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雨花台四十六天大战，李秀成二十余万大军竟未能攻破曾国荃的二万多人的营垒？这是近代军事史上的一个谜。后来曾国荃对王□运写的《湘军志》大为恼火，毁掉该书之版，欲置王□运于死地的事，揭露了谜底。王□运写这次战役时就很纳闷，究竟为什么二十万大军战不胜二万多又饥、又疲、又遭瘟疫的湘军？经过认真研究，王□运才发现那次战役，一是李秀成无心决战，迫于洪秀全之严命才勉强应付。作战时仅“恃炮声相震骇”，根本就没有向堡垒内的湘军冲锋。因为李秀成等人既不愿战，也不敢战。四十六天的仗，表面上炮声大作，“多发西夷大炮相烧击”，“连十昼夜不休”，实质上简直像过年放鞭炮，并未杀伤堡垒和壕沟里的湘军，才使曾国荃不仅侥幸存活了下来，还捞到了政治资本。

当李秀成亲率大军试图解除天京之围时，曾国藩深感自己在曾国荃冒进雨花台时，没有用强硬态度命令他们撤军，是一个失误。如何体面地挽回失误所造成的损失，是曾国藩反复考虑的一个问题。当李秀成在九月下旬，进攻态势逐渐变缓时，曾国藩便预料他有退兵的图谋。曾国藩发现，虽然由苏、杭至天京水陆均有，但李秀成的粮食运输却十分艰难，而天京城内又不能对他们进行接济。因此曾国藩料定李秀成“知必溃而之他”，“贼数闻以十万计，每日需食米千石，若无大舟搬运，何能持久？吾在徽用兵二载，深知陆路运米之难，即在金陵城内运至谷里村一带，数十里之内，月运三万石，经理亦极不易，况城贼之米，未必肯多搬出耶。”李秀成得不到天京城内的呼应，这早已被曾国藩所察觉，“城中群酋受封，至九十余王之多，各争雄长，苦乐不均，败不相救。”曾国藩认为运用坚守战壕的战术，必能拖垮李秀成的攻势，“弟军若出壕打仗，恐正中贼之计，贼所求之而不得者。似以坚守不出为最妥，不必出而撄贼凶锋……我有日增之象，贼处已竭之势，则我操胜算矣。”一旦李秀成撤军，也不能预示着湘军胜利在望，在经历了疾疫与恶战后，进驻天京城下的湘军力量已有大量的减耗，重新布置进攻兵力，是极为必要的。在曾国藩写给曾国荃的信中，提出一个以追击李秀成军队为名，全面撤出雨花台，重新确定进攻方略的计划：

此大局所关，一年二年之军势，不可不早为定计。若长扎雨花台，以二三万劲旅屯宿该处，援贼不来，则终岁清闲，全无一事；援贼再来，则归路全断，一蚁溃堤。此等最险之着，只可一试再试，岂可屡屡试之，以为兵家要诀乎？望弟早早定计。贼不解围，则忍心坚守；贼若解围，则以追为退，不着痕迹。行兵最机局生活，弟在吉安、安庆，机局已不甚活，至金陵则更呆矣。

尽管曾国藩苦口婆心，尽剖利弊，但曾国荃就是不为所动，坚决不从天京城下撤兵。在此后的一个月里，曾国藩不断劝说其撤兵，甚至搬出了“活兵”、“轻兵”、“重兵”来说服其撤兵。

曾国荃依然固执己见，杨载福也觉得不应就此撤兵。曾国藩写信与左宗棠商量，左认为曾国荃兵虽不能野战，但“亦不以退兵之说为然”。然而，周围的人却都认为曾国荃轻兵冒进，是不自量力，“众人藐视沅甫非能克金陵之人”，纷纷建议曾国藩强行将兵撤回，另谋他法。这就使得曾国藩左右为难，了无定计，于是曾国藩决定亲自去前线进行视察一下，然后再做进退的决定。

同治二年正月二十八日（1863年3月17日），曾国藩从安庆出发，乘舟顺江东下，过池州（今贵池县）、大通以后，到达芜湖，在裕溪口会见了彭玉麟。二月初五日（3月23日），曾国藩座船驶至乌江，并携同杨载福一同到达大胜关，第二日到达曾国荃的雨花台大营，听取了曾国荃的汇报，并视察了雨花台的壕墙，见曾国荃一切防御均井井有条，他甚为满意。二月十五日，曾国藩由大胜关赴九洲。次日座船回驶，又查阅了金柱关、克山桥。然后由东西梁山入裕溪口小河，查阅了雍家镇、运漕镇、石润埠、无为州，二月二十三日（4月10日）由神塘河出江。二月二十八日（4月15日）回抵安庆。在一个月的视察期间，曾国藩对进兵天京的各部湘军防御比较满意，他认为“曾国荃围军坚定，水陆辑睦”，于是便取消了撤兵之议。

§§第五篇　变兵势为心况：睁大眼睛洞察每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