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八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我试讲一条与你听。一家子，有老翁请了贵客，要留他在家午餐。早间就吩咐儿子前往市上备办肴蔬果品，日已过午，尚未还家。老翁心慌意急，亲至窗口看望，见离家不远，儿子挑着菜担，在水田塍上与一个京货担子对着，彼此皆不肯让，就钉住不得过。老翁赶上前，婉语曰：“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具餐，请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待他过来，你老哥也可过去，岂不是两便么？”其人曰：“你叫我下水，怎么他下不得呢？”老翁曰：“他身子矮小，水田里恐怕担子浸着湿，坏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长些，可以不至于沾水。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请你避让的。”其人曰：“你这担内，不过是蔬菜果品，就是浸湿，也还可将就用的；我担中都是京广贵货，万一着水，便是一文不值。这担子身份不同，安能叫我避让？”老翁见抵说不过，乃挺身就近曰：“来，来！然则如此办理，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你老将货担交与我，我顶在头上，请你空身从我儿旁岔过，再将担子奉还，何如？”当即俯身解袜脱履。其人见老翁如此，作意不过，曰：“既老丈如此费事，我就下了水田，让尔担过去。”当即下田避让。他只挺了一挺，一场争竞就此消解。

关于这第一条的“用意何在”，吴永说，他当时听了，“殊不甚明白”，但他仔细推敲，一般地讲，天下大事在局外议论呐喊，益处不大，必须亲身加入，挺身负责，才有成就事业的希望。吴永肯定老翁“躬自入局”，算是对这个故事的深意的一种理解。近有人说，这个故事说明了心欲取之，必先与之的意思。这也是一种理解。其实，曾国藩说的“挺”，是刚强坚韧之谓，儿子与京货担子站着、挺着。他们强则强矣，韧则韧矣，可是谁也达不到自己的目的。惟有老翁婉言相求，又欲亲自脱鞋下水，却一下子解决了问题。他对京货担子的“恕”，和自己委身下人的“忍”，使他顺利地达到了目的。曾国藩把这种忍让的“柔道”包括在他的《挺经》中，不仅说明处事必须刚柔互用互济，而且进一步说明，外表的柔，有时正是骨子里的刚的不同形式的表现。从这一故事看，曾国藩的“挺经”确是“守身用世”的宝诀，可惜其他十七条已不见传。

不难看出曾国藩崇尚“自强者每胜一筹”的道理。正如他所说：

谓自强者每胜一筹，则余不甚深信。凡国之强，必须多得贤臣工；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此亦关乎天命，不尽由于人谋。至一身之强，则不外斗智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孟子之集义而慊，即曾子之自反而缩也。惟曾、孟与孔子告仲由之强，略为可久可常。此外斗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失败亦迥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萧、陈亦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故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福益外家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

任何时候，强者生存，为达尔文所说：“适者生存。”

可见曾国藩的求强之道，是一种生存之法。

§§§40.尽管心苦，也要尽力去做好事

心力憔悴的曾国藩第二次回到两江总督任上后，一方面以理学家的道德信条自宽自勉，他表示要“揆诸古人鞠躬尽瘁之义，一息尚存，不敢稍耽安逸”，兢兢业业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做出最后的努力；一方面以学问家的治学标准自严自奋，“自恨少壮不努力，老年常多悔惧”。

《孙子兵法》反复强调尽心尽力才会取胜的道理，这也是成大事的几种保证。

王□运作《湘军志》，读曾国藩文集及日记，常夜不能寐，说“曾侯心实太苦”。曾国藩在攻克天京前艰苦卓绝，即使晚年以病弱残躯，仍为支撑将倾的晚清大厦殚心竭力。他再任两江总督即如此。

曾国藩于同治九年（1870）十月十五日离开京城，经河间一路南下。矛盾复杂的心绪实在难以按捺，“思余年来出处之间多可愧者，为之局促不安，名负重疚；老年位高，岂堪常有咎悔之事”！

曾国藩于同治九年（1870）十二月十三日抱病抵达金陵两江督署，次日接印视事。他虽然脱离了是非之地，但仍在政治的漩涡中苦苦挣扎，难得片刻的安宁。江宁本来是他经营多年的老窠，但此次很不光彩地回来，不时受到舆论的抨击，讥讽之词时而在他的耳边响起。同时，他在官场中也愈来越不得意，时常受人白眼，这就使他的心情更加郁郁不乐。他在给弟弟们的家书中说：“余两次在京，不善应酬，为群公所白眼。加以天津之案，物议沸腾，以后大事小事，部中皆有意吹求，微言讽刺……以是余心绪不免悒悒。”

