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怎样才能卓然独立？显然，靠别人相助，是无济于事的。必须靠自己的积极主动，才能改变人生的困境。对于那些欲成大事者而言，《孙子兵法》中提出的“善战”同样是合适的，即善战人生！
曾国藩可谓善战人生，他既有战场上刀光剑影的猛姿，也有官场清廉为政的形象，还有不断抵抗困境的强者态势，凡此等等，都是他主动善战尽管善战的方式不同而已的结果。在此，我们应当承认，曾国藩为一善战硬汉，总有吓破人胆之处。
《孙子兵法》军形篇原文
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
《孙子兵法》智慧破解
预见胜利不超越一般人的见识，这算不得为高明中最高明的。通过激战而取胜，即使是普天下人都说好，也不算是高明中的最高明的，这就像能举起秋毫称不上力大，能看见日月算不得眼明，能听到雷霆算不上耳聪一样。古时候所说的善于打仗的人，总是战胜那些容易战胜的敌人。因此善于打仗的人打了胜仗，既不显露出智慧的名声，也不表现为勇武的战功。他们取得胜利，是不会有差错的。其所以不会有差错，是由于他们的作战措施建立在必胜基础上，能战胜那些已经处于失败地位的敌人。善于打仗的人，总是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同时不放过任何击败敌人的机会。所以，胜利的军队总是先创造获胜的条件，而后才寻求同敌决战；而失败的军队，却总是先同敌人交战，而后企求侥幸取胜。善于指导战争的人，必须修明政治，确保法制，从而能掌握战争胜负的决定权。
§§§15.手上时刻捏着“严”字
峻法一度使曾国藩声名重创，受到朝野抨击，一时有“曾剃头”、“曾屠户”之绰号流传，无非是说他“滥杀无辜”而已。但是曾国藩没有退却，他相信只有“挺”下去，坚持峻法，才能拯救垂危的清王朝。
《孙子兵法》力戒一个“乱”字，反之，他希望以严用兵。
曾国藩手上时刻捏着“严”字，去律己制人，一旦有“违规”现象，他就绝不手软，立即加以严治。
清廷命曾国藩襄办团练，曾遂回家组建湘军。
湖南地方和其他各省一样，由于地方官的尔虞我诈，乃至到处布满了反抗清政府的团会和散兵游勇，地方治安坏到极点。小至白昼抢劫，大至攻破城池，焚掠官署，变故层出不穷。他们占据山岭险阻，构筑工事，官兵简直是莫可奈何。如征义堂、哥老会、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天地会等，是比较有名的一些团体，至于其他秘密会社，则多至不可数计。太平军初到湖南时，便有成千上万的会党徒众，加入合流，使太平军声势更盛。
因此，曾国藩在长沙城内鱼塘口设立了一所行辕（司令部），专办全省团练，肃清地方事宜。又创设了一所“审案局”，专门审办各地缉解来的不良分子。
曾国藩生平是以儒者自许的一个老翰林，胡子粗粗的，指甲长长的，腰背弯弯的，走路拖拖的，平生不会骑马，不善刀矛，可是他在惩办“对手”、整顿史治上，却完全是另一副作风。
他鉴于以往的地方官过于怠惰畏事，往往积案不办，甚至良莠不分，罪犯逍遥法外，横行无忌，于是主张“治乱世，用重典”，以严刑峻罚来痛惩不法分子。
曾国藩对付个别群众和小股会党反抗活动的政策是“就地正法”。其具体办法是令各地团练头子直接捕杀和捆送形迹可疑、眉眼不顺之人，或批令各县就地处决，或送往省城交他讯办。
当时政局动**，天下大乱，一般地主富户都不敢公开同贫民、会党作对。各地肯于出面办理团练的，多是为霸一方的土豪劣绅。他们平时武断乡曲，一旦办起团练，就更是无法无天，成为当地的土皇帝。他们所纠集的乌合之众残忍嗜杀有过于清朝的正规军。所以，曾国藩说“以之御粤匪则仍不足”，“以之防土匪则已有余”。
曾国藩为了迅速地把各地农民的反抗活动镇压下去，就大张绅权，用以对付贫苦农民和会党群众，并美其名曰“借一方之良，锄一方之恶”。曾国藩还提倡以本乡、本族之绅捕杀和捆送本乡、本族敢于反抗之民，“轻则治以家刑，重则罪之死地”，处治大权尽归团长、族长掌握。这样既了解情况，又可避免引起乡村或宗族间的争斗。
开始时，曾国藩与张亮基商定，各地团练头子抓到会党群众捆送省城者，概交湖南首县善化县审理。后来曾国藩嫌其杀人不多、不快，便在团练大臣公馆设立审案局，甚至已经送到善化县的人，也要强行提来杀掉。
曾国藩早就对清朝地方官吏腐败无能深怀不满，更不信任承办案件的胥隶、书役人员，决心于司法机关之外设置新的机构，自行审案杀人。他将过去衙门办案的“一切勘转之文，解犯之费，都行省去，宽以处分，假以便宜”，为这些恶棍捕杀和捆送农民大开方便之门。
同时，曾国藩对被捆送者的处置，既不依照法律条文，也不需任何证据，惟土豪劣绅们的言词和要求为据。稍加讯问，立即结案，重则砍头，轻则杖毙，最轻的也要鞭之千百，病死狱中。当然曾国藩不辱圣命，峻法的刚挺之气也曾令某些枉佞之徒胆战，大小贪官为之忐忑，这种作风一直到他任直隶总督时还如此。我们来看曾国藩这份陈折便可略知一二：
直隶风气的败坏，竟是各省所未听说过的。我到任以后，不得不大力整顿，把清理积案，停止任意摊派作为头等大事。严明法纪，违者严惩。我自认自己不是铁腕人物，就在近期的江南之治也是很宽容的，但是如今在直隶却严厉起来。那些贪官污吏有的致信来保全自己，有的坦白所为希望得到宽恕，这些都在我意料之中。我随时亲自察问，找出问题的要害以图直隶之吏治得到整肃的成效。假使一年半载风气能够稍稍好转，也就不难达到民安世平的目的。我初任直隶，就认为这里如果不采取刚猛措施就不能惩除贪官，这也是应该预先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