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人生是一种什么状态？按智慧者的逻辑去解释，应当是一种虚实结合的生活境界。有虚有实，人生境界就会开阔，少名利之心的熏染。

曾国藩虽为大清重臣，但他的身上依然多了一分文士的精神和心态，按照他的说法是“亦官亦绅”。他以学养身心，希望通过悟透学问，铲除名利，虚静人生，这是一个对人生真正心悟者的求取。在曾国藩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他对“某些地方”的厌烦，同时又神往于虚静心灵，可谓端正至大。

《孙子兵法》虚实篇原文

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为分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

《孙子兵法》智慧破解

要使敌人显露真情而我军不露痕迹，这样，我军兵力就可以集中而敌人兵力却不得不分散。我们的兵力集中在一处，敌人的兵力分散在十处，这样，我们就能以十倍于敌的兵力去进攻敌人了，从而造成我众而敌寡的有利态势。能做到集中优势兵力攻击劣势的敌人，那么同我军正面交战的敌人也就有限了。我们所要进攻的地方敌人很难知道，既无从知道，那么他所需要防备的地方就多了；敌人防备的地方愈多，那么我们所要进攻的敌人就愈单薄。因此，防备了前面，后面的兵力就薄弱；防备了后面，前面的兵力就薄弱；防备了左边，右边的兵力就薄弱；防备了右边，左边的兵力就薄弱。处处加以防备，就处处兵力薄弱。兵力之所以薄弱，是因为处处分兵防备；兵力之所以充足，是因为迫使对方处处分兵防备。

§§§24.以学问为人生大事

曾国藩能进翰林院，是他人生的一大机遇。从此如鱼得水，充分发挥苦啃书本的特长，通过二、三年一次的大考，十年间竟一路攀升到礼部侍郎。这样的官运，是极为罕见的。如此宦途得意，对他今后的成功影响极大，试想，如果他不是以正二品的侍郎身份回湘，哪里会有一呼万应的号召力？哪有资格成为湖湘士人的领袖呢？机缘巧合的作用在此可见一斑。

《孙子兵法》强调了知的重要性，它告诉了一系列求知的道理，尽管“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一句军事术语，但是对真正的求知学问也是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曾国藩一生好学，学以致用，从学中体悟人生变改，这可谓以学养生。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清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白杨坪。他家世代务农，曾国藩在《大界墓表》中说：“吾曾氏家世微薄，自明以来，无以学业发名者。”传说曾国藩出世那天，他的曾祖父竟希公当晚梦见一条巨蟒，鳞甲灿烂，自空中盘旋而下，直入曾宅，旋即闻报曾孙出世。曾竟希大喜，自云：“是家之祥，曾氏门闾，行将大矣。”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梦境喻示了曾国藩不同寻常的一生。进入弱冠之年，曾国藩自己改号“涤生”，他在日记中写道：“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抒发了曾国藩弃旧图新，发愤自强的理念与信念。待到他科名顺遂，入点翰林，便立定了澄清天下，藩卫国家的志向，于是又更名为“国藩”。可见曾国藩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一个志向既远且大的人。

在曾国藩的家人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祖父曾玉屏（星冈公），曾玉屏威毅、勤谨，眼界不俗，富有见地。他教导曾国藩说，男儿“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他的八字诀（早、考、扫、宝、书、蔬、鱼、猪）和三不信（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被曾国藩反复品味，作为曾氏家族的家训主要内容。曾国藩从他敬爱的祖父那里至少学到了四种品格：自强、勤勉和谨慎，还有威仪。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竹亭公），备尝科场艰辛，他应试17次，直到43岁才中了个秀才，曾国藩很少像谈祖父那样谈到父亲；但这并不意味着曾国藩没有受到父亲的影响，比如他父亲的积苦力学，侍亲至孝，柔而能忍，都在曾国藩的身上得到巨大的回响。曾国藩参加童子试，也先后考了七次，参加会试，也考了三次，只不过他比父亲幸运一些罢了。他被称为“第一世忠臣孝子”，每年寄钱养亲，替父母教育兄弟，“事亲以得欢心为本”，这就是从他父亲那里承继来的。他一生都处于拂逆之中，也遭受过奇耻大辱，但他能挫而愈奋，屡挫屡振，不正是他父亲的“柔而能忍”的真实写照吗？此外，曾国藩的母亲对他影响也很大，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吾兄弟皆禀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

曾国藩六岁的时候，祖父曾玉屏为他设了一所家塾，聘陈雁门先生教他读书识字。父亲曾麟书在屡考秀才也没有成功的情况下，也在自己家里设了一所私塾，取名“利见斋”，教授十几个学生。曾国藩便转从父亲念书，这对于曾国藩的教育，无疑是有益的。在父亲的督责下，曾国藩九岁便读完了《五经》，开始学作八股文。转年，他的弟弟曾国潢出生，祖父即景命题《兄弟怡怡》，叫他做一篇八股文。十岁的曾国藩居然写了出来。祖父高兴地赞赏说：“文中有悟性，必能以孝友承其家矣。”14岁那年，他父亲的好友欧阳凝祉看到曾国藩的诗文，大加夸奖。欧阳凝祉是衡州府八股文的能手。为了试一试曾国藩的才学，以“共登青云梯”为命题，教曾国藩作律诗一首。诗成，欧阳先生大为惊喜，认为他前程无量，当下将女儿许配给曾国藩，此即曾国藩的正妻欧阳氏。

此后，曾国藩除继续苦学八股文之外，父亲还教他读些《史记》、《文选》之类。道光六年（1826），去参加长沙府试（童子府试），名列第七。曾玉屏父子认为曾国藩的确有培养前途，继续跟曾麟书学习，惟恐贻误孩子的前程，便将曾国藩送往衡阳，从师于江觉庵先生，接着又将他送到本县的涟滨书院。经名师指点，曾国藩的学业果然大有长进。

道光十三年（1833），曾国藩年23岁，第一次参加科试，竟考中了秀才。而他的父亲苦苦拼搏了二十多年，才于前一年考取了这份功名。全家对于曾国藩的功业早成，自然是欢欣鼓舞。该年十二月，曾国藩与欧阳氏完婚，这一年曾家可谓双喜临门。

道光十四年（1834），曾国藩进入湖南最高学府——岳麓书院读书，是年乡试得中第三十六名举人。这年冬天，曾国藩第一次离开家乡，独自北上，参加次年春天的会试，却没有考中。

适逢次年皇太后六十大寿，照例增加会试恩科一次。从湖南到北京，千里迢迢，极不便利，来回的路费甚多。曾国藩征得祖父和父亲的同意，在京留住一年，等待参加下一年的恩科。京师有座“长沙会馆”，长沙府的应试举子住在里面，花费极少，十分便利。

在北京居住的这一年，曾国藩这位生长在消息闭塞、文化落后的“寒门”士子眼界大开。在这期间，曾国藩除继续认真准备应试外，忽对韩愈的古文发生了很大兴趣。因为古文可以任意发挥见解，远比八股文有生气，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