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度为人仗义，见曾国藩几次寻死觅活，总不得胜，心里着急，便语惊四座大胆地说：“恩公东下之师，气势锐甚。然自三月至今，凡经三次大挫折，初挫于岳州，继挫于靖港，今又挫于九江湖口。幸而屡蹶复振，未坏大局。然依在下之见，非失于恩公不知兵，而失于知兵。”李元度的话，如芒刺背，一针见血。众将不敢作声。曾国藩倒还沉得住气，说：“次青请细道之，吾愿闻其详。”李元度也不再犹豫说：“岳州之败，师未集而因大风阻于洞庭湖，敌察我困，大股围入，其败可谓天意，于理于势都是如此的结局。靖港之败就不然。一惑于困丁之清，临阵变成谋，夕令朝改，是策略之失。九江湖口之败，问题就更大了。三板大船入湖，敌断我归路，变出不测，以大船攻敌小船，无异于猛虎拔牙，虚威无用。并且师出不为退路着想，乃行军大忌，犯此，则不能不败。”李元度的话虽然当众揭了曾国藩的疮疤，但无疑是一剂良药，众将不由频频点头，已忘记了曾国藩此刻什么样了。其实曾国藩也颇为叹服。于是他接着说：“次青的话句句在理。吾望将士共当戒之。”

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被削兵权后，在籍守制。闲居怀故，便写信给李元度说：“……常念足下与雪琴（彭玉麟），鄙人皆有三不忘焉。下当靖港败后，宛转护持，入则欢愉相对，出则雪涕鸣愤，一不忘也。九江败后，特立一军，初志专在护卫水师，保全根本，二不忘也。樟树镇败后，鄙人部下别无陆军，赖台端支持东路，隐然巨镇，力撑绝续之交，以待楚援之至，三不忘也。生也有涯知也无涯，此三不忘者，鄙人盖有无涯之感，不随有生以俱尽。”又在《复李次青太夫人书》中指天誓日，不忘李元度长期相随，历尽艰险，维护曾国藩与湘军的恩德与苦心。信的结尾说：“闻次青有两儿，不知有女几人，或平辈、或晚辈，有相当者可缔姻而申永好，以明不敢负义之心。”

咸丰八年（1858）一月，李元度因功升任道员，同年二月，湖北巡抚胡林翼奏请李元度带兵入浙，这是湘系势力渗透入浙的开始。咸丰十年（1860）四月，清政府命令李元度赴浙交巡抚王有龄差遣委用，王有龄企图分化湘军，便欲拉拢李元度，但李元度犹浑然不知。五月李元度调为皖南道员，八月被太平军战败逃至曾国藩大营，曾国藩十分气愤，上疏弹劾李元度，李元度因此被革职，王有龄又乘机拉拢。

咸丰十一年一月，王有龄上奏请调李元度援浙，“诏如所请”。李元度遂回湘募勇，取名“安越军”。曾国藩对李元度打出“安越军”的旗帜非常忌恨，便于二月二十二日再次参劾李元度，加给他的罪名是：第一，私求王有龄调赴浙江。并且不向自己请示而擅自回湘募勇，取名“安越军”。第二，“安越军”在江西、湖北所得胜仗，多系“冒禀邀功”。第三，李元度于咸丰十一年十月到衢州，“节节逗留，任王有龄羽檄飞催，书函哀恳，不一赴杭援救。是既前负自己，后又负王有龄，法有难宽，情亦难恕，请予革职”。清政府按照曾国藩的意见将李元度革职遣戍。

就是这么个李元度，对曾国藩有两次救命之恩，又是患难之交，对曾国藩所作的贡献可谓大矣，以致他自己也说“三不忘”。然而曾国藩“肝气”一发，便多次弹劾，革职遣戍，甚至虚捏罪名，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已。曾国藩参劾李元度，使左宗棠等人很寒心，并对其存有戒心，这反而增加了湘军内部的离心力。后来在中法战争时期，李元度转化为抵抗派，随彭玉麟至广东赞襄抗法事宜，多所建树，并向清政府建议台湾设省，移福建巡抚于台湾。

后来，曾国藩也对李元度时常感到内疚，觉得平生不负人，只对李元度有愧疚感。他对曾国荃等说：“次青之事，弟所进箴规极是极是。吾过矣！吾过矣！……余生平于朋友，负人甚少，惟负次青实甚，两弟为我设法，有可挽回之处，余不惮改过也”，“惟与我昔共患难之人，无论生死，皆有令名，次青之名由我而败，不能挽回，兹其所以耿耿耳。”言语之间，尽情流露出曾国藩对李元度这位至交的钦仰之情。

§§§20.干什么事情，都要虚心实做

尽管曾国藩苦口婆心，尽剖利弊，但曾国荃就是不为所动，坚决不从天京城下撤兵。在此后的一个月里，曾国藩不断劝说其撤兵，甚至搬出了“活兵”、“轻兵”、“重兵”来说服其撤兵。

《孙子兵法》强调在用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将士之间的关系，一定要注意他们之间的协调。换句话说，将士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关系，而是直接影响到实力的一个重要问题。

