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李鸿章挽他说：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
这些都是不错的挽联，表明了曾国藩的人生态度。
§§§29.明白“着力”与“不着力”之妙
曾国藩有所谓“笔阵”的说法，认为自古以来的诗家、文学家和书法家，都有笔阵之说。作字的道理和奥妙，都以笔阵为主，如果直能有气、势，横能见力，则很好。可见他说的“笔阵”是体、势、气三者的融和和巧妙的运用。曾国藩关于“得势”、“气盛”、“神行”的见解，是他论书法的核心，也是他论书法的最精彩处。但曾国藩同时主张雄奇之气须藏而不露，“寓沉雄于静穆之中，乃有深味”；达之于笔墨的字，必须抑势掩蔽，锋芒不可太露。这也是深得底里的见解。这令人想到曾国藩的人生藏露术。
《孙子兵法》对力量的分析可谓精绝，它不主张以无力胜有力，而主张以巧力胜蛮力，这是用力的学问。
何处用力？曾国藩以书法为例，说明其妙。字如其人，流露其性。书法艺术，常常体现着书写者的精神素质与个性特征。关于书法的美学观，曾国藩与论文论诗一样，分为阳刚、阴柔两象。二者的主要分野，在“着力”与“不着力”。他说：“作字之道，二者并进；有着力而取险劲之势，有不着力而得自然之味。着力如昌黎之文，不着力如渊明之诗；着力则右军所称如锥画沙也，不着力则右军所称如印印泥也。二者缺一不可，犹文字所为阳刚之美，阴柔之美矣。”
比较起来，曾国藩不太喜欢纤弱阴柔的字，较喜强劲阳刚的字，他说：“杜陵言‘书贵瘦硬’，乃千古不刊之论，东坡驳之，非也。”硬而瘦，正是阳刚风格的一种表现。他最厌恶那种“存求知见好之心”的“乡愿字”。他发问道：“如果一味介意于浮名和一时的声誉，难道对吗？”因此，他认为作字时“胸中须有一段奇气盘结于中而达之笔墨”。并且说：“‘雄’字须有长剑快戟、龙盘虎踞之象，锋芒森森不可逼视者为正宗。不得以‘剑拔弩张’四字相鄙。”他从李白、杜甫的诗篇中，感悟到书法之道，必须先有惊心动魄的地方，才能渐渐进入正道。如果一味追求灵妙，最终免不了描头画角之小伎。这就是他希望的“体如鹰，势如龙”。“体”指的是“一字之结构”，“势”指的是“数字数行的机势”。有如鹰如龙的体势，字当然刚健雄奇了。故他明确指出：“凡作字总须得势，务使一笔可以走千里。”走笔能否得势，全在作书者胸中有无“奇气”。他根据《周易》的原理，论述字的“体”和“势”说：
天下万事万理皆出乾坤二卦。即以作字论之，纯以神行。大气鼓**，脉络周通，潜心内转，此乾道也。结构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气言，凡坤以形质言。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却此道也。乐本于乾，礼本于坤。作字而优游自得，真力弥满者，既乐之意也；丝丝入扣，转折合法者，即礼之意也。
把作书与伦理道德范畴的“礼乐”糅合在一起，实在太牵强附会。但“纯以神行”的话，却是极有见地的。在北京时，何绍基曾与他论字，称赞他的书法论是“真知大源，断不可暴弃”；谈及上述这段议论时，又“深以为然”。他认为自己一生所得成果，都在这方面。
曾国藩有所谓“笔阵”的说法，认为自古以来的诗家、文学家和书法家，都有笔阵之说。作字的道理和奥妙，都以笔阵为主，如果直能有气、势，横能见力，则很好。可见他说的“笔阵”是体、势、气三者的融和和巧妙的运用。曾国藩关于“得势”、“气盛”、“神行”的见解，是他论书法的核心，也是他论书法的最精彩处。