心力憔悴的曾国藩第二次回到两江总督任上后，一方面以理学家的道德信条自宽自勉，他表示要“揆诸古人鞠躬尽瘁之义，一息尚存，不敢稍耽安逸”，兢兢业业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做出最后的努力；一方面以学问家的治学标准自严自奋，“自恨少壮不努力，老年常多悔惧”。

同治十年（1871），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可以说一天不如一天。作为理学修养甚深的他，在正月十七日写了几句箴言，警示和鞭策自己读书不要放松。这几句话语是：“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他认为“暮年疾病、事变，人人不免”，而读书则贵在坚持，并在读书中体味出乐趣。因此，在同年二月十七日，他自己感到病甚不支，多睡则稍好一些，夜间偶探得右肾浮肿，大如鸡卵，这确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却置之一旁，晚上照旧读书不废。疾病缠身，这已是难以摆脱的困扰，“前以目疾，用心则愈蒙；近以疝气，用心则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竟成一废人矣”。

就是在身体状况很差的情况下，曾国藩仍力图有所作为。尤其是希望把久经战乱的江南重建起来。李鸿章在比较曾国藩在直隶与江南的治政时说：曾国藩办理政事，住在江南的日子多，在直隶时少。只就难易而言，管理直隶实在比管理江南困难。曾国藩的弟子吴汝纶也说：“过去曾国藩受命治国，南到江南，北到京城附近。曾国藩在江南，歼灭乱寇，捣毁巢穴，再造天下，还原归本，百姓更生，功劳很大。而且前面没有因袭的，自己为之，好比拿把锋利的刀去割软的东西。至于京城附近则不一样，京官很多，事情从上而来，规章设置很久，官吏懒惰，积习难改，曾国藩又执政时间短，收敛智勇，投合原有的做法，凡是经画的，都是地方官吏熟悉的，没有标新立异。只有精心积累，洞察秋毫，事情过去了精神原则仍在，终于能扭转视听，一下子大变，去旧习，开维新之风。

人都有缺欠，连圣贤也难免犯错误。同时，世间只有人是最善变的，人心是最难测的。曾国藩说，天底下没有一成不变的君子，没有一成不变的小人。

被李鸿章、吴汝纶称颂不已的治政，从曾国藩在总督任上所作的《劝诫州县四条》和《劝诫委员四条》上更可见一斑。

如《劝诫州县四条》说：

第一，治理署内要端正根本。宅门以内分为上房、官亲、幕友和家丁。头道门以内分为书办，差役。这六个组成部分都是署内的人。当官的要想治理好这六部分人，必须先治理好自身。凡是涉及银钱财务账目的，一分一毫，一出一入，没有不能对人说明的地方，这样身边的人就不敢随便取用，因此上房、官亲、幕友、家丁四种人都可以治理好了。凡是文书、案牍，没有一项不是亲自检查的，那么承办的人就不敢舞弊，这样书办、差役二种人都可以治理好了。

第二，执法严明清理诉讼。管子、荀子、文中子的著作，都认为严格执行刑法是正确的，反对宽赦。子产治理郑国，诸葛亮治理蜀汉，王猛治理前秦，都采用严明刑法使社会平安。作为州、县官，如果尽心于民众事务，是非不能不分辨清楚，对案件的审理不能不迅速结案。既然要求迅速结案，就得从严惩治恶人，给好人伸张正气。这不是肆虐，除去萎草才是爱护禾苗，除去恶霸才能安定良民。假如一个案件送到署里，不能做出很快的审结，不分是非，不用刑法，表面上看似宽厚仁和，实际上是糊涂，是懒惰，是纵容奸恶危害善良！

第三，重视农业使民富足。战乱以来，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的生活也许还没有达到绝境，但是农民没有一家人不苦，没有一处不苦。农民受苦太久了，就会使田地荒芜没人耕种。军队没有粮吃就会骚扰民众，民众没有粮吃就会去做盗贼。盗贼没有粮吃就会变成流寇，因此，就会大乱，永远没有安宁的日子了。所以，当今的州、县官重视农业就成了第一项重要的任务。商人的钱可以取，受到伤害的农民的钱不能取。少征税赋以减轻农民的负担，减少劳役以使农民安身。没有牛的人家，想办法叫他购买；被水淹的田地，想办法把水排掉。要使农民稍微有团聚在一起生活的快乐，这样才不至于都逃避迁徙他乡。

