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出山的曾国藩大有“大干一场”的士气，他也行色匆匆，投入局中，7月17日，从湘乡起程，22日到达长沙，与湖南巡抚骆秉章、抚署机要幕客左宗棠等会商援浙军事，决定调用在江西的萧启江、张运兰、朱南桂、胡兼善等部，又调吴翔冈部一千二百余名湘军，拟与李续宾会晤后，从李部调拨步队一千、马队百名，以上各部总兵力已有八千左右，加上原在江西的李元度部平江勇，总兵力已超过万名。

8月3日，曾国藩从长沙抵武昌，与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等会商追击石达开等事宜，协调与湖北湘、楚军的作战部署。以后，曾国藩从武昌顺流而下，10日，至巴河，先后会晤了李续宾、李续宜、曾国华、彭玉麟、刘蓉、唐训方等旧部，商谈援浙军事。他提醒李续宾打仗必须与水师相辅而行，方能立于不败之地。19日，行抵九江，杨岳斌前来晋见，祭扫了“塔公祠”（塔齐布），假以笼络军心。

8月18日，曾国藩从湖口坐湘军水师战船前往南昌，杨岳斌随船送至南康，彭玉麟率水师战船护送至南昌。9月10日，行抵贵溪。这时，浙江巡抚晏端书已保举湘军将领李元度为浙江温处道道员。曾国藩对此行非常快慰。这可以说是“尽性”的一个收获。

曾国藩就是这样的人，他以尺蠖之曲，既能尽性，又能知命。似有意，似无意，二者的关系又处理得惟妙惟肖。

平常之人所以不能正确对待尽性与知命，就在于太在乎事情的结果。他们或有意或无意产生这样的倾向：即有多少耕耘就该有多少收获，不然的话，就会悻悻然、愤愤然，牢骚满腹、怨天尤人。不知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个天就是命。但相信天并不等于放弃努力，得过且过，无所作为；而是要正确看待自己的努力以及所产生的结果。因此，在尽性上，不妨盲目一些，在知命上，不妨透彻一些。

曾国藩的这种思想并非晚年才有，早在咸丰年间就已思虑成熟，他曾写过一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从中能见到他不让逆境半步的决心。

§§§17.惟有“常”字，才可战胜任何失败

曾国藩主张，人的名声、地位都要渐进而得，如果轻易得到了这些，就不会持久。所谓“其来也易，其失也骤”就是这个意思。曾国藩尤其忌讳早享大名。他认为如果一个人早享盛名，会停止进取心，更由于早有大名，以后所作所为很难超越自我，而产生颓唐心理。

《孙子兵法》有力戒半途而废的用兵思想，这就是指用兵一定要有长计，而不能用短计。中国有句话叫“盖棺论定”，就是说成败不是一成不变的，也许今天成功明天就会失败。这又引出了人生无常的主题。曾国藩因此不赞赏横绝一世，但最终结局不佳的人物，认为“人生惟有‘常’是第一要义”。他尤其强调成败在于积累，也关乎天命。

曾国藩一生以“常”为第一美德，故做事情总有持久性，他说：

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于作字一道，亦尝苦思力索，终无所成。近日朝朝摹写，久不间断，遂觉月异而岁不同。可见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畜养，日见其大而不觉耳。

尔之短处在言语欠钝讷，举止欠端重，看书能深入而作文学能峥嵘。若能从此三事上下一番苦工，进之以猛，持之以恒，不过一二年，自尔精进而不觉。言语迟钝，举止端重，则德进矣。作文有峥嵘雄快之气，则业进矣。尔前作诗，差有端绪，近亦常作否？李杜韩苏四家之七古，惊心动魄，曾涉猎及之否？

意为：人生中只有“常”是第一美德。我早年对于写字的方法，也曾经苦思苦想，终无所成。近来天天摹写，长时间没有间断，终于感到日新月异，每年都有不同。可见，年龄不分老少，事情不分难易，只要行之以恒，自然如同种树和畜养牲畜一样，每天不觉得它在长大，而事实上它在不断地长大。

你的短处在于说话欠稳重，举止欠端庄，看书能深入进去但写文章却不很出色。如果能从这三件事上下一番苦功夫，锐意进取、持之以恒，那么不过一两年，自然会有重大进步而自己又不易察觉。言语稳重了，举止端庄了，德行也就上进了。写文章有了峥嵘雄快之气，你的学业也就上进了。你前些日子作诗，有些头绪了，近来也常写吗？李、杜、韩、苏四家的七言古诗，惊心动魄，你涉猎到了吗？

曾国藩用铢积寸累来形容成功的途径。认为失败与成功不会无缘无故地降临到某个人头上。他用《易经·恒之·初六》一卦说明这一点。这一卦的卦词是“浚恒贞凶，无攸利”，是说做事有恒、有常又有方向就会成功。他在日记中说：恒卦胡瑗解释的很有道理：“天下之事，必皆有渐（一步一步发展），在乎积日累月而后能成其功。”曾国藩发挥说：做学问时间久了，就能有一番成就，圣贤也是可以学到的；从事政治时间久了，教化就会施行，尧舜的业绩也是可以达到的。凡事都是如此，“莫不由积日累久而后至，固非骤而及也”。又说：“天下之事，有其功必有其效，功未至而求效之遽臻，则妄矣。未施敬于民，而欲民之敬我；未施信于民，而欲民之信我；卤莽而耕，灭裂而耘，而欲收丰穰十倍之利，此必不得之数也。”

曾国藩主张，人的名声、地位都要渐进而得，如果轻易得到了这些，就不会持久。所谓“其来也易，其失也骤”就是这个意思。曾国藩尤其忌讳早享大名。他认为如果一个人早享盛名，会停止进取心，更由于早有大名，以后所作所为很难超越自我，而产生颓唐心理。古代成名早而不永久的事很多。

曾国藩也以“少年得志”为戒。认为少年科第，固为幸事。然若成名太早，年未弱冠遽掇巍科，其根基浅、器小易盈者又或沾沾自喜，视天下事过易，掉以轻心，临以狂傲，亦是一病。其子曾纪泽得荫生后，曾国藩不但不高兴，反而命纪泽至二十四岁始行乡试，其《致诸弟书》云：“泽儿现在本系荫生，例不准赴小考。故拟令照我之样，二十四岁始行乡试。若十九、二十即行乡试，无论万万不中；即中得太早，又有何味？”他还举了左宗棠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