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曾国藩心力交瘁，忧思难眠，虽然他历来维护名教，对洋人的异教有看法；虽然他也知道，从根子上看“曲在洋人”；虽然他一万个明白，只要维护天津民众，就会被举世称为大英雄，而为洋人查凶手，“雪洋人之冤”，就会遭万人唾骂，甚至像秦桧一样，遗臭万年。然而，此时的情况，却由不得他了。他致书通商大臣崇厚，表示“有祸同当，有谤同分”；又给儿子留下一封长长的遗书；还将驻扎在保定的刘铭传军四千人调来静海，随时听候进津弹压；万般就绪后，他发出“谕天津士民示”。曾国藩准备冒天下之大不韪，舍命去查办这一桩大案了。
天津教案令当时“市忠愤之名于天下”的清议派欢欣鼓舞。有人主张立即向法国宣战；有人建议依靠民众的义愤，一鼓作气，闭关绝使，驱逐洋人出中华；当时的内阁中书李如松还说，要趁此机会，焚尽在京的使馆，杀尽在京的洋人。与此同时，西方列强也在磨刀霍霍，各国军舰麇集海口。一位法国海军提督扬言：“十数日内再无切实答复，定将津郡化为焦土。”一位英国外交官也说：“天津教案，当时若将津郡地方全行焚毁，可保后来无事。”论实力，当时中国远不是英法的对手。形势万分急迫，曾国藩处两种力量的夹击之中。
摆在他面前的任务，首先是通过调查取证，认定事实。当时，朝野上下都相信洋人挖眼剖心做药材的传说，内阁学士宋晋奏称：“仁慈堂有坛子装幼孩眼睛。”连清廷给曾国藩的上谕中也说：百姓焚毁仁慈堂时，得了许多人眼人心，交给崇厚，崇厚隐瞒不报，都销毁了。传闻必须查证，逐一落实。
曾国藩的调查结果表明：王三虽然曾经供认授药给武兰珍，然而时供时翻，其籍贯也与武兰珍说的不同，又拿不出受教堂主使的证据；仁慈堂现有孤儿一百五十名，经逐一询问，无一人系拐卖而至；教堂掩埋的童尸都有心有眼，“迷拐幼儿，挖眼剖心，有眼盈坛”之说，访之城内外，全系听闻，无一人能指实。
情况清楚了，接着就是“严拿凶手”。可是“此案事起仓卒，本无预先纠集之正凶”，动手者也是一哄而起，众拳交加，要找到证据确凿的凶手谈何容易。经“严立期限，昼夜追求”，仅得到可以正法者七八人。估计洋人“不肯服输”，又突破常例，变通处理，勉强将可以正法的人数追加到二十名。这样处理，法国公使罗淑亚并不满意，他不断强调，地方官员是此案的主使者，应将“官员抵命”。后反复交涉，曾国藩无可奈何，只得将天津府县官员革职流放。另在经济上赔偿抚恤金四十六万两白银，重修教堂和仁慈堂。天津教案总算了结了。
曾国藩如此处理教案，全国舆论大哗。京师国子监学生奋起，将曾国藩在北京湖南会馆夸耀的匾额砸得粉碎，湖南反应更为激烈，各地“责问之书”雪片般飞来，每日不下数百封。此时的曾国藩“外惭清议，内疚神明，日内目昏头晕，心胆俱裂”，深深地陷入精神危机之中，他在直隶遭万人唾骂，已无法立足，清廷为缓和矛盾，于八月三日调他回任两江总督。
§§§66.学会把“台面”做大
曾国藩认识到自己局面尚未打开，台面小，又不轻易向朝廷推荐人，当时环境又恶劣，随时有送命的危险，当然人们不愿死心踏地跟从了。因此，曾国藩再次出山时，向清政府要求授予他一、二省的实权，对稍有才能者，保奏、荐举不断，加之打了几次胜仗，所以才有“群雄蔚起，云合景从，如龙得雨，如鱼得水”的局面。
《孙子兵法》在谈到兵势的时候，不管是明处或暗处，都要做到心强和身强，这样才能立于不败；换句话说，成功的标志之一是能把“台面”做大。这一点，曾国藩深有体会。
曾国藩的《杂著》中有《居业》一条，意思说打江山创事业都要有基础。他说：“古时代英雄的事迹必定有基础；如汉高祖刘邦在关中，光武帝在河内，魏在兖州，唐在颖阳，都是先占据根据地，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曾国藩把建立基业归纳为两个必要条件，即规模宏大，言辞诚信。
他具体解释说：“就像居室那样宏大，那么它占的宅地就广阔，能够庇护的人很多。诚信如果站得很稳固，结构就会很牢靠。《易》说：‘宽大居之’，说的是宏大；修辞立在诚字上，可以居业，说的是诚信。大程子说：‘道之浩浩，从哪里下手呢？只有立下诚才有可以居住的场所。诚就是忠信，修省言辞，便是要立得这忠信。如果口不择言，逢事就说，那么忠信也就被埋没动摇站不住了。’国藩按立得住，就是所说‘居业’；现在俗话说‘兴家立业’就是这个意思。子张说：‘掌握的德不宏大，信的道不专一，还能叫有吗？还能叫无吗？’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宏大诚信，那么我的知识浮泛动**，说我有不行，说我无也不行；这样终身没有可居之业，这就是程子所说的‘立不住’了。”
曾国藩几乎从零开始，到一呼万应，正是借助做场、做局而发生变化的。他多次谈到“局”，鄙视那些在局外呐喊议论者，倡导挺膺负责，躬自入局，认为这样，才能有成功的可能性。曾国藩起家之初，手中无权无势，所以跟从他的人并不多。从长沙临行前，邀左宗棠参谋军务，遭到拒绝。但左宗棠拒绝入幕后不久，即加入到骆秉章的幕府，令曾国藩很难堪。李鸿章初次来投，曾国藩也说：“少荃（李鸿章号）是翰林，了不起啊！志大才高。我这里呢，局面还没打开，恐怕他这样的艨艟巨舰，不是我这里的潺潺溪流所能容纳的。他何不回京师谋个好差事呢？”表面上是拒绝，实际上担心水浅养不了大鱼，李鸿章吃不了这份苦。
