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注重学问的另一个方面则表现在他谦虚好学，重视在学问上与他人的交流。曾国藩认为：一个人的学问、事业和师友的影响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所以他平生十分注重拜师访友，其中倭仁，给他一生的治学和思想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倭仁是以学承正流，德高望重的理学名臣资历而被“命授皇帝读”的。就倭仁的思想特征而言，他以程朱理学为主体，兼取思孟学派及陆王心学的某些观点，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倭仁不仅对理学具有自己的深刻领悟，重要的是他的自身道德修养与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达到了高度的和谐，因此为士大夫所折服。

倭仁指出了理学“修己”的真谛，修己需要修几。所谓“几”，即思想或事物发展过程中刚刚显露的征兆和苗头。“研几”就是要抓住这些苗头，捕捉这些征兆，不失时机地去认识、发现其发展趋势，以及它们间的相互联系。通过“克己省复”，将一切不符合封建圣道的私心杂念在刚刚显露征兆时即予以剔除，以便自己的思想能始终沿着先贤所要求的方向发展，并将学术、心术与治术三者联为一体，使学问得到增长，道德水平日益提高，从而逐步体验和积累治理国家的政治经验和才能。这就是理学家“修齐治平”的一套完整理论。

曾国藩按照倭仁的教诲，按照从道德自省到经邦治国的法则身体力行，使自己的思想与人格得到升华。

曾国藩将所写的日记，定期送与倭仁审阅，并请他在上面做眉批，提出不客气的批评。虽然这种楷书日记还没有写满一年，因道光十三年（1843）七月，他出任四川乡试正考官，旅途匆忙，日记遂改用行书。此后的日记也没有再请倭仁批阅；但在日记中时时自讼自责的精神，却一直维持终生不变。他天天要求自己以理学的道德自省和以经邦治国的要求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也就因为这个缘故，使他在封建的伦理道德方面和他所献身的事业中，一天天地进步。

善于应变的智者都知道应变之识在于透过现象看本质，丝毫不爽地鉴别出鱼目与珍珠，也即识变察变之智。曾国藩乃大智慧之人，当然知道治学艺术在于辩证地透识“强”之变理，明变之天道可循。为此，曾国藩不惜遨游书山学海，以之求雄察变。事实上，曾国藩无论古文、诗歌、理论皆有很高的造诣。渊博的学识使曾国藩对时势的风云变幻，人事的险恶匪测都能了然于胸，于乱世官场，立各种激烈的矛盾冲突而随时会把自己卷入漩涡的莫大危险边缘且安然无险，这不能不说是明变之功。

§§§31.绝不放弃全心读书的时间

眼病，是妨碍读书最大的困难，对于晚年想抓紧时间读些书，整理自己的学术的曾国藩来说，内心十分焦急烦闷与痛苦。丁日昌送曾一副墨镜，希望他常常用来遮眼，并告诉他不要再拼命看书了，以保住左目一隙之光。可曾国藩戴着墨镜枯坐，心不能静，干脆还是摘掉它去读书。

《孙子兵法》强调在极力可以驾驭对手的时候，一定不能够放弃，而且要把它做到底。

一个人先有全心读书，方能悟出历史中许多主要人物的人生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