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容闳的主要想法是要通过曾国藩实施他的“西学东渐”计划，首次会面，曾国藩便向他提出：“君以为今日欲为中国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着手？”容闳当即回答：“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容闳特别强调“立普通基础”之工厂，因为拥有了这样的基础，不单可以造枪炮弹药、轮船，而且可以造出各种机械，作为一切制造厂的基础。

谈话后，曾国藩深深为这位年轻人“制器之器”的主张而折服，颇感这一主张比自己的为适应“特别之应用”的军火生产要高出一筹。几天后，曾国藩再次召见容闳，专折保奏他为五品衔，拨白银68000两，派其赴美购买先进的机器设备。对于曾国藩的知遇之恩，容闳认为一时无以回报，只有倾尽全力，购回机器设备，才是对曾国藩最好的回报。不久，容闳即从安庆出发，经英国伦敦于次年春抵达美国，经多方洽谈，终与朴得南公司订约，由该公司按“制造机器之机器”标准承造，并于同治四年（1865）运抵上海。

但是，有意味的是，虽然人人都说曾国藩有知人之明，但人非圣贤，因此也会有因为求才心切，从而被骗的时候。天京攻陷后，有一个冒充校官的人，拜访曾国藩，高谈阔论，议论风生，有不可一世之概。曾国藩礼贤下士，对投幕的各种人都倾心相接，但心中不喜欢说大话的人。见这个人言词锋利，心中好奇，中间论及用人须杜绝欺骗事时，此人正色大言说：“受欺不受欺，全在于自己是何种人。我纵横当世，略有所见，像中堂大人至诚盛德，别人不忍欺骗；像左公（宗棠）严气正性，别人不敢欺；而别人不敢欺而尚怀疑别人欺骗他，或已经被骗而不知的人，也大有人在。”曾国藩察人一向重条理，见此人讲了四种“欺法”，颇有道理，不禁大喜，对他说：“你可到军营中，观我所用之人。”此人应诺而出。第二天，拜见营中文武各官后，煞有介事地对曾国藩说：“军中多豪杰俊雄之士，但我从中发现有两位君子式的人才。”曾国藩急忙问是何人？此人举涂宗瀛及郭远堂以对。曾国藩又大喜称善，待为上宾。

方宗诚记载说，此时有个浙江人上书给曾国藩，曾国藩认为此人有才，委任为营官。不久，知其险诈，立即革退，并在大门上悬示这样几个大字：此吾无知人之明，可憾可愧。

由于曾国藩对人才问题的高度重视，并且在人才的选拔、培养、使用上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因此他的幕府人才“盛极一时”。容闳回忆说：“一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曾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薛福成把这些人才分为四大类型。第一类是为曾国藩“治军事、涉危难、遇事赞划者”，这有李鸿章、郭嵩焘、刘蓉、李元度、何应祺、邓辅纶、李鸿裔、钱应溥、陈鼐、许振礻韦、向师棣、黎庶昌、吴汝纶等。第二类是以经事从曾国藩“邂逅入幕，或骤至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者”，这有左宗棠、彭玉麟、李云麟、罗萱、李鹤章、李瀚章、陈兰彬、李榕、王定安、陈士杰等。第三类是因学问渊博而在幕府中做宾客，平时讽谏建议，来往没有规律或是招纳到书局，并没有具体委以公职的人，这有吴敏树、吴嘉宾、张裕钊、俞樾、罗汝怀、夏燮、王□运、曹耀湘、赵烈文、钱泰吉、方宗诚、李善兰、汪士铎、华蘅芳、徐寿、戴望等。第四类是“凡刑名、钱谷、盐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诸大端或以专家成名，下逮一艺一能，各效所长者”，还有冯光、程国熙、陈文坦、洪汝奎、刘世墀、何源等。薛福成仅录了八十三人，不能代表幕府实况，实际上幕僚达四百人以上。重要的如年轻的工程技术专家徐建寅，为曾国藩筹办军械工业组织并带领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出国的容闳，以及薛福成本人都未包括在内。这些幕府人物不少在当时就享有盛誉，有的在后来卓有成就。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是当时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俞樾、戴望是著名的经学家。左宗棠是杰出的军事家，后来在捍卫领土完整、维护民族统一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郭嵩焘后来则成为中国首任驻外公使。薛福成曾出使英、法、意、比四国。郭氏与薛氏都是从洋务派分化出来的我国早期改良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

薛福成曾颇具感慨地说：“凡事都要靠人才才能成功。才学高的人必定能任用贤才，并因而使自己的成就更加伟大。推而广之，能把天下的人才合于一处，这样就可以平定天下。”

§§§72.让能人替自己趟开路

应变识人是曾国藩变术的一环，在他看来，身处官场，不能识人辨人，为奸佞无能者所蒙蔽，只看到人的表面现象，而看不到人的本质，而知错人，用错人，必将惹出祸乱，于人于己都会祸害非浅。曾国藩以其独到的相人之术，明辨英才，并予以择取，是其变术的精典手段。譬如曾国藩择刘蓉、交郭嵩焘，网罗人才、交贤结哲，翔实幕府，都是他立足变幻官场的强援支柱，这也是曾国藩的择人变术，因人而异，人皆英才，何愁仕途不畅。

《孙子兵法》在地形篇中分析了兵路的重要性，实际上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让能人替自己趟开路。

