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赋予强字深刻的涵义。它指出不以对手的强为强，而以自己的强为强。这是取胜的根本保证。
硬汉形象在电影屏幕上可以常见，他们肌肉健硕力大无比，这是现代硬汉，曾国藩所说的硬汉则指的是意志的坚强和心态坚忍。
“硬”即倔强、坚忍之意，“悔”即自省、自悟之意，曾国藩一生，顺境时少，逆境时多。道光三十年、咸丰元年京师权贵唾骂之，咸丰三、四年长沙唾骂之，咸丰五、六年江西唾骂之，以及来自清廷的种种猜忌和限制，官场的疑谤和攻击，外加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的真枪实弹，使他练就了一身过硬的“硬”字功和“悔”字功，养成了一种“忍”字当头，逆来顺受的性格和韧性战斗精神。使他“屡败屡战”，勇往直前，他崇尚“好汉打掉牙和血吞”，一生坚忍成事，在处世待人上，在艰难的逆境中，在处处是陷阱的官场里，他把以“硬”字和“悔”字为首的逆来顺受之法运用得炉火纯青。同治元年，湘军与太平军的战斗进入了最后的攻坚阶段。曾国荃率部围攻金陵。忠王李秀成率二十万太平军增援天京，洋炮不时的在湘军将士的头顶上呼啸而过。时江南流行瘟疫，曾国荃所部士兵相继死亡，加之军中粮饷非常匮乏，将士们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因而士气低沉，严重影响了战斗力。然而，在这内外交困的危急关头，曾被曾国藩多次推荐，才得到江西巡抚之位的沈葆桢，却置大局于不顾，从江西的本位主义出发，奏请皇上恩准，截留了供应雨花台大营数万名士卒的江西漕运折银五万两。沈葆桢之行径不啻给曾国藩当头一棒。这种雪上加霜的处境使曾国藩辗转不能成寐，他在九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写道：“日内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必为气恚。然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顺从，设法以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己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的德性，其庶几乎！”由是可知，曾国藩逆来顺受的“硬”、“悔”功夫是多么的到家！
曾国藩一方面是一位冷静的现实主义者，一方面又是一位乐观的理想主义者。他曾在同治九年作过一副对联：“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虽逆境亦畅天怀。”集中体现了他这种独特的处世思想。他之所以生不忘死，居安思危，辱中求荣，挫时思奋，就得益于他这种思想体系。“以硬字法冬藏之德，以悔字启春生之机”可以说是曾国藩处逆境的法宝。这种逆来顺受的方法，并不是消极的等待，而是积极的进取。这种进取表现在：首先不怕处逆境。身处逆境而不消沉，以“硬”字功夫面对现实，以最大的毅力和魄力，最刚的胆力，“屡败屡战”，来超越逆境；其次是主动自省，总结经验教训，做到大彻大悟。但一“硬”字，还不足以超越逆境而成就大事，曾国藩之所以身处逆境而获成功，不能说不得力于他的“悔”字功夫。曾国藩对于自身的反省和检点，可谓严厉且苛细。他在日记中写道：“细思日日过恶，总是多言，其所以致多言者，都从毁誉心起。”“知天之长而我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我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渐渐蠲除矣。”他把当面指责他的邵惠西作为至友“直哉，吾友”！试想，如果没有博大的胸怀和超凡的智慧，何以能做到如此彻底的自省！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在人类的长河中，无论是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人物，还是成就一项伟大的事业，无一不是经受了挫折与磨难，屈辱与失败的逆境跋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方著《说难》、《孤愤》；司马迁受辱，乃成《史记》。纵古论今，古今皆然。
