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为：

人生得意的时候不可多得。弟弟现在上下交口赞誉，军民拥戴，很是得意，不可错过机会，应当尽心竭力，做成一个好的局面。圣人教导人们不外乎“敬恕”两个字，天德王道，有始有终，性功事功，都可以包括。我生平在“敬”字上没下功夫，所以年届五十而无成就。至于“恕”字，在京城时也曾讲究追求过。近年在外，憎恨人们以白眼藐视京官，又因为本性倔强，渐渐近乎于刚愎自用，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的事、说出许多“不恕”的话，至今羞愧不已。弟在“恕”字上很有功夫，天分胜过我一筹。至于“敬”字也未曾用心，应从此以后努力工作，《论语》中的九思，《玉藻》中的九容，要努力做到。以上临下应该庄重，那么下面会自然尊敬你。习惯成自然，日久可以成大器，才不至于说一场空话，四五十岁仍然默默无闻。

任何人没有反省的能力，就是看不到自己的弱点，甚至自大起来，结果会盲目行事，把自己逼上绝路。曾国藩一生强调“悔”字诀，练就了一种三省的功夫，这是对自己负责的态度。他说：

“我觉得近年来给我帮助最大的只有一个‘悔’字诀。前些年我总认为自己有很大本事，能进能退，既可在朝为官，又能隐居田园，还常常盯着别人做得不对的地方，自从丁巳年（1857）、戊午年大悔大悟以后，才知道自己并没有什么本事，许多事情上也能发现别人做得对的地方。所以从戊午年到现在这九年，和四十岁以前大不相同，大致上是以能立能达为根本，以不怨不尤为表现。立，就是发奋自强，站得住的意思；达，就是做事圆融，行得通的意思。我这九年以来，努力戒除做事没有恒心的毛病，看书写字，从未间断，选择将领，训练士卒，也很用心。这都是在自强能立方面下的功夫。起草奏疏、公文，无不反复斟酌，从没有一句过头的话，一个自夸的词，这都是在办事圆融练达方面下的功夫。至于怨天本是我所不敢的，尤人却常常难免，但也都是随时可以强制克服的。如果你想自我警诫，似乎可以学为兄丁巳、戊午两年的悔悟，然后努力鞭策自己，这样一定会大有进益。”

在曾国藩看来，“悔”即反省，悔己即反省自己，这样可以鞭策自己在人生道路上大有进益。只有悔己，才能立达人生大业。曾国藩在给家人的信中还说：“立”、“达”这两个字，我曾经在己未年（1859）给你的手卷里写过，你也时时刻刻想着自强自立，只是在做事练达之外还缺少一些体验，在不怨天不尤人方面还做得不够。我信中的话都是对你随时指点，劝导你努力自制的。赵广汉原是汉朝的贤臣，以星相有杀戮大臣的征兆，而弹劾丞相魏相，结果灾祸却应验在自己身上。这件事情应该引之为鉴。心里总暗自想着一个“悔”字，则没有什么不能挽回的。

可以看出，曾国藩是一个理智型的人，他总是要警醒自己，努力保持人生不败。这与那些自以为是者，自以为聪明者是截然不同的。

§§§45.让自己一天一天强大起来

曾国藩一生虽不能算是立下不世之功，但也成为“古今不一二睹之大人物”，这和他终身所奉行的也是为人们所推崇的“忍耐”是密不可分的。曾国藩的一生靠忍耐成就了他的事业。青少年时代靠坚忍的苦读博取了功名，取得了进身之阶。到中年以后更是靠“忍耐”战胜了磨难。

《孙子兵法》在分析由弱势到强势的时候，认为忍耐是一个根本的关键。

自胜之力，就是人的忍耐力，是人能够克服困难、承受打击的基本素质。曾国藩通过阅读古代典籍，认为能够承受压力、承受打击，即自胜之力甚强，是成大事者必备要义之一。一般而言，人都有承受压力和困难的潜力，但能否承受大的压力和困难，就是识别一个人能否胜任做大事的标准之一。曾国藩晚年回忆说：“平生受尽屈辱和谩骂，但矢志不移。”后人评价曾国藩“坚忍成功”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

梁启超就说过：凡古来能成大事的人，其自制力、忍耐力必定是很强的。欧美各国的人不必议论，古代的人不必议论，就说最近之人吧。曾国藩自少年开始就有吸烟和晚起的毛病，后来决定改掉这个毛病。开始时毛病很顽固，很难改掉。曾国藩视之如大敌，决心彻底克服才肯罢休。曾国藩以后能率湘军攻克盘踞金陵十余年的太平军，与他能改掉十余年的陋心是同一种精神的作用。曾国藩在军队，每天必写日记，读书数页，下围棋一局，终身如此。一般人认为，这难道不是区区小节，无关大体么？可是他们不知道克制有节，行之有恒，实为人生品格第一大事。善于观察别人者，从这里就可看到一个人修道的功力。又说：

曾公功成业定之后，论者以为乘时际会，天独厚之；而岂知其停辛伫苦，铢积寸累，百折不回而始有今日也？使曾文正毅力稍不足者，则其为失败之人，无可疑也。

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人，面对别人的不理解、不支持或是讥讽、嘲笑、轻蔑甚至侮辱，他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咬牙立志、徐图自强。

咸丰四年（1854），曾国藩在决计会战湘潭时，太平天国的声势已颇盛，以南京为中心，武汉、镇江、扬州等重镇，都掌握在太平军的手里，清朝政府在这一地区内几乎没有任何力量组织反抗了，而东征太平军的曾国藩也接连失利。决战湘潭对于交战双方来说，都攸关大局。曾国藩认为：“湘潭与靖港之贼互为首尾，倘不及早扑灭，不独省城孤注难以图存，衡、永、郴、桂及两粤匪党，闻风响应，东南大局不堪设想。”确实，太平军若能取得湘潭之战的胜利，便能攻取长沙，控制湖南，从而在湖南和两广农民起义军的响应下，迅速南下，控制两广、闽浙等地，占有半壁江山。太平天国政权只有在真正实现了划江而治的条件下，才具备发动北伐的可靠基地，夺取全国政权才有可能。对湘军来说，湖南是湘军的老巢，占有湖南便意味着湘军的兵饷来源有保证；一旦失去湖南，犹如鱼离开水一样，就会因干枯而消亡。

曾国藩认识到了湘潭战场的重要性，急派悍将塔齐布率军开赴湘潭，又调水师总统褚汝航协助陆师摆开了与太平天国生死搏斗的架势。这样在湘潭战场上，湘军的兵力占了优势，加上太平军主帅林绍璋本人忠厚有余，但“无大本领”，指挥不当，致使战线过长，兵力分散，使太平军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湘潭之战，太平军遭到前所未有的惨败，清廷特别强调这一胜利的影响：“自粤逆称乱以来，未受大创，湘潭一役，始经兵勇痛加剿洗，人人有杀贼志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