曾国藩对躬行践履最为执著，他提出的“躬自入局”就是不当旁观者，不当看客！而是要从自己做起，虚心实做，几乎能成功。

曾国藩兄弟对围攻天京，意见不一，湘军内外也为此争执。扩而大之，清廷对此也有不同策略。

但最终曾国藩同意了曾国荃的攻坚战，终于攻下天京。这也是曾国藩“执理甚明”的典型事例。取得安庆战役的胜利以后，曾国藩雄心勃勃，他制定了一个新的战略构想，即三路进兵天京，对太平天国进行最后一击。由安庆顺江而下是主攻方向，集中了湘军的精锐部队，由曾国荃、曾贞干、鲍超、张运兰、多隆阿、杨载福、彭玉麟率所部沿大江南北全面推进，攻取天京。左宗棠由江西进兵浙江；李鸿章招募淮军，进兵上海，转而进兵苏南。两者用以牵制李秀成支援天京，并切断天京物资供给钱。

正当曾国藩踌躇满志，分兵五路东进，步步为营，包围攻取天京城时，他们的内部合作却出了问题，问题的症结出在曾国荃。

曾国荃性格暴烈、贪婪跋扈，排斥异己，其他将领多与之不和，湘军内的鲍超、杨载福、彭玉麟等多对他有很深的成见。他所统带的吉字营十分凶恶，每陷一城皆尽情屠杀，财物、子女尽数掠取，焚杀成性。

安庆战役中，曾国荃与多隆阿产生了极大矛盾。一是太湖战役时，多隆阿负责守太湖，陈玉成大军前来进攻，在情况紧急之时，曾国荃等部不来援救，幸赖鲍超苦战，胡林翼派兵援救，才取得该战的胜利。二是攻打安庆城，多隆阿独挡桐城一面，挡住陈玉成的大军增援，连番苦战，保证了围城部队的战斗进行。然而，战后曾国荃却列为首功，赏赐丰厚，多隆阿出力极大，损失也很重，却未得封赏。因此，对曾氏兄弟、尤其对曾国荃极为不满。据说封赏之后未见他的赏赐，气得大病了一场。曾国荃接到“三面并举，五路进军”的战斗命令后，曾国荃率军急进，连下无为、巢县、含山、和州、太平府、东梁山、金柱关、芜湖、江宁镇、板桥、秣陵关、大胜关等地，直逼天京城，同治元年五月四日（1862年5月31日）在天京城南门外的雨花台扎下营寨。

曾国荃和他的心腹大将李臣典、萧孚泗、刘连捷、彭毓橘、朱洪章等在太平天国的叛将韦俊的带领下，察看了这座江南名城。他看到天京城高池深，深沟高垒，城围辽远，以他的两万人马想要攻取这座名城，简直是白日做梦。他虽攻至城下，却不敢轻举妄动，更深怕城内的太平军和苏州的李秀成一起出动，将他们歼灭掉。所以，他一面督促湘军在雨花台一带修筑工事，做长期战争准备；一面派人投书，催促各路人马到来。

然而，曾国荃等了多日，也不见别路人马到来。先是李续宜的北路军由镇江刚要出师，忽接父丧凶信，匆匆回家奔丧，其部将唐训方远在皖北，闻讯南援，结果被太平军阻于寿州。鲍超由宁国北进，遇太平军杨辅清等部，展开血战，亦难达天京。这时，可援之军只有多隆阿一路，曾国藩接到雨花台寄来的加急求救文书，命多隆阿迅速南下。多接信后，开始还有军事行动：攻陷庐州，准备南下，但突然按兵不动，拒赴合军天京之约。曾国藩再三恳请赴援，多不为所动。这时，有一股四川农民起义军入陕，多隆阿部将雷正绾已入陕阻击。多隆阿与湖广总督官文密约，再奏令多隆阿本人率队入陕，皇帝居然准奏。多隆阿与官文皆以不赴天京之援，暗自高兴，因为久与曾氏兄弟不和的官文也不愿湘军得到成功。

多隆阿率军西去，曾国藩万分惊慌，派人飞马送信给官文，让他追回多隆阿，仍让多赴南京之援。他在信中说：“闻入秦之贼人数不满三千”，有雷正绾一军以足敌，而“江南贼数之多比秦何止百倍”，仍请将去之不远的多隆阿追回。然而，官文明知天京城下急需多隆阿赴援，却置曾氏兄弟的求援于不问，使曾国荃的雨花台之师成了孤军。

曾国荃两万余人在南京城下进退两难，时刻准备遭受太平军的打击。但是，在别人眼里，却认为曾氏为了独占破城之功，不肯与他部合作，还有人说，多隆阿西走便是曾氏兄弟所排挤。

正在曾氏兄弟两头为难之时，李秀成受天王洪秀全之严命，率领二十万大军自苏州进抵天京城下，很快对雨花台的湘军发动了进攻。曾国藩闻李秀成率兵回援天京，知道曾国荃等难逃灭顶之灾，吓得连日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写信给守制的李续宜说：“鄙人心已用烂，胆已惊碎”，求他“夺情”返回战场，助自己一臂之力，救出雨花台下的湘军将士。同时派人去上海向李鸿章求援，要求把曾国荃原来的部队由程学启率带援救曾国荃。结果，李续宜染病在家，无法出山；李鸿章仅派吴长庆、张树声所部少量新兵前往，曾国藩干脆不再向他要援兵了，因为这些许新兵起不了救援之作用。

救兵求不到，李秀成的二十万大军已包围了曾国荃的二万多人马。曾国荃想逃也逃脱不了，只得咬紧牙根，依靠修好的壕沟、堡垒，与李秀成展开了生死搏斗。

然而，出人预料的是，李秀成大军自同治元年闰八月二十日（1862年10月13日），开始进攻雨花台湘军营垒，至十月五日（11月26日）止，共计围攻四十六天，竟然没能攻入曾国荃修筑的壕垒，而自行撤围离去，曾国荃竟然侥幸逃过了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