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正酣争夺梦，老翁已泊水云乡。

自彳番素业衡轻重，久觉红尘可悯伤。

只恐诗名天下满，九州无处匿韩康。

同治五年（1866）十月二十七日，曾国藩又接到了朝廷谕旨，暂缓赴京陛见，令其回两江总督任，由李鸿章接任钦差大臣，专办“剿”捻事宜。

对于清廷朝令夕改的做法，曾国藩颇有微词，可回任两江毕竟是曾国藩眼下最好的去处。虽然一再辞奏，但见到清政府批驳了御史参劾自己的两份奏章，且令其回任的决定不改，于是便不再推辞，派人将钦差大臣的关防送至徐州，交予李鸿章。同治六年（1867）正月初六，曾国藩从周家口动身，正月十五日达到徐州，十九日接两江总督职。

历经二年“剿”捻，曾国藩无功而回，经历了诸多的坎坷，他有所省悟：“此后总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吾亦不甘为庸庸者，近来阅历万变，一味向平实处用功。非委靡也，位太高，名太重，不如是，皆危道。”

§§§02.聪明人能在最恰当的时候暂时退让

曾国藩崇尚坚忍卓绝、睥睨富贵的历史人物，如同司马迁一样，敬仰屈原、田光等坚忍行世的人物。因此，曾国藩的一生也是靠“坚忍”成事，但由于身份、修养的不同，还是有人不太理解的。譬如王□运作《湘军志》，对曾国藩时有微辞，主要的原因，就是认为他太坚忍、太慎重了。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

《孙子兵法》有一个核心观点就是以退为进，以守代攻，这种避让术，是一种聪明人的大智慧。老子曰：“惟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聪明人能在最恰当的时候示弱隐强，做出暂时的退让。强敌当前，来个巧妙迂回，表面上甘拜下风，暗地里卷土重来，这是保存实力，迷惑敌人的法宝，这也是曾国藩惯用的招数之一。把《孙子兵法》中以弱隐强，适时退让的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

曾国藩崇尚坚忍卓绝、睥睨富贵的历史人物，如同司马迁一样，敬仰屈原、田光等坚忍行世的人物。因此，曾国藩的一生也是靠“坚忍”成事，但由于身份、修养的不同，还是有人不太理解的。譬如王□运作《湘军志》，对曾国藩时有微辞，主要的原因，就是认为他太坚忍、太慎重了。

《湘绮楼日记》光绪四年（1878）二月二十一日云：“作《湘军篇》，颇能传曾侯苦心；其夜遂梦曾……”

二十七日云：“夜观览涤公奏疏，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然其苦乃自寻得，于国事无济，且与他亦无济。且吾尝怪其相法当刑死，而竟侯相，亦以此心耿耿，可对君父也。余竟不能有此愚诚。‘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出师表》无此沉痛。”

三月十六日云：“看胡林翼奏稿书札及方略，见庚申年事，忽忽不乐。又看曾公之奏稿，殊矢忠诚之道。曾不如胡十分明显，而名比胡大，其始于至诚且贤，其后不能掩之也。我初未合观两公集，总是偏袒曾而不喜胡，今乃知胡之不可及，差一点失之交臂。”

戊寅四月十二日云：“夜看曾书札，于危苦时不废学，亦可取；而大要为谨守所误，使万民涂炭，犹自以心无愧，则儒者之罪也，似张浚矣。”

其实曾国藩的态度是对的。因为他所处的环境，当时虽是督师，实居客寄的地位，筹兵筹饷，一无实权，州县官都不听他的话，各省督抚又常常为难他，只有胡林翼是诚心帮他的忙。湘军将士虽也拥戴他，可是他们的官级，有的比他还高，他好像一个道义上的统帅，当然是经不起败仗的。他的苦衷，一般人哪能明了？我们来看他写给弟弟们的信：

兵勇抢劫粮台，此近年最坏风气，兄奏明将万瑞书即行正法。闻骆中丞不欲杀之。近日意见不合，办事之难如此。

陈竹伯中丞办理军务，不惬人心，与余诸事亦多龃龉，凡共事和衷最不容易，澄弟尚在外办公事否？宜以余为戒！杜门不出，谢却一切。余食禄已久，不能不以国家之忧为忧，诸弟则尽可理乱不闻也。

带军之事，千难万难，澄弟温弟嗣后总以不带勇为妙。吾阅历二年，知此中构怨之事，造孽之端，不一而足。恨不得与诸弟当面一一缕述之也。

这样艰苦的境遇，使得他在咸丰七年（1857）听到父亲死去的噩耗后，立刻率曾国华、曾国荃回籍奔丧，大有急流勇退的意思。

此次曾国藩弃军奔丧，已属不忠，此后又以复出作为要求实权的砝码，这与他平日所标榜的理学家面孔大相径庭。因此，招来了种种指责与非议，再次成为舆论的中心。朋友的规劝、指责，曾国藩还可以接受，如吴敏树致书曾国藩，谈到：

曾公本以母丧在籍，被朝命与办湖南防堵，遂与募勇起事。曾公之事，暴于天下，人皆知其有为而为，非从其利者。今贼未平，军未少息，而迭遭家故，犹望终制，盖其心诚有不能安者。曾公诚不可无是心，其有是心而非讹言之者，人又知之……奏折中常以不填官衔致被旨责，其心事明白，实非寻常所见。

好朋友罗汝怀也写信给曾国藩，指责他不应不分轻重缓急：

夫夺情之事，本出于变，而变之中又有轻重缓急之辨。……且夫丧服者一身家之私事，丧乱者天下之公愤。人臣之身既致，且不得自遂其私……至并丧制而夺之，必事势之万无可已。故其事不及于位卑任轻之人。今以九重绮畀，四海属望，而下同乡闾之匹士，固守经典之常轨，一再曰：“两次夺情，从去所无”，岂足以为解乎。

最令他难堪的是左宗棠一针见血的责难，“左宗棠在骆秉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哗然和之”。曾国藩自知心亏理缺，无法辩解，只能忍耐。但左宗棠的所作所为，却使他一直耿耿于怀，在其后谈及此事时，仍感愤懑：“我生平以诚自信，彼乃罪我欺，故此心不免耿耿。”

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曾国藩忧心忡忡，遂导致失眠。朋友欧阳兆熊深知其病根所在，一方面为他荐医生诊治失眠，另一方面为他开了一个治心病的药方：“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欧阳兆熊借用黄、老来讽劝曾国藩，暗喻他过去所采取的铁血政策，未免有失偏颇。

朋友的规劝，不能不使其陷入深深的反思。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世方法所带来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