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来，我所见的官员有很多，从他们那里所听到还是令人鼓舞的。希望从此风气能有所好转。现在我把所察罪极的十一人列单呈上，恭请圣上一看。虽说不十分确实，但是臣确实多方察问，不敢轻信旁人，不敢稍带个人成见。另外还有十几个未曾察明，等两三个月后，详细察清再据实上奏圣上。严重的仍罢官斥责，不能犯同一罪过而惩罚有所不同，案轻的令其改过自新，对他们应该重在劝诫而不在严惩，藩臬两司所开贤官与我调查相符的，我也分作两次呈圣上一看。

峻法一度使曾国藩声名重创，受到朝野抨击，一时有“曾剃头”、“曾屠户”之绰号流传，无非是说他“滥杀无辜”而已。但是曾国藩没有退却，他相信只有“挺”下去，坚持峻法，才能拯救垂危的清王朝。他在给弟弟的家信中也直书自己的看法：

吏治最忌讳的，是不分青红皂白，让有德行的人寒心，不贤能的人无所畏惧。如果犯了这个过失，那么百病丛生，不可救药。韫帅近日来圣上对他也有些冷淡了，如果更是事事多迁就，那么这些人更加放肆。我近日对待属下改变不明事理的做法。马上派人到三省秘密查寻，也只是革去那些特别差的人。

曾国藩实施他的“峻法”，是为了大清的江山，国家的稳固，然而，他的这些做法还是属于人治的思想范畴，而中国的“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论述有着几千年的传统。就人为政治的主体而言，政治不就是“管理众人的事”吗？但如何培植了解政治原理的人，使他们能够运用实行呢？这可以说是政治的第一要义，所以中国古圣把政与教合为一体，不能说没有道理。曾国藩对于此点虽未曾加以说明，但要知这是一种建议的奏疏，他所谓“转移之道”，“培养之方”，就带有着政治教育的意味。

政治领袖要以身作则，转移天下的风化；要负责的长官奖惩兼施，培养天下的人才；而以“考察之法”贯彻之，使人人都有表现的机会，君不失臣，臣不失君，自然就可以纠正当时“退缩”、“琐屑”、“敷衍”、“颟顸”的毛病一归于公诚了。他虽不敢贸然地攻击穆彰阿，但对于穆彰阿执政时代的吏治之不满，也可以窥见一二。咸丰帝自己也说：“方今天下，因循坠废，可谓极矣，吏治日坏，人心日浇。”所以对曾国藩的奏疏，批说：“剀切明辨，切中事情，着百日后举行日讲。”

于是曾国藩又条陈日讲事宜。只因为他所画之图太简单，大臣们无人不笑，曾国藩引为一件很惭愧的事。这或者是大家看他出头有些嫉妒的意思，可见政治的场合是很难容许有作为的人才的。

§§§16.咬牙与逆境相争斗

曾国藩通过湘军的创立为自己造了一个“大局”。湘军的名分、旗帜都有了，但这仅是表面的精神安慰，他还要保证“局中人”都有一个理想的归宿。曾国藩以尺蠖之曲，既能尽性，又能知命。似有意，似无意，二者的关系又处理得惟妙惟肖。曾国藩的这种思想并非晚年才有，早在咸丰年间就已思虑成熟，他曾写过一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从中能见到他不让逆境半步的决心。

《孙子兵法》特别分析了在弱势情况下的用兵法则，提出了所谓“避让、善忍、磨砺”的用兵之法。

曾国藩的素质之一是具备钢铁一般坚韧不拔的神经，即有“咬定青山不放松，不向逆境让寸分”的挺拔之识。要知道，人生在世，难免不顺意，会有跌落之变，只有像曾国藩一样在经历千百次打击磨练之后，尤能坚强成熟，立挺拔之志，才能战胜艰险，崛起于逆境。

