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关键之时要能收住场(1 / 1)

人生可如兵法,不知情者败,知情者胜。的确,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有对自己知情者,有对自己不知情者,前者知道该怎样走好每一步,避开陷阱,后者是盲目走去,不管泥潭。

曾国藩作为湘军领袖,熟读孙子兵法,可见于“同治五年六月日记”,其中有曰“知人者,必胜不知人者。”人生有千山万壑,每一步都必须走稳,才可不掉进“误区”。人生之计何在?曾国藩提出了“稳退计”、“不争计”、“谨慎计”和“韬晦计”四种,此四种正应合了《孙子兵法》中的一句话“多算胜,少算不胜”。因此,在曾国藩看来,人生这场复杂的牌局,绝不可少“算计”两字。

《孙子兵法》始计篇原文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孙子兵法》智慧破解

因此,必须审度敌我五个方面的情况,比较双方的谋划,来取得对战争情势的认识。(这五个方面)一是道,二是天时,三是地利,四是将领,五是法制。所谓道,就是要让民众认同、拥护君主的意愿,使得他们能够做到生为君而生,死为君而死,而不害怕危险。所谓天时,就是指昼夜晴雨、寒冷酷热、四时节候的变化。所谓地利,就是指征战路途的远近、地势的险峻或平坦、作战区域的宽广或狭窄、地形对于攻守的益处或弊端。所谓将领,就是说将帅要足智多谋,赏罚有信,爱抚部属,勇敢坚毅,树立威严。所谓法制,就是指军队组织体制的建设,各级将吏的管理,军需物资的掌管。以上五个方面,作为将帅,都不能不充分了解。充分了解了这些情况,就能打胜仗。不了解这些情况,就不能打胜仗。所以要通过对双方七种情况的比较,来求得对战争情势的认识:哪一方君主政治清明?哪一方将帅更有才能?哪一方拥有天时地利?哪一方法令能够贯彻执行?哪一方武器坚利精良?哪一方士卒训练有素?哪一方赏罚公正严明?我们根据这一切,就可以判断谁胜谁负。

§§§01.关键之时要能收住场

曾国藩深悉“盈虚”之间的转换之理,这就是虚实之道的人生意义,即他不求十全十美,只求平稳退路。认为平定大功足以“千古”,其他则听之任之,而关键是怎样收场。他十分赞赏唐代中兴名将郭子仪,认为是自己学习的榜样。因此,天京一打下,他即想息肩,回家安享天年,但清廷岂能放虎归山?一想到此,又勉强“视事”。至“剿捻”之令下后,他仍想回籍安养。可见,曾国藩的这种“收住”战术,即为一种含有丰富人生经验的虚实学问。这一点也与《孙子兵法》中“避而击虚”相通。

《孙子兵法》在谈兵势时,提到“虚实”两字,是指通过一系列奇正变化的手段,取得一种稳势,以便有所突破。原话是:“孙子曰: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敌者,奇正是也;兵之所知,如以投卵者,虚实是也。”实际上为人处世之道也必须符合虚实之道,才能不致于伤害。另外《孙子兵法》,虚实篇,以水流来比喻虚实之道:“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长短,月有死生。”这些都是用之而皆准的人生之道。

曾国藩深悉“盈虚”之间的转换之理,这就是虚实之道的人生意义,即他不求十全十美,只求平稳退路。认为平定大功足以“千古”,其他则听之任之,而关键是怎样收场。他十分赞赏唐代中兴名将郭子仪,认为是自己学习的榜样。因此,天京一打下,他即想息肩,回家安享天年,但清廷岂能放虎归山?一想到此,又勉强“视事”。至“剿捻”之令下后,他仍想回籍安养。可见,曾国藩的这种“收住”战术,即为一种含有丰富人生经验的虚实学问。这一点也与《孙子兵法》中“避而击虚”相通。

曾国藩认为:“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

凡官运极盛之时,子弟经手公事格外顺手,一倡百和,然闲言即由此起,怨谤即由此兴。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弟以后若到长沙、衡州、湘乡等处,总以不干预公事为第一义。此阿兄阅历极深之言,望弟记之。

意为:

凡是官运极其旺盛的时候,子弟去办理公事格外顺利,一说话众人都附和,但闲话也就是从这里产生,怨恨诽谤也从这里兴起。你我兄弟应该在极为旺盛的时候提前作好衰落时的设想,应当在百事顺利的时候预见到衰落时百事不顺的情景。弟以后如果到长沙、衡州、湘乡等地方,总是以不干预公事为第一件大事。这是为兄阅历世事有了很深体会而说的话,希望弟记住这些话。

这种身在盛时,却要做衰时准备的观点,表明曾国藩只求平稳退路的处世哲学。

这个观点,我们将在以后还要谈到。

在大力推行河防之策的伊始,曾国藩觉得这确是“剿”捻的良策,同时他也预料到,失败必然会遭致来自各个方面的非议。曾国藩曾在给刘铭传的书牍中写道:

办捻之法,马队既不得力,河防即属善策,但须以坚忍持之,假如初次不能办成,或办成之后,一处疏防,贼仍窜过沙河以北,开、归、陈、徐之民必怨其不能屏蔽,中外必讥其既不能战,又不能防。

