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期以来，曾国藩一直在清政府的猜忌和地方大吏排挤的夹缝中求生存。尤其是在坐困江西的过程中，始终受到江西大吏的排挤和刁难。这是因为曾国藩一直是以团练大臣的身份来创办湘军，又以此身份率军打仗，这被当时抱守残缺的官员视为越轨行为。咸丰五年（1855）夏，曾国藩丁忧期满，虽被补授为兵部右侍郎，但仍没有地方实权，仍没有钦差的头衔。湘军虽负有“能征善战”之名，但不属于国家的正规兵制，地位不能与八旗、绿营相比。由于曾国藩没有地方实权，湘军也便以客军的地位出省作战，大部分的军饷就不得不仰仗江西，这就不能不使曾国藩备感处于别人屋檐下的苦闷与不便。甚至地方官唆使兵丁闯入他的行辕，想加害于他。曾国藩要在江西聘用官员去抽厘筹饷，被江西官员视为越权的行为，于是出现了针锋相对的态势，谩骂、刁难如同暴雨一样不断袭击着他，使得曾国藩多年以来如履薄冰。有一件事情颇能表现曾国藩这一时期的处境。

曾国藩到江西时，巡抚为陈启迈，与曾国藩是同乡，又一同在翰林院为官，此次曾国藩来江西作战，本应格外亲切，倍加照顾。但与之相反，陈启迈却觉得曾国藩来江西与太平军作战，无疑遮住了他的光芒，于是他处处刁难。在江西万载有个举人，名叫彭寿颐，由于办团，对抗太平军，深得曾国藩的赏识，决定将其调入幕府。但彭寿颐与知县不睦，恰在此时闹翻，以至于对簿公堂。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启迈收到了曾国藩调用彭寿颐的咨文，他认为这是曾国藩有意袒护彭寿颐，与自己挑衅，于是一怒之下，不仅不允许调用，反而将其投入狱中，严刑拷打。曾国藩忍无可忍，遂罗列了一些事实，将陈启迈弹劾。但继任巡抚文俊，并未因此对曾国藩态度有所改善。

曾国藩在回忆自己自改名以来，务以“坚忍”为怀时说：

忆自辛卯年改号涤生，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改号至今九年，而不学如故，岂不可叹！余今年已三十，资禀顽钝，精神亏损，此后岂复能有所成，但求勤俭有恒，无纵逸欲，以丧先人元气；困知勉行，期有寸得，以无失词臣体面。日日自苦，不致佚而生**。如种树然，斧斫纵寻之后，牛羊又从而牧之；如灯燃，膏油欲尽之时，无使微风乘之，庶几稍稍培养精神，不至自速死。诚能日日用功有常，则可以保身体，可以自立，可以仰事俯畜，可以惜福，不使祖宗积累，自我一人享用而尽，可以无愧词臣，尚能以文章报国。

曾国藩与胡林翼为生平至交，每当他不能忍时，胡便温言相劝。而胡的坚忍更是曾国藩的一面旗帜。

胡林翼不仅能虚心以事官文，亦能调和诸将。湘军两员水军大将彭玉麟、杨载福不和，胡林翼亲往拜之，使和好如初，以收同舟共济之功。他**官文后，揽封疆全权，对曾国藩帮助极大。曾国藩督两江，胡林翼劝他：“包揽把持”、“放胆放手”做去，又为之多所赞划，胡林翼死后三年，曾氏即成大功，故曾国藩称其“赤心以忧国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获诸将，天下宁复有似斯人者哉”！又说：“从此共事之人，无极合心者矣。”

§§§43.主静是养心之术

“主静”一语由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提出，他认为，天地诞生以前的“无极”本来是“静”的，所以人的天性本来也是“静”的，只是由于后天染上了“欲”。因此必须通过“无欲”的功夫，才能实现业已丧失的“静”的境界。人生在世，有可为之事，也有不可为之事。有可为之事，当尽力为之，这就是尽性；有不可为之事，当尽力从之，这就是知命。曾国藩就是靠主静知命完成了自己的事业。

《孙子兵法》强调以静制动，养心也需要以静制动。

养心是成大事者必须经历的过程，为什么？因为浮躁之徒绝不能谋取人生的进步。

曾国藩常用“厚藏匿锐，身体则如鼎之镇”这两句话教育僚属及家人，这两句话可以作为座右铭来遵守。而这种思想的根基和来源，是心神方面的“主静”之说。由此可知，曾国藩已体悟到了“主静”的滋味。

“主静”一语由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提出，他认为，天地诞生以前的“无极”本来是“静”的，所以人的天性本来也是“静”的，只是由于后天染上了“欲”。因此必须通过“无欲”的功夫，才能实现业已丧失的“静”的境界。

对理学家而言，“静”的功夫是如此重要，那么曾国藩如何体会周敦颐的“主静”学说呢？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曾国藩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