曾国藩还同时发出另外几封邀请信，应者寥寥，甚至连过去的好友冯卓怀、郭嵩焘都不肯随行，刘蓉虽被他强拉硬扯出来，但不久即坚辞而归，留下来的只有李元度、陈士杰数人。陈士杰字俊臣，湖南桂阳州人，以拔贡考取小京官，分发户部，遭父忧回籍。因在家办团练镇压当地会党为曾国藩所赏识，在衡州招聘入幕。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以举人授官黔阳教谕。李元度曾上书曾国藩言兵事，为其所赏识，约于1854年2月前后入幕。曾国藩深感孤立无援之苦。他在给弟弟们的信中很有感慨地说：“兵凶战危之地，无人不趋而避之，平日至交如冯树堂、郭嵩焘者尚不肯来，则其他更何论焉！”又说：“甄甫先生去岁在湖北时，身旁仅一旧仆，臣亲、幕友、家丁、戈什哈一概走尽。此无足怪之事。兄现在局势犹是有为之秋，不致如甄甫处萧条已甚。然以为此为乐地，而谓人人肯欣然相从，则大不然也。”曾国藩当时惨淡经营的情形，由此可见一斑。
曾国藩认识到自己局面尚未打开，台面小，又不轻易向朝廷推荐人，当时环境又恶劣，随时有送命的危险，当然人们不愿死心踏地跟从了。因此，曾国藩再次出山时，向清政府要求授予他一、二省的实权，对稍有才能者，保奏、荐举不断，加之打了几次胜仗，所以才有“群雄蔚起，云合景从，如龙得雨，如鱼得水”的局面。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后，即成立左宗棠军、李元度军；攻下安庆后不久，又令曾国荃回籍招募湘军六千；以后又成立李鸿章的淮军及淮扬和太湖两支水师，等等。各将领也深知部队多，战功多，既可多得利，又能获高官，掌大权，因而往往不待命就自行筹饷，招募新营。
同时，当曾国藩既任两江总督，又任钦差大臣之际，情况就更今非昔比了。不但南方省份封疆将帅，凡有升罢，曾国藩“皆与赞画”，而且，朝廷凡有大的举措，都要征求曾国藩的意见。这时的僚属们自然感奋异常。“我辈属在僚佐亦为感奋，愿与同志相磨砺也。”郭嵩焘也说：“近朝廷举措，真是从大处着笔，为从来所未有。”
曾国藩的“台面”做得越大，他的僚属们越有希望，越有干劲儿。难怪曾国藩开府两江时，高唱挺进歌了。
近代中国人尤其湖南人，从权贵政要、志士仁人到青年学子，大多佩服曾国藩，佩服其治学为人和带兵做事。从李鸿章、张之洞到袁世凯、蒋介石，无不对之顶礼膜拜，尊为“圣哲”；从梁启超到杨昌济，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也无不表示过推崇师法，受过其人的种种影响。
曾国藩就是湘乡人，自咸丰初年开始，他带领湘军同太平军作战，取得最后胜利，从而声名赫赫，死后得到“文正公”这一谥号。清政府称他“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风劲凌霜”。其政治立场和作为，自是站在历史进步的反面的，但他毕竟是个很复杂的人，有着多种身份的人，是个在很多方面都留下了自己影响的人物，所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最后一尊精神偶像。古人说：“人有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推崇曾国藩的人认为这三者他兼而有之。梁启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里曾这样评论：
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名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竞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得知，因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十分敬仰康有为、梁启超，他通过阅读梁启超的著作，对梁启超钦服曾国藩表示出浓厚的兴趣。梁启超说：“吾以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
最后让我们读一段曾国藩把“台面”做大的方法：“凡全副精神专注一事，终身必有成”。
来书谓意趣不在此，则兴会索然，此却大不可。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它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请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即水军一事，亦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弟当以为鉴戒。现在带勇，即埋头尽力以求带勇之法，早夜孳孳，日所思，夜所梦，舍带勇以外则一概不管。不可又想读书，又想中举，又想作州县，纷纷扰扰，千头万绪，将来又蹈我之覆辙，百无一成，悔之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