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9）日知其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分德行门、学问门、经济门、艺术门。
（10）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迷，最易溺心丧志。
（11）作字：早饭后作字半小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功课，不留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12）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对于一个青年人来说，能为自己规定功课，并按日施行，这种自制自律的精神，实为难能可贵。曾国藩正是靠着这种自强不息的努力，才有日后事业的成功。
§§§26.自己不当富人，要做秀才
曾国藩一方面求变于学，另一方面也注意改变自己的性格，深悟变化之理，即从书中寻求变化的大道。曾国藩以一身糅合了汉宋，并镶接了儒学和百家。他服膺程朱理学，却注重恢复理学经世的功能，而不独尊理学。在他身上体现了传统文化在内忧外患之际聚汇以应变的历史意向。在中国社会蹒跚走出中世纪的过程里，他成为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个代表。这也实现了他的一大人生理想，他说：“吾不望代代得富贵，愿代代有秀才”《孙子兵法》在分析水势的时候，特别形象说明了水能沿自身的方向不断向前的道理，的确，做人也需要有一定的人生方向，这样才能做自己愿意做的事。
人生理想各异，曾国落有一大愿望，即不当富人，要做秀才。这一点令人敬仰！
自道光二十年（1840）至道光二十八年（1848）间，曾国藩一直在翰林院詹事府担任闲散文职。他既不必为实际政务所劳扰，又可以从容阅读翰林院中所保存的丰富典籍。曾国藩充分利用这个条件，大量读书，广为交游，尽量在经史、文学、政治、军事等方面充实自己的学问。在不断的刻苦学习和与良师益友的切磋中，他逐渐寻找到适合自己治学的门径。
曾国藩一生赖以成功的学问和志向，都是在此时奠定的。经过一番勤奋的努力，曾国藩在学识上已颇有见地，自成一家。然而，曾国藩却没成为一位学问家。主要原因是，他在中进士前，一切学问都是为了考科举，只能称得上是闭塞山区的陋儒。及至被点中翰林后，才开始解脱八股的桎梏，开始从事学术的研究。他自我教育的时间很快便由于他职位的迅速升迁，以及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而被迫中断。在他还没有来得及著书立说时，就已被擢升为二品大员。从此，天天忙于公务，学问便也就无缘过问了。从咸丰二年（1852）以后，他墨□出山，带兵打仗，在血雨腥风中，过着栖惶不安的日子。及至太平天国失败，他已被推向“中兴名臣”的行列，更无法恢复著书立说的生活。因此，曾国藩一生中的著述并不丰富，而学术著作更是寥寥无几。做学问需要安定的环境，热衷功名利禄的人是成不了大学问家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孔学为主流，在其两千年的历史演变中曾表现为由原始儒学而汉唐经学；由汉唐经学而宋明理学。他们各自有过自己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它们先后替代，显示了各自的别有义蕴。
曾国藩是服膺程朱理学的。他出入于汉学和宋学之间，由汉学以通“经”；由宋学以通“理”。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他对儒学精神富有深度的理解。一方面，他在吸取众家所长的过程中，看到了不同义蕴中的本来价值。因此，“国藩一宗宋儒，不废汉学”。这其中包含着曾国藩有意于超越汉唐宋明，却追溯原始儒学的趋向。这使得曾国藩在晚清诸多理学家中，带有几分“改革”的色彩。他对高谈“性命”，崇尚空疏的理学做了新的阐发，使理学与原始儒学的经世思想相结合，为这门在康乾以来陷于封闭的政治哲学——衰微理学注入了某种活力，从而适应了“同治中兴”的需要。
曾国藩虽然“一宗宋儒”，却把“经济”之学明确地作为孔门学说中不可缺乏的独立门类，讲求经世之学。他一变理学家的传统，抛弃了理学只讲心性的空疏、迂腐的作风，不仅大力发挥理学维系封建纲常的作用，而又特别注重恢复理学的经世功能。
曾国藩在“一宗宋儒，不废汉学”的基础上，把某些理学家三种学科的分类，即义理、考核、文章，改为四种，即义理、考据、辞章、经济。他指出：
为学之术有四：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语言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之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考阙一不可。
曾国藩将经济之学作为孔门政事之科，目的是为了转移世风，力图使传统文化更有效地服务于政治和社会。为此，他一生不尚虚文，大力强调史学的重要性。
正是由于“理学经世”这一总体方针指导，随着时代的变化，适应历史的需要，面对西方文化与武力的冲击，曾国藩才在以后接受了“中体西用”的思想，本着理学经世的总方针，曾国藩主张学习古人，要多看书籍，学习今人，就要多找榜样。对于前代沿袭的错误，应该从我辈变改，前世所没有触及的，我们应该自我创立。正是这种“多觅榜样”、“自我创之”的务实创新精神，使他摆脱了防外仇外媚外的心理障碍。他说：
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抉持无具，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亦罪也，德之亦罪也。内地之民，人人媚夷，吾固无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之也。
此番自白，反映了曾国藩的理学思想，把经世之学和理学和谐地统一。这种统一，反映了传统文化在时代冲击下的应变要求。
曾国藩对儒学的“礼”做了极为独到的发挥，认为经世之术就是以礼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