以上所述，尽管他们每个人所处的时代不同，但却都受到了或来自社会或来自自然的种种磨难。通过他们的成功，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用“硬”字诀、“悔”字诀处逆境的总结是多么的精辟。在历史的长河中，任何人都无法随心所欲的选择自己的生存环境，人人都渴望一帆风顺，一举成名，但现实生活往往不随人愿，虽然逆境会给人带来焦虑、忧愁、痛苦和不幸，但也常会带来后起而勃发的无限效力。不历艰难就无以有收获，常处顺境就无以成大事。所以说当身处逆境时，要常思“逆来顺受”之法，磨练意志，提高认识，总结经验，寻找“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转机。
§§§19.随时做好出手的准备
曾国藩一方面能够压住肝火，以柔为刚，挺挺向前；另一方面在关键之时，该出手就出手，对他的知己幕僚也不客气，显出内在刚挺之气。他对心腹幕僚李元度的态度便是如此。
《孙子兵法》关于制止对手的论述非常多，关键是在制人之前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
如何制服对手，是为政者的一道难题，因为对曾国藩而言，身居高位，属下如林。对不合己意或不称职的属下，必须进行处理。古往今来，封建官场中对如此敏感之事，也不乏处理巧妙的“绝佳之作”。曾国藩更是个中高手，置人于虚高之位，夺其手中实重之权，名为提拔，实则贬斥。这就是曾氏出手术。
曾国藩一方面能够压住肝火，以柔为刚，挺挺向前；另一方面在关键之时，该出手就出手，对他的知己幕僚也不客气，显出内在刚挺之气。他对心腹幕僚李元度的态度便是如此。
李元度系湖南平江人，字次青，举人出身。少年时慷慨任侠，勤奋好学。
咸丰二年（1852），各地开始办团练，以对付日盛一日的太平军。曾国藩刚得到在籍办团练的旨令后，李元度认为时机来了，便托名罗江布衣，上书曾国藩，大谈兵略战守，曾国藩展读后大加赞赏，立即要见这位上书人，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李元度，并称赞其：“非君之才，何以能写这样的文章！”召见时更觉李元度博通文史，脑中有物，非寻常辈可比，遂“引与规划军事”。可李元度犹豫不定，次年初曾国藩在衡州加紧训练湘军水师，准备出兵东征之时，又请李元度归自己幕府，李元度仍犹豫不决。咸丰三年九月李元度去拜晤曾国藩，后经曾国藩三番五次诚心相邀，李元度终于带所部兵勇火速赶到衡州，从此进入曾国藩幕府，成为曾国藩身边一位重要的谋士，两人之间患难相依的交情也开始建立起来。
曾国藩虽创立了湘军，但他自己并不适于直接领兵打仗，他的成功，完全得力于善于识拔将才并给予充分的信任。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时所打的几次败仗，差不多都是曾国藩自己担任前线指挥官时的“成绩”。如咸丰四年（1854）四月的靖港之败，同年十二月水师湖口之败，以及咸丰十年（1860）六月祁门之困等。
咸丰三年（1853）十一月，安徽、湖北两路告急，清廷屡次诏令曾国藩出兵援助，但他当时正因“长江千里，战船实为急务”大练其水师，故拒不应命，直至拖到十二月曾国藩这才奏陈鄂、湘、皖、赣四省合防之道，兼筹以堵为剿之策。
曾国藩于咸丰四年（1854）正月接到圣旨后，便出兵，却不想，几日后，便在靖港遭到惨败。曾国藩神情沮丧地回到座船上，越想越难过，越想越灰心，便决定跳水自杀，一死了之。李元度见曾国藩支开随从，神情有异，便让幕僚章寿麟乘小船尾随其后，以备不测，果然，曾国藩行到靖港对岸的铜官渚时，便一头扎入水中，章寿麟见状，跃身入水将其救起。对曾国藩印象太坏的咸丰皇帝革去了曾国藩的礼部侍郎衔，“责成其戴罪剿贼”。
曾国藩失去了专折上奏之权，使他在军中的地位非常尴尬。李元度因此很为曾国藩担忧。于是李元度将一份《革职待罪臣曾国藩乞请专奏以速戎机事》的奏疏呈给了心绪纷乱的曾国藩，但曾见后大为不悦，因为革职专奏请本属“犯法”之事，加之咸丰此时对他的猜忌很多，上奏的结果肯定会凶多吉少。他以为成功的可能要小于加罪的结果。但李元度一再坚持，并以受死赴难相请，曾国藩只好由天命。李元度以“军情变化万端，随时奏报圣上”为主旨写完上奏，密封上达。几日后，朝廷即下特许曾国藩单衔专奏。这不仅是皇帝打破常规之举，也是曾国藩获得的“异数”之一。
李元度为曾国藩争取专奏权后，曾国藩对他更加信任不疑。两个卧同室、游同舟、饭同食，形影不离。而似奏折信件之类，也大多出自李元度一人之手。此后，曾国藩九江之败，南昌之困，“元度无不相从艰危中，多以勖助”。而曾国藩的多次寻死觅活，也“皆以元度防救得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