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事拼同骄拇视，浮生无奈茧丝多！

频年踪迹随波谲，大半光阴被墨磨。

匣里龙泉吟不住，问予何日斫暗鼍？

在这几首诗里可以看出他的志气来，以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就有气吞云梦，铲平君山，何日斫蛟屠鲸的豪情，这不是他后来事业的一种预言吗？

藏锋是为了出击，如果一味地“藏”，也就谈不到“锋”了，因为没有试验的机会。曾国藩对其弟曾国荃的复出及帮助李鸿章稳定两江总督一职，集中反映了他“有藏有露再试锋刃”的高超谋略。

由此看来，表面愚柔，实则掩藏锋刃是曾国藩用心思考过的一种为人办事之法，极具实效。可以这样认为，人生是冒险，还是保险，全在“藏”与“露”两字上。

§§§12.屈是为了伸，藏锋是为了蓄志

曾国藩藏锋的“龙蛇伸屈之道”，是一种自我保护、自我实现价值的生存之道。实际上藏锋露拙与锋芒毕露，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处世方式。锋芒引伸指人显露在外表的才干。有才干本是好事，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在恰当的场合显露出来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带刺的玫瑰最容易伤人，也会刺伤自己。露才一定要适时、适当。时时处处才华毕现只会招致嫉恨和打击，导致做人及事业的失败，不是智者的所作所为。

《孙子兵法》强调不战而曲人之兵，这是一种非常智慧的屈伸之功。

弹簧能伸能屈。一个人如果能像弹簧，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回答是：伸屈自如。

屈是为了伸，藏锋本是蓄志。不屈难以伸展，不藏锋志从何来？曾国藩的“藏锋”表现在他与君与僚属的共同处事上，这种藏锋来自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体认，来自一种儒道文化的综合。

一般谈曾国藩的思想往往只谈他所受到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作为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全面研究过的人，曾国藩对道家文化也情有所钟，尤其是在他晚年。他终身都喜读《老子》，对受道家文化影响很深的苏轼钦佩不已，而且周敦颐和朱熹也是儒道兼通的人物。在政治上，为人上，曾国藩是一个儒家；在军事上，在养生上，曾国藩又是一个道家。

正因为他学养深厚，才能做到“凡规划天下事，久无不验”。他能总揽全局，抓住要害，表现出高超的战略水平，以致“天子亦屡诏公规划全势”（李鸿章语）。正因为他学养深厚，才能慧眼识英才，看得准识得透，大凡他所举荐的人，“皆能不负所知”，李鸿章对此格外佩服，称他“知人之鉴，并世无伦”。正因为他学养深厚，才能使他以文人身份站在行伍之间，在全军覆没之时，稳住军心，东山再起。

曾国藩认为，人单有志不行，还要修炼自己，蓄势而发。此间最重要的是戒傲气、少言实干。他在写给九弟的信中说：

自古以来讲凶德致败的道理大约有两条，一是长傲，二是多言。丹朱不肖，曰傲、曰嚣讼，就是多言。历代公卿，败家丧命，也多是因为这两条。我一生非常固执，很高傲，虽不多言，但笔下却近乎嚣讼。安静下来自我反省，我所以处处不顺，其根源也是这两条。温弟性格与我相似，而说话更为尖刻。凡是傲气凌人，不一定是用言语表现，也有以神气凌人的，也有以面色凌人的。温弟神气有英发之姿，而面色时有蛮狠之象，最容易戾气凌人。心中不能有事，有事必然表现出来，从门第来说，我的声望大减，恐怕要使子弟受连累，从才识来说，近来军中锻炼出来的人才很多，弟等也没什么过人之处，这些都不可依仗。只应该抑制自己，讲忠信，讲礼义，这样可以弥补过失，整顿风气。否则大家都讨厌你，鄙视你。沅弟处世躬谨，很是稳妥。温弟却是谈笑讥讽，既要强充老手，就不免带有旧习气。不可不猛省！不可不痛改！听说在县城时，经常随意嘲讽，应迅速改正。我在军中多年，怎么会没有一点可取呢？这是因为“傲”字，百无一成。所以我谆谆教导各位兄弟引以为戒。

曾国藩藏锋的典型事例很多，同治三年（1864）天京攻破，红旗报捷，他让官文列于捷疏之首，即有谦让之意，尤其是裁撤湘军，留存淮军，意义极为明显。不裁湘军，恐权高震主，危及身家，如裁淮军，手中不操锋刃，则任人宰割，因此他叫李鸿章按淮军不动，从自己处开刀。

曾国藩到达天京以后，七月初四日“定议裁撤湘勇”，在七月初七的奏折中，向清廷表示：“臣统军太多，即拨裁撤三四万人，以节靡费。”从当时的材料来看，曾国藩裁撤湘军的表面原因是湘军已成“强弩之末，锐气全销”，而时人却认为这完全是借口，实则为避锋芒。时人王定安就说过：“国藩素谦退，以大功不易居，力言湘军暮气不可复用，主用淮军。以后倚淮军以平捻。然国藩之言，以避权势，保令名。其后左宗棠、刘锦棠平定关外回寇，威西域，席宝田征苗定黔中，王德榜与法朗西（法兰西）战越南，皆用湘军，暮气之说，庸足为定论乎？吾故曰，国藩之言暮气，谦也。”

当时曾国藩所统湘军约计12万余人，但左系湘军进入浙江以后，已成独立状态，早在攻陷天京以前，江忠义、席保田两军1万人已调至江西，归沈葆桢统辖，鲍超、周宽世两军2万余人赴援江西以后，随即也成为沈葆桢的麾下人马，剩下的便只有曾国荃统率的5万人，而这些人也正是清政府最为担心的。于是，曾国藩便从这5万人开始进行裁撤。

曾国藩留张诗日等1万余人防守江苏，1.5万人由刘连捷、朱洪章、朱南桂率领，至皖南、北作为巡防军队。裁撤了助功天京的萧庆衍部（李续宜旧部）近万人和韦俊的2500余人。但实际上，曾国荃的嫡系部队基本被保留下来。同治四年正月（1865年2月），又裁撤了八营。五月，曾国藩奉命北上山东剿捻，当时江宁未撤防军还有十六营8000人，但只有张诗日一营愿随曾国藩北上，其余都不愿北上，于是曾国藩又裁撤了其余的7500人。之后，又陆续裁撤了刘连捷、朱洪章、朱南桂三军。此时，曾国藩能够调动的部队只剩下张诗日一营和刘松山老湘营6000人。

在裁撤湘军的同时，他还奏请曾国荃因病开缺，回籍调养。此时，曾国荃在攻陷天京的所作所为，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同时，清政府对他也最为担心，惟恐他登高一呼，从者云集，所以既想让他早离军营而又不让其赴浙江巡抚任。无奈，曾国藩只好以其病情严重，开浙江巡抚缺，回乡调理。很快清政府便批准了曾国藩所奏，并赏给曾国荃人参六两，以示慰藉。而曾国荃却大惑不解，愤愤不平溢于言表，甚而在众人面前大放厥词以发泄其不平，致使曾国藩十分难堪。曾国藩回忆说：

三年秋，吾进此城行署之日，会弟甫解浙抚任，不平见于辞色。时会者盈庭，吾直无地置面目。

所以，曾国藩只好劝慰他，以开其心窍。

弟何必郁郁！从古有大劳者，不过本身一爵耳，吾弟于国事家事，可谓有志必成，有谋必就，何郁郁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