第四，崇尚俭朴可以廉政。近来州县用于廉政的俸禄款项，均无着落，而支出的款项，仍然没有全部裁撤。实在是非常艰苦窘迫。只有节约开支这个办法还可以做到公私两全。节约开支的最好办法就是减少人员。官亲少了，就没有需求索要应酬之类的繁杂；幕友家丁少了，就可以减少薪水、杂支的费用。官家厨房里少一双筷子，老百姓就宽裕一分。此外，衣服饮食，样样都要节俭，歌、舞、烟、酒一一禁绝。不给上司拍马屁，不私置自家的田产。用于自己的要有节制，取之于民的要有限度。

这些虽然是就州、县说的，实际上不仅州、县官可以用，上至道府，下至佐杂，凡是负有政治责任的人，都可以按此类推参考使用。所以曾国藩在《劝诫州县四条》下面的注解中说：“上至府道，下至佐杂，以此类推。”至于在《劝诫委员四条》的原注中，曾国藩说：“现在所有的职事人员，都归入此类。”

第一，勤奋劳作可以尽职。看看农民父老，一年到头勤勤恳恳的劳动，他们很少生病，我们就认识到劳动可以锻炼身体。看看舜、禹、周公，他们一辈子都爱劳动，所以他们都能活到高寿，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劳动可以养心。基本上说，勤劳就不容易腐朽，安逸就容易学坏，一切事物都是这样。勤有五勤：一是身勤：危险遥远的路，亲身去走一趟试试；艰苦的环境，亲自去体验一番。二是眼勤：碰到一个人，一定要仔细地观察一番；接到一篇文章，一定要反复审读。三是手勤：容易被丢掉的东西要随手收拾；容易被忘掉的事要随手用笔记下来。四是嘴勤：对待同事要互相规劝；对待下属要再三指导。五是心勤：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认真思考积累起来的智慧连鬼神也能通晓。这五勤都做到，就没有不尽职的了。

第二，崇尚节俭可以培养廉政。往年州、县的佐杂人员，在省当差，是没有薪水银两的。现在每月要发给数十金，而且还嫌少。这就叫作不知足。要想做到廉政，首先必须知足。看看各地的难民，讨饭的人遍地，那么我们这些人能够吃饱穿暖有房住，已经是很幸运的啦，还有什么奢望呢？还敢糟蹋东西吗？不仅应当从廉政中得到利益，还应当从廉洁中获得好名声。不贪心保举，不好虚荣，凡事知足，人人遵守公约，那么社会风气就可以恢复到正气。

第三，勤学好问可以增长才干。现在社会上事情繁多杂乱，但重要的不外乎四项：军事、吏事、饷事、文事。凡是从事做这些事的人，在这四项当中，各项中都应该精心解决每一件事。学习军事的就要研究进攻、防守、地形、敌情等内容。学习吏事的就要研究催粮收赋，审理案件，促进农业增产等内容。学习饷事的就要研究人口负担、治理捐税、开辟财源、节制流失等内容。学习文事的就要研究奏疏、条教、公文、信函等内容。研究的方法不外乎“学”和“问”两个字。向古人学就要多看书，向今人学就要多找榜样。向当事的人“问”就会知道其中的甘苦；向旁观的人“问”就会知道其中的作用和结果。不停止的勤学苦练，才智会在不知不觉中自然而然的增广起来。

第四，戒除骄傲和怠惰可以矫正社会风气。我在军队里的时间长了，虽然不懂得卜卦、算命的技巧，但颇能预见打败仗的征兆。凡将士有骄傲情绪时一定会败，有怠惰情绪时一定会败。不仅将士是这样，凡是官员有骄傲情绪的，也一定会坏事，有怠惰情绪的也一定会出差错。骄傲、怠惰开始时影响不大，时间长了就会逐渐形成风气。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会使全国的能人都成为英雄。每个人都晚起床，会使全国都是夜晚。现在我与各位约定：多做实事，少说大话；需要出力的不躲避，有了功绩不自夸。如果人人都这样要求自己，那么业绩就会从此出现，风气就会从此端正，人材也会从此兴旺起来。

读了曾国藩的上述话，对他理想中的政治人才就可以知道了。他所说的“勤奋劳作可以尽职”，是指本职方面说的；他所说的“崇尚节俭可以廉政”，是就道德方面说的；他所说的“勤学好问可以增长才干”，是就才干方面说的；他所说的“戒除骄傲怠惰可以矫正社会风气”，是指责任方面说的。这些责任履行得好了，就是达到了殚心，于家、于国、于事业就会有好的结果。

