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劳”是指能耐受辛苦。曾国藩认为，“拣选将才，必求……能耐劳苦”之人。“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病；精神乏短者，久用则散。”务求具有过人的精力，只有这样才能身先士卒。
曾国藩在其一整套的选将标准中，一反中国古代兵家论将、选将的方法，而将“忠义血性”，意即对封建政权的忠心放在了第一位。为此，他不拘一格，不限出身，大量地提拔书生为将。罗尔纲先生在《湘军兵志》中考证，在湘军将领中，书生出身的人占可考人数的百分之五十八。
在曾国藩看来，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出身卑微，迫切希望改变所处的社会地位。按惯例是应通过读书做官的方式来达到其目的。然而，清朝末年的状况却使他们无望改变社会地位。
据统计，清末全国绅士人数约有145万，政府官职及头衔仅能容纳15万，闲居乡里的绅士至少有130余万，两者之间构成了悬殊的比例。当社会统治秩序受到农民起义的冲击，他们将本能地站出来，以封建的卫道精神同农民军进行对抗，捍卫封建的统治，加之无官可做，只好在投笔从戎中一显身手。
同时，加入湘军的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深受理学的影响，既懂得一些军事战略战术和用军之道，又善于总结实际经验，于是他们走出一条以文人带兵打仗的途径。
曾国藩在选将制度上的改革，使清朝旧制中绿营军将领的腐败无能、贪生怕死、败不相救等现象得以改变，从而培养出一批较有实力，能征善战的湘军将领。
§§§60.独创方案，就可打开局面
当时的正规军绿营兵不能作战，这是尽人皆知的。因此，曾国藩下决心破除旧军队陋习，改弦更张，创建一支诸将一心，万众一气的新型军队来。在咸丰二年降旨命曾国藩办团练时，各省先后都办团练，惟独湖南一省最为成功，这不能不说是曾国藩的个人意志和方法起了很大的作用。
《孙子兵法》强调用兵的局面，因为局面是一种势。
曾国藩善于坚忍治军，时常求变于以理学，独创一体，变化兵制。咸丰二年（1852）六月，曾国藩被派充江西乡试正考官。七月二十五日行至安徽太和县境，接母亲病故讣闻，立即改服奔丧回籍。八月抵家。这时太平军正围攻长沙。十月，太平军因长沙无法攻克，解围北上，连克岳州、汉阳，遂成燎原之势。十一月，清廷下谕湖南巡抚，着传旨曾国藩，“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事务”。十二月，曾国藩奉旨到长沙创练湘军。
当时的正规军绿营兵不能作战，这是尽人皆知的。因此，曾国藩下决心破除旧军队陋习，改弦更张，创建一支诸将一心，万众一气的新型军队来。在咸丰二年降旨命曾国藩办团练时，各省先后都办团练，惟独湖南一省最为成功，这不能不说是曾国藩的个人意志和方法起了很大的作用。
曾国藩练兵，从咸丰二年（1852）十二月起，至咸丰四年（1854）正月止，历时一年余。他的湘军，特别与众不同。
首先，湘军是书生和农夫的结合体。它的将，大多是书生。书生能带兵打仗，不由人不怀疑。书生长期受孔孟思想熏陶，存廉耻，重气节，能誓死卫道，这是曾国藩选书生为将的着眼点。他选将的条件是：一是才能治民，二是不怕死，三是不计较个人名利，四是能耐受辛苦。而这四点又归结于要有忠义血性，否则，“终不可恃”。湘军的兵卒都是农夫，其募兵制度规定，必须是朴实而有土气的农夫，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衙门气的人，概不收用。农夫吃苦耐劳，湘军挖长壕、扎硬寨，不准穿有色衣服，只准着草鞋，种种规定，农夫都容易办到。同时，农夫朴实，没有受过革命精神感召的农夫，容易接受封建思想的灌输，这是曾国藩招农夫入伍的着眼点。就是这些不知战事的书生，带领粗经训练的农夫，战胜了强大的太平天国。这在当时和后来都被人们看成是一个奇迹。
其次，湘军特别重视精神训练。曾国藩自称“训练之上，非战阵之才”。而他的训练，主要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思想教育和军纪教育。称之为“训家规”。宣称“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每逢三、八操演日，他必亲自下校场，“反复开说至千百语”，“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用以激励士兵“天良”。湘军兵营几乎成了一个大学校，以“四书”《孝经》为课本，“常教士卒作字读书，书声琅琅，如家塾然。又时以义理反复训喻，若慈父之训其爱子，听者潸然泪下。”
有这样的思想教育做铺垫，就容易形成一种“师长尊上”、“明等辨威”的风气，所以，人们认为湘军是一支儒教色彩很浓的军队，是一支有主义的军队。这样的军队，再加上升官发财的激励，自然就胜多败少，一往无前了。
在衡州练勇期间，形势剧烈发展。太平天国已定都天京，号称百万余众。江忠源战死庐州，武昌危在旦夕，清廷天天催促曾国藩发兵，曾国藩因水师未练成一再拖延。事后证明，此时练成的水师在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中起到关键性作用。
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曾国藩率水陆军二万人从衡州出发。刚到长沙，太平军席卷而来，湘军先败于宁乡，再败于岳州，靖港一仗，曾国藩亲率的水陆主力军全军覆没。幸而塔齐布等在湘潭大捷，把濒临绝境的战局挽回了。湘军添炮造船，重整旗鼓，七月攻下岳州，8月23日一举拿下武昌、汉阳。这时离衡州出师不到一年时间，湖南、湖北归于平静。
曾国藩意气飞扬，浮江而东，10月13日夺取田家镇，烧太平军战船四千号，11月15日抵九江城下。当时镇守九江的是太平军名将林启容，率部增援的是叱咤风云的石达开，两次袭击，把湘军水师截为两段，连曾国藩的座船也俘获了。不久，太平军夺回武昌，塔齐布在军中病死，罗泽南在回援武昌时阵亡，湘军陷入低谷。
在江西相持的三年，是曾国藩最困难的时期。他称为“赧颜走江西”，“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帆之上驶，则绕屋彷徨”。再加上与地方督抚相抵牾，他感到无法存身，咸丰七年回乡奔丧，在家守孝一年零四个月。
咸丰八年（1858）五月，石达开入浙江，东南震动。曾国藩再度出山。十年（1860）闰三月，江南大营被摧垮，清廷始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统辖江南军务。曾国藩命曾国荃围攻安庆，自己督师祁门。八月，以地道填炸药轰垮安庆城，取得关键性胜利。于是，曾国藩定下三路进兵策略，经过三年苦战，于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攻陷天京，太平天国覆灭。曾国藩受封一等侯爵，时年五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