先看一段曾国藩关于“立志”的论述：

昨廿七日接信，快畅之至，以信多而处处详明也。四弟七夕诗甚佳，已详批诗后。从此多作诗亦甚好，但须有志有恒，乃有成就耳。

余于诗亦有工夫，恨当世无韩昌黎及苏黄一辈人，可与发吾狂言者。但人事太多，故不常作诗，用心思索，则无时敢忘之耳。

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弟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昔某官有一门生，为本省学政，托以两孙，当面拜为门生。后其两孙岁考，临场大病，科考丁艰，竟不入学。数年后两孙乃绵入，其长者仍得两榜。此可见早迟之际，时刻皆有前定，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万不可稍生妄想。六弟天分较诸弟更高，今年受黜，未免愤怨，然及此正可困心横虑，大加卧薪尝胆之功，切不可因愤废学。

九弟劝我治家之法，甚有道理，喜甚慰甚。自荆七遣去后，家中亦甚整齐，问率五归家便知。《书》曰：“非知之艰，行之维艰。”九弟所言之理，亦我所深知者，但不能庄严威厉，使人望若神明耳。自此后，当以九弟言书诸绅而刻刻警省。

意为：

昨天收到二十七日来信，非常高兴，因为信写得长又详细明白。

四弟七夕诗写得很好，我已写好评语批在诗后。以后多作作诗也很好，但必须有意志恒心，才会有所成就。

我作诗也下了不少功夫，可惜当今像没有韩昌黎和苏、黄一样的人来听我作诗吟诗。且人事太多，所以也不常作诗，但用心思索，则无时无刻不敢忘记。

我们这些人只有加强道德、研修学业这两件事靠得住。加强道德修养，是孝悌仁义；研修学业，则是写诗文作字。这两样都由我做主，能进一尺我就进一尺，能进一寸我就进一寸。今天进一分德，就像积了一升谷；明天修一分业，又算存了一分钱。德业齐头并进，则家业就会一天比一天大。至于功名富贵，都是由上天决定，无法自己做主。过去某官有一门生为本省学政，专门管科举考试，这官就让自己的孙子拜门生为师，当面托付给他。后来他的两个孙子在考试之前患了大病，科举考试很不顺利，连学都入不了。多年后两个孙子都入了学，其中大孙子还连中两榜。可见科举功名或早或晚是前世注定的，能不能尽力而为在于自己，能不能考中则听天由命，千万不可稍生妄想。六弟比各位兄弟天分要高些，今年受到挫折，也不要怨天尤人。正好可以趁这时困心横虑，下一番卧薪尝胆的苦功，千万不能因怨恨就放弃学习了。

九弟劝我的治家之法，很有道理，真是太让人高兴了。自从把荆七打发走后，家里也很整齐，等率五到家后问他就知道了。《书》曰：“非知之艰，行之维艰”。九弟所说的道理，也是我自己深有体会的。但为人不能庄严威厉，使人望而生畏。从此以后，我要把九弟的话郑重写好，时时警告、反省自己。

此处所谓“须有志有恒，乃有成就耳”和“正可困心横虑，大加卧薪尝胆之功”，即是一种挑战逆境的坚韧勇气。

从曾国藩的经历中，岳麓读书、长沙练勇、衡阳驻军、晚年剿捻等等事件中不难看出曾国藩的坚忍都蕴育着策略与战略的变术。所谓身虽处逆境，但不气馁，等待时来运转，并积极找寻峰回路转的一天。

曾国藩通过湘军的创立为自己造了一个“大局”。湘军的名分、旗帜都有了，但这仅是表面的精神安慰，他还要保证“局中人”都有一个理想的归宿。为此，他脱下谦逊的外衣，伸手向清廷要官、要权、要职位，当然他的“要”是很讲究策略的，这就是他独特的“取予”之道。

