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林翼的话很明白，湘军水师行将分裂，湘军水、陆将领非曾国藩难以指挥自如。他在奏疏的结论中提出：若许曾国藩“移孝作忠”，视师九江，即日督带湘军水陆师会合楚军，将士一心，不难攻占九江，水陆东征安徽，直捣金陵。但清政府却批复说：“克敌制胜之策，该署抚与官文、都兴阿、杨载福（即杨岳斌）等尽可商办，正不必待曾国藩到楚方能定议。”清政府对曾国藩的猜忌已深，断然拒绝了胡林翼的请求。

李秀成击败江南大营后，曾国藩终于有机会出山了。因为八旗兵已不可用。同时，曾国藩、胡林翼并对清政府关于东南的人事布局做了一番揣测。胡林翼说：“江、浙为仓廪根本，京师性命所系，然使泛泛以寻常办理军务之人前往，即事权不属，功必不成。近十日中，必有十余人奏请涤帅往援。林翼之意，必得地方之符乃可去，非此则不可去也。设涤帅去后，秋冬之间，贼必有三四十万大股并力西犯。”后来，曾国藩听说忠王李秀成略定苏常，惊呼：“苏常失守，杭州亦岌岌可危，东南大局决裂如此，不知尚有何术可以挽回……现奉寄谕，饬国藩往援苏、常，盖不知苏、常已失也。鄙意楚军刻不能救援下游，且当竭三省全力，御贼匪秋间之大举，如能于秋间两路大捷，然后有余力兼谋下游，目前实有不逮。”同时他对自己的出路，也做了一番猜测。他说：苏、常失守，“目下浙江危急之至……东南大局，一旦瓦裂，皖北各军，必有分援江、浙之命，非胡润帅移督两江，即余往视师苏州。二者苟有其一”，则进攻安徽的军事布局，不能不有所变更。“余则听天由命，或皖北，或江南，无所不可。”曾国藩、胡林翼迫切希望他们两人中能有一人出任两江总督，以扩大湘系地盘。

而在决定两江总督人选时，肃顺的意见是至关重要的。肃顺平素喜揽名流，“朝士如郭嵩焘、尹耕云，举人王□运、高心夔辈皆出其门，采取言论，密以上陈”。他在镇压太平天国的用人问题上，反对祁春圃、彭蕴章的观点，主张重用以胡林翼、曾国藩为首的湘系人物，“平时与座客谈论，常心折曾文正公之识量，胡文忠之才略”。苏、常失陷后，何桂清以弃城获罪，咸丰帝欲用胡林翼总督两江。但肃顺说：“胡林翼在湖北举措尽善，未可挪动，不如曾国藩督两江，则上、下游俱得人矣。”上曰：“善。”遂如其议。咸丰十年（1860）四月十三日，李秀成攻克苏州。十九日，清政府以曾国藩署两江总督，着统率所部兵勇，取道皖南，恢复东南。七月上旬，又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命令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均归其节制。又将杨岳斌、彭玉麟统率的湘军水师拨归曾国藩节制调遣。

任命曾国藩总督两江督办江南军务，对曾国藩与湘军将领鼓舞很大。胡林翼得到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的消息后，亦“气息为之一壮，耳目为之一明”。后来，胡林翼又得知曾国藩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并实授为两江总督，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悉归其节制后，兴奋地说：“涤帅实授两江总督，殆如国相司马之气象。诚明之至，上感九阍，军气孔扬。”不过曾国藩总督两江后，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长期受压抑，现在总算熬出了头，得到了清政府的信任与重用，全军欢欣鼓舞，“或者数年抑塞之气，至是将畅然大舒乎”。忧的是太平军占有苏南，天京与苏、常联成一片，声势重振，力量倍增，杭州、皖南岌岌可危，东南大局“糜烂”，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无异要他火中取栗。他在家书中也道出了他的这种复杂心情。他说：

担此巨任，深以为惧。若如陆（陆建瀛）、何（桂清）二公之前辙，则让我父母蒙受羞辱，即使兄弟子侄亦将为人看轻。祸福倚伏之机，竟不知有什么为可喜也。默观近日之吏治、人心及各省之督抚将帅，天下似无戡定之理。吾惟以一勤字报吾君……但守一勤字，终日劳苦，以稍分圣上之忧。

可见曾国藩以“惧”、“勤”两字为人生方略，为做事法度。

§§§39.自强者总能胜人一筹

曾国藩说的“挺”，是刚强坚韧之谓，儿子与京货担子站着、挺着。他们强则强矣，韧则韧矣，可是谁也达不到自己的目的。惟有老翁婉言相求，又欲亲自脱鞋下水，却一下子解决了问题。他对京货担子的“恕”，和自己委身下人的“忍”，使他顺利地达到了目的。曾国藩把这种忍让的“柔道”包括在他的《挺经》中，不仅说明处事必须刚柔互用互济，而且进一步说明，外表的柔，有时正是骨子里的刚的不同形式的表现。

《孙子兵法》多次提到以弱示强和以强示弱的道理，关键就在于能够用虚实结合的办法，让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