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荃给哥哥写了一封信，说了很多奉劝的话，曾国藩当即写信表示赞赏：古代君主有诤谏的良臣，今天兄长有诤谏的贤弟。我近来做官太高，虚名太大，我常常为听不到规劝讽谏而深深忧虑。如果九弟果真能随时规劝谏阻，再加上一二位严厉可怕的朋友，时时以正言相劝相勉，这样我就内有耿直的弟弟，外有敬畏的朋友，那么我也许能避免大的灾难啊！凡身居高位的人，谁不败在自以为是上！谁不败在厌恶听到正直的进言上！

曾国藩劝戒曾国荃：身居高位，不可骄傲。但曾国荃总是听不进去，曾国藩不得不又给他写一封信：“你对我的劝戒，总是不肯虚心体验，动辄辩论一番，这最不可取。我们身居高位，万众瞩目，不可不慎。大凡总督巡抚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自满自足。君子过人之处，只在虚心而已。不但我的话你要仔细寻思，而且外面所有的逆耳之言，你都应该平心考察一番。所以古人认为，居上位不骄极难。”

曾国藩认为，做官的人，做大官的人，做官做久了的人，一容易骄傲，二容易奢侈，有时不一定自己想这样，而往往是别人迫使自己这样。曾国藩就遇到过这样的事。

一天，曾国藩的属下李翥汉依照李续宣的样式为他打了一把银壶，可以炖人参，可以煮燕窝，花费了八两多的白银。曾国藩听说后深深感到愧悔。他说：“现在百姓都吃草根，官员也多属贫困，而我身居高位，骄奢如此，并且还窃取廉洁节俭的虚名，真是令人惭愧无地自容啊！以后应当在这些方面痛下针砭的工夫！”

还有一天，有位将军与曾国藩谈心，说他家四代都是一品大官，而他家的妇女并没有穿戴绸缎软料。这给他很大震动，他反省自己，平日常常以“俭”字教人，而近来在饮食起居却“殊太丰厚”；自家的妇女在穿戴上也过于讲究了。他“深恐享受太过，足以折福”。

曾国藩能接受他人的诤谏，可以说是能“听言”；他认识到身处高位，不可骄傲和奢侈，可以说是能“明察”。既敢“听言”，又善“明察”，这是曾国藩成功的法则之一。

§§§22.切忌缩在个人的小圈子中

曾国藩认识通商做买卖的重要性，是从购买洋人武器开始的。以期凭借西方先进的坚船利炮，迅速剿灭太平天国。但苦于财政紧张，此项经费无出，暂时搁置。曾国藩看重容闳，也是因为他在通洋、经商方面有些心计。通过容闳这次购买洋机器，曾国藩加深了通商贸易的认识，也对与读书做官之间的关系，做了平心的论说。

《孙子兵法》以精炼的语言概括了突破之计的各种妙用，这种突破不以大为大、不以小为小，关键就在于能够取得胜利。

曾国藩在人生的重要阶段，敢于去争机会，从不退缩，尤其是在代表大事上的问题上，更是如此。这一点确实令人敬佩！我们认为，一个人心中没有关心国事的精神，恐怕永远都会缩在个人的小圈之中，难以成大事。

都将军派兵四营来助守，固属可喜，而亦未必可恃。凡危急之时，只有在己者靠得住，其他人者，皆不可靠。恃之以守，恐其临危而先乱；恃之以战，恐其猛进而骤退。幸四营人数不多，或不致搅动弟处全局，否则彼军另有风气，另有号令，恐非徒无益而反有损，弟宜谨慎用之。

意为：

都将军派了四个营的兵前来协助防守，自然值得高兴，但也不一定可靠。凡是危险的时候，只有自己靠得住，而别人都不可靠。依靠别人来防守，可能到了危急的时候会先乱；依靠别人进攻，可能会因为猛进而导致失败。幸好四营人数不多，也许不至于搞乱弟那里的全局。否则，这部分军队会有另一种风气，另有号令，只怕不但没有好处，反而导致损失。弟用他们要谨慎。的确，危急之时，要靠自己去争取机会，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曾国藩主张在定和议、不启兵端的前提下，对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经济侵略采取妥协的态度。他说：“欲制夷人，不宜在关税之多寡、礼节之恭倨上着眼。即内地民人处处媚夷、艳夷而鄙华，借夷而压华，虽极可恨、可恶，而远识者不宜在此等着眼。”从这一思想出发，曾国藩主张对外商走私、关税等问题放松限制。

