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对儒学的礼做了透彻的阐述。礼是理也，“理”与“礼”是相互贯通的。理即天理，乃事物至高无上的准则。礼则是理的外部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体现为以礼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纲常伦理，是人们“以礼自治”的准则；在政治上，则体现为以礼为中心的封建“礼治”，即“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礼”有着如此之重要意义，所以曾国藩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全赖一礼，无礼就无道德，就无政事。所以曾国藩对礼学的理解，具有追溯并发挥原始儒学的意义，他所强调的“礼”或“礼治”的内涵更多的是指“经世之术”和“经济之学”。

曾国藩一方面求变于学，另一方面也注意改变自己的性格，深悟变化之理，即从书中寻求变化的大道。曾国藩以一身糅合了汉宋，并镶接了儒学和百家。他服膺程朱理学，却注重恢复理学经世的功能，而不独尊理学。在他身上体现了传统文化在内忧外患之际聚汇以应变的历史意向。在中国社会蹒跚走出中世纪的过程里，他成为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个代表。这也实现了他的一大人生理想，他说：“吾不望代代得富贵，愿代代有秀才”：

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义之旗帜也。谆嘱瑞侄从此奋勉加功，为人与为学并进，切戒骄奢二字，则家中风气日厚，而诸子侄争相濯磨矣。

意为：

我不望代代人都得到富贵，但愿代代人都有秀才。秀才，是读书的种子，世家的招牌，礼与义的旗帜。谆谆嘱咐瑞侄，从此勤奋努力，为人与做学问并进，切实戒除“骄奢”两字，则家中风气越来越敦厚，而于侄们争相进步。

这里，曾国藩丢弃的是富贵梦，而选择的是“秀才梦”。

§§§27.机到神到，心际自得了

“机神”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心理学家与文艺家所说的“通感”。诗文如无机无神，则难登高雅之堂，甚至会走向俗不可耐一路。《文心雕龙》要求诗文做到“神与物游”、“神用象通”、曾国藩认为“机到神到”方为“极诗之能事”，二者相继相承，都是说的诗文的最吃紧处；只有如此，诗文方可“人巧极而天工错，径路绝而风云通”。王若虚《滹南诗话》云：“古之诗人，虽趣尚不同，体制不一，要皆出于自得。”曾国藩以为，诗若是到了“机到神到”的佳境，自然早不是貌似于人，而是心际自得了，做人也如此。

《孙子兵法》特别强调的“势”字，如何取势呢？就要见机行事，并且还能够准确地预见到机会的到来，才能用好兵。

曾国藩“性好言诗”。他曾说道：“余久不作诗，而好读诗，每夜分辄取古人名篇，高声朗诵，用以自娱。”他爱读诗，也爱写诗，现存诗三百多首，词二首，也不谓不多了。他的诗词绝大部分写于京师，即他的青壮年时期。从办团练开始，在兵戎相接之际，世事纷杂之时，他少有闲情于吟咏，成诗不多，但依然不废诗道。他的许多关于诗的见解，多散见于五十岁左右以后的书信、日记和序跋中。

曾国藩学诗，并不专宗一家。但他主要属意于唐玄宗开元年间的杜甫、唐玄宗元和年间的韩愈和宋哲宗元□年间的苏轼、黄庭坚，故有“三元”之称。“三元”的特点，是一反明人划唐、宋以鸿沟的陈旧观点，主张各取唐、宋之长而融之为一。“三元”是清末以陈三立、沈曾植、陈衍等人为代表的宋诗派同光体诗人所推崇的，故有人说，曾国藩是清末宋诗派的先声。

中国自《诗经》以旋的诗坛，诗人辈出，诗集充栋。曾国藩以博返约，精心筛选，辑成《十八家诗钞》，作为自己和子弟的读书，他认为，读诗学诗以专心学好一两家为下手处。他写道：

余既钞选十八家之诗，虽存“他乐不清”之怀，未免“足已自封”之陋。乃近日意思尤为简约，五古拟专读陶潜、谢两家，七古拟专读韩愈、苏轼两家，五律专读杜甫，七律专读黄庭坚，七绝专读陆游。以一二家为主，而他家则参观互证，庶几用志不纷。

这种“专读”和“互参”相结合的读诗方法，是他对自己所做的定制。对于子弟，他也做了类似规诫。但读书门径，不可强求一律，“诸弟或从我行，或别寻门径，随人性之所近而为之可耳”。虽然如此，曾国藩的先从一二家下手的方法，即“专一”的方法，确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任何名家之所以成名，首先是吸取了他之前的各家之所长，集中了各家的许多共同法则，其次才是形成了名家各自的独特风格。所以，学习一二家，既可以学到共同性的东西，也可以学到特殊性的东西。

学诗学文，先要掌握各家的风格特色。曾国藩把古文标举为气势、识度、情韵、趣味四属，而在《十八家诗钞》中，前三属相同，惟将“趣味”改为“工律”。这四属便是对各篇诗文的不同特色的分辨。

曾国藩还纵论千古诗文，共八句，以概括各家的风格特色。句云：

“《诗》之节，《书》之括，《孟》之烈，韩‘愈’之越，马‘司马迁’之咽，庄之跌，陶‘渊明’之洁，杜‘甫’之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