清政府猜忌曾国藩由来已久，曾国藩愈是对李续宾、杨岳斌部湘军水陆师的战功与兵力的强大铺张扬厉，清政府就越加猜忌曾国藩，越加害怕兵数如此之多、战斗力如此之强的部队落入曾国藩的手中。在清政府看来，李、杨部湘军水陆师由钦差大臣湖广总督官文与受官文节制的湖北巡抚胡林翼掌握，当然比曾国藩掌握要保险得多。因此，当1857年，曾国藩声望日炽的时候，清政府接到曾国藩的有所请求的奏折、奏片后，却置若罔闻，不问不理。曾国藩被装进了闷葫芦。

对于清廷的这种装聋作哑的做法，曾国藩自有妙策，他很快上了一个《目疾请假折》。他说：“微臣现患目疾，恳恩赏假一月。”所谓“臣现患目疾”，是“政治病”，是借口生病，表示倦勤。其实，他在赏假的一月中，是在等候清政府将李续宾、杨岳斌部湘军拨还给他，由他指挥湘军进攻九江。一个月早已过去了，清政府对他的请求依然搁置不理。曾国藩满心委屈，一肚皮怨气。

1857年2月27日，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病死湖南湘乡原籍。3月6日，他在江西瑞州军营得到他父亲的死耗，半是哀伤，半是怨恨，想起清政府对他不公、不平的待遇，无以自解。3月11日，曾国藩上《报丁父忧折》，不待清政府准假，他就与曾国华从瑞州回籍奔丧，对江西军务来一个撒手不管。

清政府对于曾国藩的这一做法也不深究，赏假三月，在家治丧。7月26日，曾国藩上《沥陈下情恳请终制折》，奏请开去兵部侍郎署缺，恳请在籍守制。曾国藩本来想利用父丧在籍守制的机会，向清政府要挟给予湘军与绿营兵同等的地位与待遇，给予他总督、巡抚的官位。谁知8月8日，清政府批准了开去他兵部侍郎署缺，命令他在籍守制，实出他意料之外。论者每以曾国藩因争个人的地位、权力而上《恳请终制折》为不智，殊不知曾国藩所争的，不仅是他个人的权力地位，他同时在为湘军争地位、争待遇，而争他个人的权力、地位，又是与整个湘军的地位与待遇是互为表里的。所以，他被消除兵权后，尽管受到外界的讥评、嘲笑与责骂，却激起了全体湘军官兵对他的同情与爱戴，使他在湘军中的威望空前提高。1857年8月，湘军第一员大将李续宾致书曾国藩说：一旦攻克九江后，“或攻皖省，或援豫章，先生不出，咏公（胡林翼，字润芝）不来，续宾何敢独行前往？虽有厚庵、雪琴（杨岳斌，字厚庵；彭玉麟，字雪琴）同志，而水陆途分，且不能咨商群帅，难言之情，愿先生教之。盖蒙先生让我出山，仍当恳请带我归里”。曾国藩人在湘乡，所部将领与他书札往返不绝。

曾国藩被消除兵权后，成日“格物穷理”，没有“格”出他被消除兵权的真正原因，在家中又气又恼，愤愤不平。他写信给邵懿辰发牢骚说：“考经典中言夺情事，惟《公羊传》较详，孔子以三年之丧而从其利，微示讽戒，则固未深许也。后世夺情，大约君固留之，臣固辞之，两尽其道，未有君以为可去，臣自请夺情者也。近世官场，丁忧率不回籍，或奏、或咨留营、留省，自请夺情，习为常例。鄙人不幸，两次夺情，皆介乎可去可留之间，进退之际，茫无依据，至今惶愧。”他在为自己父母的去世在籍守制，而咸丰帝没有命令他夺情而鸣不平。

曾国藩在家守制愤懑不平，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曾国藩脱离部队后，他时刻在怀念他一手创办起来的湘军，如他所说：“江右军事，刻不去怀。”进而悔恨自己办事“有初鲜终，此次又草草去职，致失物望，不无内疚”。想到这些，“夜间终不能酣睡，心中纠缠，时忆往来，愧惶撞扰，不能摆脱”。他在籍守制一共一年零三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日夜在悔恨自己的去职失权，迫切地期待着有朝一日，咸丰帝命令他重新走上前线，重掌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