英、法两国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天津条约》后，在我国增开了牛庄、登州、汉口、南京、镇江等十个通商口岸，同时降低了进出口商品的税率，使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取得了更有利的条件。随着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逐步加强，关税逐渐成为清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项目。《清史稿》称：“迄于同治，岁入之项，转以厘金、洋税为两大宗。”但“洋税”的收入究其实质不过是西方进行海盗式的狂搜滥掠之后留下的唾余而已。即使对这一点点“唾余”，他们仍不放过争夺的机会。

早在咸丰四年（1854），外国侵略者利用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机会，窃取了上海海关管理权；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他们把上海海关的办法推广到其他通商口岸，从而完全把持了中国海关。在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与庇护下，外商走私、逃税情况十分普遍，对清政府的关税收入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鉴于上海贸易地位的重要，外商走私逃税活动的猖獗，毛寄云曾致函曾国藩说，“内江各口无榷税之权”，“长江数千里防维尽失，往往贸易不受限制”，建议将上海关税改由汉口海关征收。但这一建议遭到曾国藩斥责。曾国藩说：“惟检阅长江章程，在上海有领事馆赴道署领江照之法，又有领军器执照之法……由沪至鄂往返不过十日，而为文凭者八事，为法禁者十三科，种种关防，层层稽查，网亦密矣。而大疏乃云‘长江数千里防维尽失，往往贸易不受稽查’。岂笃论乎？……今之西洋以‘商’、‘战’二字为国……然彼自横其征而亦不禁中国之榷税，彼自密其法亦不禁中国之稽查，则犹有恕道焉。”咸丰三年（1853）刘丽川攻上海，至五年元旦克复，洋人代收海关之税犹交还七十余万与监督。曾国藩尝叹：

彼虽商贾之国，颇有君子之行……在彼固自谓仁至义尽矣。而阁下与揆帅必欲令其改赴汉口输纳。沪与鄂同一中国也。朝三暮四，旋令旋改，在沪关必怨楚人之攘利，在西人亦笑晋政之多门……方今发捻交炽，苗祸日深，中国实自治不暇。苟与洋人相安无事，似不必别寻衅端。

在这里，曾国藩不顾事实，为洋商的不法行为进行辩护，并对上海海关的真相进行了歪曲。

为了避免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矛盾的激化，曾国藩甚至对于他们的无理要求也予以应允。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英、法侵略者通过《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在中国增设了十个通商口岸。但英国对此并不满足。为了扩大经济侵略，后来英国人又进一步提出把安庆、大通、芜湖三处列为子口，以便英商装运茶叶出口。当主持总理衙门事务的奕来函向曾国藩商询此事时，他一口应承，并说：“泰西诸洋以‘商’‘战’二字为国，用兵之时则重敛众商之费，无事之时则由顺众商之请。众商之所请，其国主无不应允，其公使代请于中国必允而后已……”所谓“众商之所请……其公使代请于中国必允而后已”，这无异于劝诫清廷，对洋商所提出的一切要求都必须承诺。

基于此，曾国藩对外商的走私也不敢处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商走私严重，多雇民船载百货驶赴长江下游，不纳厘税。一次，安庆卡官员扣留英商二十余船，英人问讯，从上海派来兵舰一艘，并带来英国水师提督的照会进行恐吓。曾国藩惟恐“肇生事端，即将扣留之船放去”。

与此同时，曾国藩对在洋商保护下的中国不法商人的走私活动也采取姑息宽纵的态度。他说：“洋船自入江以来，华民亦假托洋商包税漏厘，违抗官长，地方防碍，在所不免。”“凡小事苟无大悻，且以宽缓处之。……昨定茶厘、茶捐新章，亦因奸商挟借洋势百计绕越偷漏，吾既不能痛惩奸宄，姑就彼所乐而从者而立之制。”

“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这是中国古代开明的官员所极力提倡的，曾国藩也注重商业与国家、民生、军队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