过左宗棠。例如，咸丰六年（1856）正月，曾国藩奏左宗棠接济军饷有功，因而，命左宗棠以兵部郎中用。左宗棠性情刚直，得罪了不少人，在湖南“久专军事，忌者尤众”，于是碰上了樊燮。樊燮乃永州镇总兵，此人私役兵弁，挪用公款。左宗棠为巡抚骆秉章代拟奏折，劾请将樊燮撤职查办。谁知樊燮受人唆使，向湖广总督官文反告左宗棠。这位满人官文较为颟顸，竟将这案子报到朝廷，朝廷因命考官钱宝青审讯，传左宗棠到武昌对簿。咸丰帝甚至密令官文，“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此事，京城内外闻之者莫不震惊。骆秉章与湖北巡抚胡林翼均上疏力辩其诬。胡林翼的奏折中且有“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话。京中官员如侍读学士潘祖荫，与左素不相识，也上疏痛陈“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官文似不可“引绳批根”。在这种情况下，咸丰帝才有“弃瑕录用”的旨意，肃顺也趁机以人才难得进言。官文接旨后，才不再催左宗棠对簿，草草了结此案。
此案刚发生之时，左宗棠曾写信给友人，陈述自己的委屈与悲苦之情：“弟性格刚强又没有什么才，近来被有些官所中伤。幸亏所犯的事容易明白，而当政诸公还能明白事理，才没有落入网罗之中，但也很险了。想自己本是草野书生，毫无实用，连年因家乡陷入贼手，才有从戎之举，而忘了自己的愚贱，一意孤行，又多次蒙受嘉奖，名过其实。这次身遭诽谤诬陷，本已早在意料之中。特打算借会试一游京师，脱离此席，不敢再希图进取，使朝廷受辱，使当世之士羞耻。”
于是，左宗棠辞别骆秉章，于咸丰十年（1860）正月离开长沙。他三月三日到达湖北襄阳，突然接到胡林翼一封密信，说“含沙射影造谣者还不满足，四面布满网罗，足令人心寒”。当时，正值襄阳大风雪，左宗棠想跻登庙堂之上，深感帝乡不可期，拟委身江湖之远，又忧谗畏讥。他悲伤地写道：此“盖二百年来所仅见者。杞人之忧，曷其有极！侧身天地，四顾苍茫”。他知“帝乡不可到，而悠悠万里，仍畏寻踪”。当时，曾国藩驻军宿松，胡林翼驻军英山，议欲分三路进攻安庆。左宗棠来营暂避锋芒，曾国藩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连日与他商谈。
正在这时，四月初一日，特旨询问曾国藩说：“左宗棠熟悉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眼前贼军气焰嚣张，必欲攻取湖南才甘心，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本地帮助办团练等事，还是调赴你的军营，使他能发挥长处，达到最好效果，着曾国藩酌情处理。”
曾国藩立即于四月十三日上奏说：“左宗棠刚强英明吃苦耐劳，通晓军机。当现在正需人才之际，或饬令他办理湖南团防，或选拔做藩司臬司等官，让他管理地方，使能安心任事，定能感激涕零，报效朝廷，有益于时局。”曾国藩与胡林翼是在左宗棠极其潦倒、“四顾苍茫”的时候，向左宗棠伸出了可贵的援助之手。
不止如此，清朝廷接到曾国藩的上述奏章后，于四月二十日，谕令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左宗棠因而正式成了曾国藩的一个幕僚。曾国藩立即让他回湖南募勇开赴江西战场。
过了几个月，左宗棠军在江西连克德光、婺源，曾国藩立即于十一月二十八日专折为他们报功请赏，并追述他以前的战绩说：“臣查左宗棠一军，自移师景镇，一闻贵溪警报，分路调拨，或迎头痛击，计十日之内，转战三百余里，连克三城，使狼奔豕突之众，喘息不得少定。实属调度神速，将士用命。自此股剿败之后，即有池州大股扑陷建德，直犯浮梁、景德镇，亦惟左宗棠一军独当其冲。左宗棠初立新军，骤当大敌，昼而跃马入阵，暮而治事达旦，实属勤劳异常。”可谓推崇备至。左宗棠因此得晋升为候补三品京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