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商不活”，商业是财力的来源，商业为各行各业提高经济来源，提供物质基础。大力发展商业，是发展科学技术，发展工农业生产的需要，是国家财政建设的需要，应该给予高度重视。

曾国藩认识通商做买卖的重要性，是从购买洋人武器开始的。以期凭借西方先进的坚船利炮，迅速剿灭太平天国。但苦于财政紧张，此项经费无出，暂时搁置。咸丰十一年（1861）末，太平军攻下了宁波、杭州等地，并继续向东南一带进攻，在上海外围摆开战事。有传闻说，太平军正在筹款，准备向美国购买船炮，这使清政府大为恐慌，如若传闻成为事实，太平军大有从所占领的宁波海口北上天津攻打北京的态势。为此向外国购买军用船炮一事，再次被提到议事日程上。尚书赵光、御史魏睦庭都上书朝廷，提出借兵助剿以及迅速购买外国轮船火器，以对付太平天国。这时，在朝廷起到举足轻重地位的奕也认为：“事机甚迫，呈借兵剿贼未可遽议，而购买船炮之议，尚属中外会同详核。”于是决定先行购买船炮。如何筹集这笔款项呢？代理总税务司赫德向奕建议，将鸦片税留作购买船炮的费用。

曾国藩看重容闳，也是因为他在通洋、经商方面有些心计。容闳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到祖国，但大清朝对他不重视，任其当翻译、上海海关职员、洋行职员，自由经商。在这过程中，太平天国革命的蓬勃发展，第二次鸦片战争，都充分暴露了清朝的腐败与无能，使其大失所望。咸丰十年（1860）秋，容闳从上海来到了天京，去对他“几欲起而为之响应”的太平天国进行实地考察，受到洪仁的热情欢迎，并多次被邀参加讲座军政大事。同治二年（1863）经李善兰的介绍，加入曾幕，办理洋务。

当时容闳的主要想法是要通过曾国藩实施他的“西学东渐”计划。首次会面，曾国藩便向他提出了：“君以为今日欲为中国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着手？”容闳当即回答：“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容闳特别强调“立普通基础”之工厂，因为拥有了这样的基础，不单可以造枪炮弹药、轮船，而且可以造出各种机械，作为一切制造厂的基础。

谈话后，曾国藩深深为这位年轻人“制器之器”的主张而折服，颇感这一主张比自己的为适应“特别之应用”的军火生产要高出一筹。几天后，曾国藩再次召见容闳，专折保奏他为五品衔，拨白银68000两，派其赴美购买先进的机器设备。对于曾国藩的知遇之恩，容闳认为一时无以回报，只有倾尽全力，购回机器设备，才是对曾国藩最好的回报。不久，容闳即从安庆出发，经英国伦敦于次年春抵达美国，经多方洽谈，终与朴得南公司订约，由该公司按“制造机器之机器”标准承造，并于同治四年（1865）运抵上海。

通过容闳这次购买洋机器，曾国藩加深了通商贸易的认识，也对与读书做官之间的关系，做了平心的论说。经商是为了获取巨额利润，读书是为了博取名声和权位，一个人如果用心读书而没有成效，就应该把读书做官放在次要地位，而以主要精力去经商致富。经商获利之后，为子孙后世考虑，就应该把经商放在次要地位，而专心读书经世。

§§§23.审形势，度缓急，虑全局

曾国藩宣称“古人兵书皆装饰成法”，《廿三史》关于阵战之事“皆浮词伪语，随意编造”。这固然表现出他的狂妄，但也可说明了一点——他对古代兵、史书记载的做法不迷信、不盲从，而主张从战争实际中摸索、掌握用兵的方法和战争的规律。故他说：“‘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足以包括古今兵书。”依他自己的解释，“临事而惧”，指戒骄气；“好谋而成”，指无时无事不谋，多谋善断。这说明了曾国藩带兵打仗从实际出发的态度。

《孙子兵法》关于形势的分析，有不少的文字，其中心思想是：审形势，度缓急，虑全局，换句话说，我们办任何事都需要两项基本功：一审势，二度情，皆忌贸然出击。

用兵从大处着眼，即今天所说的具有战略眼光。用兵贵于审形势、度缓急，顾全局而不计小利，规远大而不图近功。曾国藩用兵主张高屋建瓴、审时度势、通观全局。他批评向荣说：“中外皆称向兵为天子劲旅，而余不甚以为然者，以其不能从大处落墨，空处着笔也。”他并告诫曾国荃：“兵事宜从大处分清界限，不宜从小处部析微芒。”

且看曾国藩关于“机字殊不易审，稳字尤不易到”的见解：

此间诸事平善，刘杰人于廿八日在建德之云风岭阵亡。渠奉札守彭泽，而自请进剿建德，亦属不自量力。其麾下阵亡者至五百余人，此后不能成军矣。普钦堂独当湖口、彭泽，恐难胜任。如有疏虞，则养素在饶州可危，雪琴在湖口亦可危也。

今年军事，沅弟缄言“稳扎稳打，机动则发”，良为至论。然机字殊不易审，稳字尤不易到。余当一一奉为箴言，与澄弟之缄常常省玩耳。

意为：

这里各种事情都平安顺利，刘杰人于二十八日在建德风云岭阵亡。他奉命守卫彭泽，而自己主动要求进攻建德，也是属自不量力。其部下阵亡的人达五百多人，以后再不能单独成军了。普钦堂单独防守湖口、彭泽，可能难以胜任。如果有疏忽那么养素在饶州就危险了，雪琴在湖口也危险了。

今年的军事布置，沅弟在信中建议“稳扎稳打，机动则发”确实是高论。但是“机”字很不容易把握，“稳”字尤其不容易做到。我一定把这句话作为箴言，和澄弟的信一起经常阅读。

咸丰五年（1855），正当曾国藩受困江西时，两广天地会进攻湖南，湖南巡抚骆秉章向朝廷奏请江西罗泽南一军回湘助剿，罗泽南向曾国藩献策，认为以当时形势而论，必力争武汉而后可保全邻省，不力挽大局，桑梓之邦亦终无独全之理。罗泽南遂援武汉。数年后，曾国藩在攻打天京时，忆及此事，对罗泽南此举十分佩服，劝曾国荃树立审远势、规全局的眼光。他说：“咸丰五年（1855），余率水师驻扎南康，志在攻破湖口一关，五、六两年不能攻破……罗罗山于五年八月至南康、湖口一看，知其不足以图功，即决然舍我而去，另剿湖北。其时有识者皆佩服罗山用兵识时务，能取远势。余虽私怨罗山之弃余而它往，而亦未尝不服其行军有伸、有缩、有开、有合也……此次余苦口之言，望弟与季弟（按：曾贞干）审度行之，即日退扎金柱、芜湖，分五千人至西河助剿，所以救鲍（鲍超），所以救张（张运兰），即所以保全局而救阿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