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日记中可以明显看到，他自己也越来越感到精力日颓，暮齿衰迈，老将至已。同时又苦时日不多，而要读的书又很多，学术上更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从同治八年（1869）开始，这种感觉一天也没有停止。这年夏天，他总是感到疲惫不堪，又深以精力衰老，学问无成为恨。他白天要大量阅读、处理文件，办理政务，会客接见，时间都排得满满的，已使他精疲力尽。但读书则无法放弃和拖延，这就只有利用晚上的时间了。曾国藩虽然疲困之极，常常思睡，又逼迫自己在读书上不能间歇下来，不用扬鞭自奋蹄，在与疾病做斗争的过程中，读书则成为他惟一的精神依托。
同治八年（1869）六月二十四日，白天他忙里偷闲，“阅《汉书》、《萧曹传》、《张陈王传》，凡三十三叶”。下午又阅《近思录》数叶，并写目录于书皮。傍几小睡一会，夜晚又开始温《古文·奏议类》。虽然他“疲倦殊甚，昏昏欲睡”，自己也“不知何以衰惫若此”，但总“念学术一无所成，欲为桑榆晚善之计，而精力日颓，愧恨无已”。因此，晚上二更上床睡觉很少，三四更睡觉比较平常的习惯，想在晚年也坚持下来，但体力和精力已不允许，书不可不读，但身体每况愈下的他只有在二更多点便强迫自己休息，最迟也不超过三更了。年纪大了，读书的心境自然与以前大不相同了。在同治八年（1869）六月二十八日夜，阅完《古文·奏议类》王安石文三首二十一页后，便是二更四点，睡在**，他对自己的读书行为开始了反省：“余生平虽颇好看书，总不免好名好胜之见参预其间。是以无《孟子》‘深造自得’一章之味，无杜元凯‘优柔厌饫’一段之趣，故到老而无一书可恃，无一事可成。今虽暮齿衰迈，当从‘敬静纯淡’四字上痛下功夫，纵不能如孟子、元凯之所云，但养得胸中一种恬静之味，亦稍足自适矣。”
这年秋冬以来，给嗜好读书的曾国藩带来的麻烦越来越多，眼蒙殊甚，目力昏眵，看字常如隔雾，而只能取其字大而读过的书籍阅读了。有时想写点东西，但“心如废井，无水可汲，深以为晚”。强迫自己二更多一点睡，虽“困乏之至，未及四更即醒”，而他睡下后又总是考虑自己“久居高位而德行学问一无可取，后世将讥议交加”。
第二年初，他又感到老年记性愈坏，即夜所阅者，掩卷茫然，故一书又得反复再看。“近来聪明大减，阅书迟钝异常，屡阅《练兵实纪》，尚茫然若无入处。”三月底，曾国藩感到“眼蒙殊甚”，便“令纪泽视吾目，右眼黑珠，其色已坏，因以手遮蔽左眼，则右眼已无光，茫无所见矣”。这时，他的右目全盲，左目仅有微光，办公、读书均极为困难。只因这年春季大旱为灾，麦收无望，百姓无法谋生，通省官员惶惶不安，军民上下人心不稳，曾国藩只得勉强支持，不敢请假。白天他照常治事，批文件，处理公务，晚上闭目静坐一会便看一阵书，看一阵书以后，又闭目静坐一会，也不敢以眼疾而放松读书。他是同治九年（1870）二月二十九日右眼完全失明的，只有这一天晚上他闭目静坐，不阅一字，但二更后，与儿子讲韩愈文《原毁》篇。第二天下午便开始阅读《李海帆文集》，夜又阅此书，此后每日阅读从未间断，这的确是超出常人的精神和毅力。
眼病，是妨碍读书最大的困难，对于晚年想抓紧时间读些书，整理自己的学术的曾国藩来说，内心十分焦急烦闷与痛苦。丁日昌送曾一副墨镜，希望他常常用来遮眼，并告诉他不要再拼命看书了，以保住左目一隙之光。可曾国藩戴着墨镜枯坐，心不能静，干脆还是摘掉它去读书。
这年五月中旬，曾国藩忽得眩晕之疾，不能起坐，只得具疏请假，在家调养。据医生讲，曾国藩致病之源在于“焦劳过度”，右目失明和眩晕之症都是由肝病引起的，治疗之法则唯宜滋补肝肾和息心静养。最好是不读书，因为读书伤眼伤神。其他条件，曾国藩都可接受医生的，但不让读书，曾国藩则无法遵从了。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就在他“头或大眩晕，床若旋转，脚若向天，首若坠水”的情况下，仍坚持阅读《梅伯言诗集》、《渔洋七言古诗选》、《阅微草堂笔记》，但内心十分凄楚与悔恨。他说：“余病目则不能用眼，病晕则不能用心，心眼并废，则与死人无异，已是终日忧灼，悔少壮之不努力也。”确实如此，以疾病之躯，几近失明之目去读书，效果自然大大不如以前了。休养治疗一月之后，“眩晕之症十愈其八，而根本之疾未除，又添胃寒之病，食欲不振，体气虚亏，不能自持，只好再续假一月。”
§§§32.求学善变，人生才能不朽
有记载说：曾国藩“一生凡三变。书字初学柳公权；中年学黄山谷，晚年学李北海，而参以刘石，故挺健之中，愈饶妩媚”。这是说习字的三变。“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既与唐镜海太常游，究心先儒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诂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这是说学问上的三变。
《孙子兵法》中的随机应变之道，可谓多种多样，所谓变就是指能够根据不同形势的变化，采取不同的行动步骤。
曾国藩的处世之道，实际上是一种灵活辩证的处世态度和方法。因此，虽然他处世中勤于功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恪守仁义的其宗未改，而在做事为人的“形”上却是一生三变。正是这“三变”蕴含了人们对他的褒毁。但不管怎样，没有这适时的“三变”，便不会有他的更大成功和名声。
有记载说：曾国藩“一生凡三变。书字初学柳公权；中年学黄山谷，晚年学李北海，而参以刘石，故挺健之中，愈饶妩媚”。这是说习字的三变。“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既与唐镜海太常游，究心先儒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诂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这是说学问上的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