曾国藩回到两江总督任上，年老多病已很严重。虽然朝廷的圣旨中有“只要该总督能够坐镇在那里，各种事情自然可以处理妥当”的话，不必让他事事都得亲自过问，但曾国藩带着重病之身赴任，仍然兢兢业业，勤于政事，没有闲暇。如同他在赴任前请求陛见折中所说的那样“揣摩古人鞠躬尽瘁的意义，一息尚存，不敢稍有安逸”。积劳成疾，加上天津办理教案刺激太大，于是病情加重，一年多就死在两江总督任上。江苏巡抚何在上报的奏折中，说他：“无论是在军还是在官，日夜没有一点松懈的时候。虽然是刮风下雨，得病忧郁的时候，也都是鸡鸣而起，半夜而息，凡数十年如一日。晚年不吃珍贵的药物，没有过卧病不起的时候。以前在两江任内，钻研文书，条理精密，没有不经他亲手拟订的章程，没有不经他批阅的信札。只是由于说话不清和心跳之病，不能多见僚属。前年回任，自称稍有怠惰更觉内疚。办公之余没有不见的客人，会见了就一定要各方面问得详细，诚恳地教导勉励僚属，事理的原委，也无不暗记于心。人们都佩服他老年进德之勤。”这些都是符合实际的话。胡林翼晚年长期有病，每天咯血达二百多口，然而军事、吏治还是筹划得没有遗漏。劳累过度伤害生命，死时年仅五十。曾国藩本是胡林翼所称“精力超过一世之人”的人，死时年龄也仅六十二岁。都是由于忧患劳苦而导致的。胡林翼在病中给国藩的信中写道：

您很是挂念我的久病之躯。从大局来说，林翼生死无足轻重，从个人角度来讲，走累了则想坐，疲劳至极则想睡，放枕睡下，便是佳兴；从私情的敬爱来说，则很有随时敢于去死的心理。况且宗棠、续宾，有同样的命运，也特别不能淡忘。

又《致严树森书》说：

近期病情又加重，生死存亡，以我看来，仅如昼夜，毫不动心，也请您不要挂念。

又有《致左宗棠书》说：

我的病吐血稍有止住，而咳嗽加重，虚弱地躺在**。偶尔翻看文书一二行，气即上冲，即大作咳嗽。夜间刚闭眼就咳嗽，想享受半宿的好觉，也不可能。而百年的香觉，又不能达到，我的命将尽了。

曾、胡性情相投，感情深厚，俩人都勤于政事，置生死于度外。

俞樾在写给他哥哥的信中说：“听人说曾国藩先生的事，才知道他真是像神灵一样的人物，来去分明，自与别人不同。他的身后之事，都亲自安排清楚，然后归西。二月初一，梅方伯来见，劝他暂时请假。国藩笑说：‘我不请假了。恐怕没有销假的日期了。’能够这样准确的推知以后的事，怎么能不令人相信呢？”曾国藩虽然没有卧床不起，却自知病体已将垂危，没有转好的希望了。临死前的谈话还饶有风趣，实在是大彻大悟视死如归的缘故。

曾国藩去世时的状态，据王安定所记述：

二月初二日（按：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刚刚阅读书籍，拿起笔手就颤抖，想说话又说不出来，过了一会儿又好了些。接着就告诉儿子纪泽，丧事应按照古代礼仪，不要用佛家、道教。初三日，看《理学宗传》中《张子》一卷，又有手颤心跳的迹象。初四日午后，走一遍西花园，纪泽随从。游完将返回的时候，忽然说脚麻，扶持到厅中，正坐而死。

左宗棠说“国藩无病而终，真是大福”。其实是身体过于虚脱，没有什么值得怪异的。薛福成说曾国藩去世的时候，“城中的官吏前来看望的人，望见西面火光冲天，都以为是水西门外失火了。江宁、上元两个县令急忙让衙役们扑救，到了那里见居民们都很安寂，像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一样。问遍了远近，并没有失火的地方。军门黄翼升的祭文中说宝光照天，微雨清尘，也是记述其实际。后来庞观察来自清江浦，成天麟来自泰州，都说是初二日傍晚的时候，见大星西落，光芒如月。正是曾国藩去世的晚上。”薛福成本来是好谈神怪的，所以更是说得津津有味。他记述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在山东阵亡的情形，也说“王死的傍晚，京城中都听到怪风自南方刮起，并有数千鬼声啁啾相随，瞬间向北而去。这其实是忠灵不灭”。

曾国藩一生仰慕诸葛亮的高风亮节，对孔明的“鞠躬尽瘁”尤为叹服，认为为官一方，应负起民责。他多次阅读《三国志·蜀志》，对诸葛亮事后主刘禅如辅佐刘备一样，击节慨叹。

最后看曾国藩的一段话，其核心要点是：“能勤能敬，未有不兴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