曾国藩和幕僚之间总的来说是主从关系，具体而言则又可为互慕、互助和相互影响三个方面。首先，他们双方都有相互结合的愿望，可以说是一种相互倾慕、相互追求的关系。曾国藩认为，远而言之则天下之兴亡、国家之强弱，近而言之则兵事、饷事、吏事、文事之成败利钝，无不以是否得人为转移。故多年爱才如命，求才若渴，为吸引和聘请更多更好的幕僚尽了很大努力，做了大量工作。他于率军“东征”之始，即号召广大封建知识分子奋起捍卫孔孟之道，反对太平天国，盛情邀请“抱道君子”参加他的幕府。其后行军打仗，每至一地必广为访察，凡具一技之长者，必设法延至，收为己用。闻有德才并称者，更是不惜重金，驰书礼聘。若其流离失所，不明去向，则具折奏请，要求各省督抚代为查明，遣送来营。曾国藩与人通信、交谈，亦殷殷以人才相询，恳恳以荐才相托，闻人得一才羡慕不已，自己得一才喜不自胜，遂有爱才之名闻于全国。由于曾国藩精研百家，兼取众长，早在青年时代即以“道德文章”名满京师，称誉士林；加之其后出办团练，创建湘军，“战功”赫赫，威震天下，遂被视为救星，受到不少士大夫的崇拜。有的知识分子非但升发无望，且身遭乱离之苦，徙无定居，衣食俱困，亟须庇护之所，衣食之源。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既无升官发财之念，亦无饥寒交迫之感，甚或已是学问渊博，名满士林，但却仰慕曾国藩的大名，以一与相认为幸，一与交游为荣，所有这各类人物，他们闻曾国藩能以诚心待士，破格用人，便纷纷投其麾下，入其幕府。

当太平军势焰正炽之时，清廷与官军已无能为力，惟靠曾国藩、胡林翼等人与其抗争。曾国藩以一丁忧在籍侍郎之身份，终能陶铸“中兴”功业，除其个人人格因素外，幕府的运用，实在也是制胜太平军的利器。

幕府之制，原非法律规定，无编制、员额、职掌等限制。其宾主遇合，享有充分自由，入幕之宾，既然不拘资历，也无从属的关系，虽然没有正式的官籍，但因身在幕府得以练习吏事，发展抱负。反之为主官者亦毋须等待朝廷的调遣，可以自行罗致各色人才。儒士既可入戎幕，文臣亦能驱策将勇。这种视实际情势灵活运用的幕府，自古为将帅征战的参谋集团，在清代则久已容纳于地方政府之中，而曾国藩更于平时和战时均能使其发挥高度作用，其风流所及，固然晚清幕府盛况空前，即使民国后也不失为士人的终南捷径。

政治家的工作，在于汇总天下人的聪明才智，凝结为一个有高度效能的机构用以治事治国。

曾国藩既出，以“诚实”结人心，众望所归，其幕府不仅为人才总汇，而且为文武官吏的实习所。一时，将帅疆臣相继由幕府而出，最终才能完成同治“中兴”的事业。

曾国藩幕府出于平定太平军的急切要求，俨然是一个小政府，所以容闳曾说：

当时七八省政权，皆在掌握，凡设官任职、国课军需，悉听调度，几若全国听命于一人。

除文武人才外，曾幕也尊崇多文雅士，徐珂于《幕僚类》记述其情况说：

幕府人才，一时称盛，于军旅吏治外，别有二派：曰道学；曰名士。道学派：为何慎修，程鸿诏，涂宗瀛，倪文蔚，甘绍盘，方某诸人。名士派：为莫友芝，张裕剑，李鸿裔诸人……时文正幕中，有三圣七贤之目，皆一时宋学宿儒。文正震其名，悉罗致之。

若进一步探索，则可发现曾氏幕府中各色人才俱全，容闳说：

今更回述予在安庆之事。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是皆曾文正一人之声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业，足以吸收罗致之也。

此仅就进军安庆时情况而言，至于曾国藩幕府的盛况，有薛福成之《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一文，为“叙曾公幕府宾僚，最为翔实，且有统系者”。

归纳此文，曾国藩幕府主要的人才有：

谋略人才：郭嵩焘、左宗棠、陈士杰、李鸿章、李鸿裔、钱应溥、薛福成等。

作战人才：水上有彭玉麟、杨载福等；陆上有李元度、唐训方、李榕、吴坤修、黄润昌等。

军需人才：李翰章、甘晋、郭嵩焘、李兴锐等。

文书人才：许振□、罗萱、程鸿诏、柯、向师棣、孙衣言、黎庶昌等。

吏治人才：李宗羲、洪汝奎、赵烈文、何、倪文蔚、方宗诚、萧世本等。

文教人才：吴敏树、莫友芝、陈艾、俞、戴望、吴汝纶、张裕钊、唐仁寿、刘毓崧、刘寿曾等。

制造人才：李善兰、徐寿、华蘅芳、冯光、陈兰彬、容闳等。

从某些资料统计看，曾幕中僚官共92人，按其籍贯而论，计湖南20人占第一位，江苏19人第二，安徽15人为第三，其次浙江12人，四川7人，江西、湖北及广东各5人，贵州亦有2人。其分布达9省，除闽、滇、桂三省外，南方各省均有入幕之宾。此则表示其乡土分布，与曾国藩活动半径相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