但他坚信,只要目标一定,坚韧不拔,“总可有志竟成”。

凡发一谋,举一事,必有风波磨折,必有浮议摇撼。从前水师之设,创议于江忠烈公;安庆之围,创议于胡文忠公。其后本部堂办水师,一败于靖江,再败于湖口,将弁皆愿去水而就陆,坚忍维持而后再振;安庆未合围之际,祁门危急,黄德糜烂,群议撤安庆之围,援彼二处,坚忍力争而后有济。至金陵百里之城,孤军合围,群议皆恐蹈和、张之覆辙,即本部堂亦不以为然,厥后坚忍支撑,竟以地道成功。

此次,捻军冲过贾鲁河以北、开封附近的防线时,在曾国藩看来并非是河防之策的失败,同以往谋举大事一样,应需坚忍维持。

但当捻军从苦心经营的防线上呼啸而过时,曾国藩再次成为攻讦和参劾的中心,“山东、河南民士习见僧王战者,皆怪曾国藩以督师大臣安居徐州,谤议盈路”。致使他寝食难安,“病盗汗舌蹇之症”,日益加剧。随后,他奏请两江总督李鸿章携带两江总督关防,驻扎徐州,“专顾本辖之徐、海、淮、泗各府,并与山东抚臣商办山东军务。……俟东路军务稍松,仍当回驻金陵或驻清江,竭力筹饷,乃足以固军心而维大局”。并“请旨饬下湖北抚臣曾国荃,遇河南紧要急时,携带关防,移驻南阳府,与河南抚臣商办军务。豫事稍松,仍当回驻德安,或回武昌,兼筹饷项”。

清政府很快就批准了他的请求,但谕旨中却申饬道:各省巡抚自应协商防务,联络声势,“迅扫狂氛,惟曾国藩总理,尤宜通筹全局,毋得推诿地方督抚,致军事漫无纪律”。

朝廷的谴责使曾国藩心里大为不悦,僧格林沁“剿”捻四年有余,最终导致全军覆没。而自己“剿”捻不满二年,胜负难分,捻军突破了贾鲁河防线,并不意味着河防之策不可行。仅凭这一点即遭严厉申饬,于情于理都令人难以服气。由此也不难看出清政府对他态度的冷淡,一时间曾国藩心灰意冷,他已做好了卸任的心理准备。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道:

余定于明日请续假一月,十月请开各缺,仍留军营,刻一木戳,会办中路剿匪事宜而已。

此前,曾国藩已请假一月在营调理,再行续假目的,主要是为了观望清政府对他做出的反应,同时也为他或开缺或留任做调整砝码。

续假已满,曾国藩便按照原定计划奏请开缺:

臣病势日重,惮于见客,即见亦不能多言,岂复能殷勤教诲?以亲笔信函答诸将者已年余矣;近则代拟之信稿,亦难核改;稍长之公牍,皆难细阅。是臣昔日之长者今已尽失其长。而用兵拙钝,剿粤匪或尚可幸胜,剿捻实大不相宜。昔之短者,今则愈形其短。明知必误大局,而犹贪恋权位,讳饰而不肯直陈,是欺君也;明知湘、淮各军相信颇深,而必遽求离营,不顾军心涣散,是负恩也。臣不敢欺饰于天庭,亦不忍负疚于隐微,惟有吁恳天恩,准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实缺,并另简钦差大臣接办军务。臣以散员留营,不主调度赏罚之权,但以维系将士之心,庶于军国大事毫无所损,而臣之寸心无忝。

曾国藩摆出种种理由,请求开缺,但一句“臣以散员留营”则道出了他的真实想法,表示了他想留战的寓意。此时,他仍对清政府抱有一丝幻想,认为或许会像以往历次战败那样,朝延降温旨以慰留,使其继续“剿”捻,直到将“剿”捻行动坚持到底。但当谕旨降下,却颇使曾国藩心寒,此次并非温旨,而是严厉地申饬,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

开缺辞爵之件,本拟三请四请,不允不休。昨奉十四日严旨诘责,愈无所庸其徘徊。大约一连数疏,辞婉而意紧,得请乃已,获祸亦所不顾。

可还没等曾国藩将“三请四请”奏疏发出时,他又接到了寄谕:

再赏假一个月,在营安心调理,钦差大臣关防着李鸿章暂行署理。曾国藩俟调理就痊,即行来京陛见一次,以慰廑系。

朝廷冷硬的态度,使曾国藩且忧且惧。陈请开缺时,是以病体难支为理由,将钦差与两江总督一并开去的,因为他知道岂有不堪“剿”捻重任却可为两江总督一职的道理?但如果一旦不能回任两江总督,摆在曾国藩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回籍休养,一是驻京闲赋。这两处都不是曾国藩所愿去的。回家休养,这意味着他将从众人瞩目的位置上消逝,“大凡才大之人,每不甘于岑寂,如孔翠洒屏,好自耀其文采。林文忠晚年在家,好与大吏议论时政,以致与刘玉坡制军不合,复思出山。近徐松龛中丞与地方官不合,复行出山。二人皆有过人之才,又为本籍之官所挤,故不愿久居林下。”而自己能否与地方官友好相处,这一点曾国藩没有信心。驻京养病,他将成为政客们的众矢之的,在仇人、政敌的攻讦之中,他将无法获得片刻的安宁。他不由得慨叹:“当乱世处大位而为军民之司命者,殆人生之不幸尔。”“余决计此后不复做官,亦不做回籍安逸之想,俱在营中照料杂事,维系军心,不居大位享大名,或可免于大祸大谤,若小小凶咎,则亦听之而已。”一连几天,曾国藩冥思苦想,百思不得善策。此时,他大有看破红尘之感,他的这种心态在一首名为《送梅伯言归金陵》的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