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瑞十五岁时，在家乡湖北应城投了太平军，后来又投降清军，几经辗转被收在僧格林沁部下。据说他异常骁勇，打仗时，炮弹击碎了他手中的酒杯，他不但不避，反而抓起椅子，端坐在营房外，高叫“向我开炮”，使手下都很敬畏他。
要说粗鲁莽撞之人，僧王比他有过之无不及。传说僧王是个暴虐、狂躁、喜怒无常之人，听手下汇报战况也要到处走动，赞赏时不是割一大块肉塞进对方嘴里，就是端一大碗酒强迫别人喝下去。发怒时则用鞭子抽打或冲过去拧脸扯辫子，搞得很多人都难以接受，只有这陈国瑞不怕僧王，他是打心眼里佩服僧格林沁。
僧王死后，曾国藩接替“剿捻”事宜，与陈国瑞军打上了交道。当处理陈国瑞与刘铭传所统率的两军械斗事宜时，曾国藩感到只有让他真心地服自己，才有可能在今后真正地使用他。
于是，曾国藩拿定注意，先以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打击陈国瑞的嚣张气焰，继而历数他的劣迹暴行，使他知道自己的过错和别人的评价，当陈灰心丧气、准备打退堂鼓时，曾国藩话锋一转，又表扬了他的勇敢、不好色、不贪财等优点，告诉他是个大有前途的将才，切不可以莽撞自毁前程，使陈国瑞又振奋起来，紧接着，曾国藩坐到他面前，像与儿子谈话那样谆谆教导他，给他定下了不扰民、不私斗、不梗令三条规矩，一番话说得陈国瑞口服心服，无言可辩，只得唯唯退出。
但是，陈国瑞莽性难改，所以一回营就照样不理睬曾国藩所下的命令。看到软的作用不大，曾国藩马上请到圣旨，撤去陈国瑞帮办军务之职，剥去黄马褂，责令戴罪立功，以观后效，并且告诉他再不听令就要撤职查办，发往军台效力了。陈国瑞一想到那无酒无肉、无权无势的生活，立即表示听曾大人的话，率领部队开往指定地点。
所以，曾国藩驾驭悍将，无外用两种手段——或软硬兼施，或外严内宽，这样，就可以人尽其才。
§§§59.选准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曾国藩认为：“取人之式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要。办事之法以‘五到’为要。五到者：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身到者，如做吏则亲验命盗案，案巡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探贼地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理其绪而分之，又比其类而合之也；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也；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嘱也。”曾国藩经过遴选，将大量“纯朴”之人委以重任，这无疑对于提高湘军战斗力和耐力极为有益。
《孙子兵法》突出了眼力的重要性。如果把这种思想放在人际关系中，则表明，能够看准一个人，既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也是一件非常智慧的事情。或者说，选准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又是一件必须做好的事。曾国藩清醒地看到，将领选任得当，不仅可以使一支军队由弱变强。反之，不仅不能与日益壮大的太平军进行对抗，更重要的是无法“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因此，曾国藩在创建湘军伊始，便将选将工作，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上。
从曾国藩所规定的选将标准来看，湘军的选将制度较为严格，大致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忠义血性；二是廉明为用；三是简默朴实；四是智略才分；五是坚忍耐劳。
曾国藩在选将中，将“忠义血性”放在第一位。所谓“忠义血性”，就是要求湘军将领誓死效忠清王朝，自觉维护以三纲五常为根本的封建统治秩序，具有誓死与起义农民顽抗到底的意志。他说：
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巨细，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疾；精神乏短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缺其一，万不可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
选用具有“忠义血性”者为将领，可以为整个军队起到表率作用，“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这样便可以带动全军效忠封建的统治，从而能够使这支新兴的军队——湘军，不但具有镇压农民起义的能力，同时还具有“转移世风”的政治功能。
曾国藩强调“廉明为用”。对于“廉”、“明”二字，他解释说：
弁勇之于本营将领，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惟自处于廉，公私出入款项，使阅营共见共闻，清洁之行，已早有以服弁勇之心，而小款小赏，又常常从宽，使在下者恒得沾润膏泽，则惠足使人矣。明之一字，第一在临阵之际，看明某弁系冲锋陷阵，某弁系随后助势，某弁回力合堵，某弁见危先避，一一看明，而又证之以平日办事之勤惰虚实，逐细考核，久之，虽一勇一夫之长短贤否，皆有以识其大略，则渐几于明矣。
“廉”，对于军队来说是极为敏感的问题。绿营将帅克扣军饷，冒领缺额以自肥的现象，早已是公开的腐败行径。这深为士兵所不满，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那么，曾国藩在新组建的军队上，要做到与众不同，就必须在选将问题上高度重视，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湘军的战斗力。
曾国藩反复强调将领要具备“廉”、“明”的品质，这对于改善官兵关系，提高战斗力，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选取将领，专取“简默朴实”之人。
曾国藩对于绿营军官气深重，投机取巧，迎合钻营的腐败风气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他深感积习难改。“国家养绿营兵50余万，200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省之用，实以官气太重，漓朴散淳，其意**然”，曾国藩从内心里慨叹：即使“岳王复生，或可换屠兵之筋骨；孔子复生，难剧变营伍之习气”。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曾国藩规定，一方面湘军不用入营已久的绿营兵和守备以上官；另一方面，他强调挑选将领要侧重“纯朴”。所谓“纯朴”是指脚踏实地，无官气，不浮夸虚饰。
曾国藩认为：“取人之式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要。办事之法以‘五到’为要。五到者：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身到者，如做吏则亲验命盗案，案巡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探贼地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理其绪而分之，又比其类而合之也；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也；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嘱也。”曾国藩经过遴选，将大量“纯朴”之人委以重任，这无疑对于提高湘军战斗力和耐力极为有益。
“智略才识”是曾国藩选将的又一标准。曾国藩认为：“大抵拣选将材，必求智略深远之人。”决不能选用拨冗者。他指出：“其拨冗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曾国藩力求从书生中选拔人才。借助于他们知书达理，努力克服绿营将领缺乏韬略的弊病。
他要求湘军将领还应具备“坚忍耐劳”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