但曾国藩同时主张雄奇之气须藏而不露，“寓沉雄于静穆之中，乃有深味”；达之于笔墨的字，必须抑势掩蔽，锋芒不可太露。这也是深得底里的见解。这令人想到曾国藩的人生藏露术。
当然，曾国藩并不一味主张雄奇，他还看到雄奇之外的另一种风格。他看刘文清公《清爱堂帖》后，认为他略微得到自然之趣。才悟出文人技艺的最佳境界有两点，一是雄奇，一是淡远。作文是这样，作诗也是这样，写字也是这样。他主张，写字最先要有挺拔俊逸之气韵，其次得有自然之走势。作家的要领，须险和相生，缺一不可。他始终认为“如果能够寓雄奇于淡远之中，是再好不过了”。
概而言之，雄奇和淡远，或刚健和婀娜两种不同风格，曾国藩极想糅而为一，而以雄奇刚健为骨，淡远婀娜为表，做到七韵无声、五和常谈。——这就是他自己所说“珠圆玉润”的艺术效果。“珠圆玉润”，当然不仅指侧勒掠磔等用笔方法，更指字的体和势。曾国藩于书法的艺术观，概括为八句话：
点如珠，画如玉；体如鹰，势如龙；内跌宕，外拙直；鹅转颈，屋漏痕。
“内跌宕，外拙直”，当是内刚外柔、内雄外淡的意思。这与曾国藩的性格和人品完全相通。
书写的技能技巧，大抵只有结体、运笔两端。对于字的结体，曾国藩可说是终身揣摩不懈。曾国藩的书法，就是在这样不断摸索、不断总结中不断前进的。他批评儿子纪泽学柳字《琅琊碑》未满一月，就要遽跻神妙的错误思想，并用自己的经历教导他困知勉行。四十八岁以后，习李北海《岳麓寺碑》，略有进境，然“业历八年之久，临摹已过千纸”。经过一段艰难困苦之后，曾国藩才比较舒坦地述说了自己的收获：“余往年在京，深以学书为意，苦思力索，几于困心横虑，但胸中有字，手下无字，近岁在军，不甚思索，但每日笔不停挥，除写字及办公事外，尚习字一张，不甚间断，专从间架上用心，用笔意笔力与之俱进，十年前胸中之字，今竟能达之腕下，可见思与学不可偏废。”这正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所以他谆谆告诫儿子从临摹入手，多“从间架用一番苦功”。
至于运笔，曾国藩论说过中锋与偏锋的两种不同取势：“写字之中锋者，用笔尖着纸，古人谓之蹲锋，如狮蹲虎蹲犬蹲之象。偏锋者，则笔毫之腹着纸，不倒在左，则倒于右，当将倒未倒之际，一提笔则为偏锋。是用偏锋者，亦有中锋时也。”中锋，称之为抽笔；偏锋，称之为偃笔。二者有不同的用途。偏锋多用于横，中锋多用于竖。汉字的基本结构，均有横竖撇点四种笔画的组合，善于写横写竖，汉字书法也就过半了。他主张糅和抽笔和偃笔等各种笔法，使一字之中的笔锋不断变化，从而显示出它的艺术效果来。通过笔锋的互用并见，一个字若既有破空而下之势，又有大气之象。
所以，于一字之中贯彻“互用并见”，重在善于换笔。古人八法也好，换笔也好，其功夫统可名之曰笔力。但笔力不是终点。笔力中更贵在体现出一种萧然物外、又风韵犹存的笔意，方不致流为世俗的“乡愿字”。有无笔意，有作字的一条重要“楚河”。曾国藩说：“古代的书法家，字里行间别有一番情韵，如美人的眉目可以画出，而她的精神意态不能画出。意韵超乎常人的，古人称之为以韵取胜。”例如换笔，在此笔换至彼笔之间，不仅要渺无痕迹，而且要贯入势、贯入神。用曾国藩的话说，要“绵绵如蚕之吐丝，穆穆如玉之太璧”，似断而非断，白璧而无瑕。
曾国藩把笔法和笔意，概括为八个字，再归结到他的阳刚阴柔的美学观上，他还作诗一首，词曰：
侧势远从天上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