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的《城记》（三联书店2003年10月第一版）好评如潮，我不拟过多重复那些我很同意，并且相信还会有人一唱三叹地加以发挥的那些感慨。这本书的写法做到了尽可能地客观、真实、详备，资料丰富，引证有据，兼有史的恢弘、传的细腻、专业的准确、文学的情致，虽然语言平实和婉，但读来令人**气回肠。

如果当年采纳了梁思成、陈占祥的那个方案，现在的北京老城区该有多么美好啊！这是许多读者读了《城记》后的共同想法。从“如果”出发的想法可以畅情任性地张扬飞腾，我从网上看到一些这样的想法：立刻拆掉从王府井南口到东单的那超限高两倍，而且大悖北京旧城风貌的东方广场建筑群！立刻在整个旧城区，停止名曰改造实为造孽的，拆除胡同四合院“危房”去修建“经济适用楼”的行为！这些想法都饱含**，由正义感、合理性所支撑，我乍看到时也热血沸腾，如果——又是如果——真能实行那该多让人痛快啊！可是，一座城市的规划，或者说总体设计，一旦拍板并进入到实施，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然呈现出一定的规模性状态，那么，从总体上反对的一方，就很难加以阻止，趋势已定，狂澜非一般人所能力挽。冷静下来以后，我这样想：从言论角度，“如果”引领的观点、态度、感慨即使“说了白说”，也还可以说，“立刻拆除东方广场”的声音一定要允许其存在，而且，这声音如果长期保持着呐喊的威力，那么，现在的东方广场虽然在几十年里都拆不掉，却有可能遏止类似的东西近年再在北京市中心冒出来。我在自己今后涉及北京建设规划等一类文章里，也还会以“如果”为前提，发出一个市民的肺腑之声。

城市的发展是由多方面的人的欲望所决定的。城，这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政治背后是经济利益。像北京这样的作为首都的超大规模城市，当跨国资本进入，它的发展其实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谁是城的最大业主？我们应该心知肚明。科技知识分子，这里主要指建筑、规划、工程技术方面的专家，从城的角度来说，其身份是业主的雇员；而注重传统、文物、民俗、审美的人文知识分子，从城的角度来说，其身份充其量也只是高级参谋。《城记》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得非常之好，它的上方以色彩淡淡的照片告诉我们，谁在为城市规划或者说城市设计拍板。它的下方把拆残的西直门城门实照，与计算机数字模拟的城楼按“如果”的思路合成在了一起，意味深长。但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还可以从《城记》里得到“如果”以外的启发。

五十多年前的“梁陈方案”，最大的魅力就是将北京旧城完整地作为一个大型文物、一个活的博物馆保存下来，但仔细想来，这一方案的前提，是将北京定为了首都，因此，从最深处来说，这方案其实也是一种折中的变通。后来陈占祥、华揽洪有所差异还引出龃龉的方案，尽管横遭批判，观其详，更是在业主要求与维护古城之间寻求更得体的折中。再后来一定程度上得到采纳的陈干的方案，折中的特点更为昭显。到改革开放以后，像业主托付吴良镛先生设计的旧城保护区菊儿胡同危改工程，可以说是一次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褒奖的出色的折中实践。《城记》开篇即写到的由吴良镛先生主持的“大北京规划”，更是意识到不能从美好然而空想的“如果”出发，只能从既成事实出发，来尽可能地保住应该保住的、消除应该消除的、疏导应该疏导的、增添应该增添的，这当然更是运行中庸之道，来寻求折中的最佳值。

《红楼梦》里有个大观园，这是个以政治目的为前提的园林（省亲别墅），作为业主的贾府在经济预算上也是有前提的，这其间也包含拆旧挪用改新的限定，从书里描写上看，业主把政治前提经济预算告诉设计师山子野后，对他相当信任，放手让他去恣意发挥，很少横加干预，因此盖成后当头号业主贾政去验收时，既不断地出乎意料，到头来又非常满意。山子野的设计特点，就是寻求到了折中的最佳值。比如业主要求他设计出一处稻香村，贾宝玉就刻薄地批评了这个景点的矫情，想必山子野心里也觉得“这又何必”，但雇员只能是尽量满足业主的要求，他就想方设法令那本非自然的景观，多少具有些真乡野的形态，比如用新稚树苗编就绿篱，留碣石以刻村名等等。

北京可以视为一个放大的大观园。不过如今“大观”已趋“大杂”。把“如果当时不让它杂多好”的话说过以后，我们还可以探讨一下如何在已经“大杂”的现实面前把它维护和建设得更好。从广义上说，北京的每一个市民都是这座城的业主，因此都至少有一票的发言权。不要放弃这一票。我的想法，目前更多的是在“如果”之外转悠。我且不提“拆除东方广场”，因为人家有狭义的业主，手续什么的都合法，有其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在焉。但我建议大家都仔细看看《城记》十三页的《北京旧城二十五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分布图》，相对于整个老城区，二十五片实在还是太少了，我不提把所有老城区全保护起来一点不能动，实际上许多非保护区已经在大动特动，不是我这样的“广义上的业主”所能喊停的，人家是实际上的业主，是资本运作，是办妥手续的，这我明白，但我仍然觉得，集合起有共同想法的“广义上的业主”，呼吁增加保护区，比如东单北大街到东单南大街两侧的胡同院落，还有永定门到前门大街两侧现保护区往南的全部胡同网，都应该增加进去。另外，在非保护区的地方的新建筑，特别是大型的公共建筑，我们也还要加强发言的力度，现在国家大剧院主体工程已经完成，奥体场馆“大鸟巢”“水立方”已经破土动工，这些凸显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意趣的大体量建筑究竟合不合适盖在北京，讨论应该进行下去，我虽然在具体问题上还有不同看法，但我很欣赏《北京观察》杂志上郑光复的文章《建筑的“艺术”骗局——从库哈斯央视方案始》，现在库哈斯的这个设计虽然中标，但事态似乎还没有进行到不可更易的程度，我觉得“广义上的业主”们应该发出声音，吁请具体的业主改戏——库哈斯的这个设计方案不合中国国情，不合北京城情，而且在功能性上也是打着“艺术”的旗号拿中国的电视人来“玩命”——它的悬空部分据说最大跨出量是70米，相当于把两座二十层的居民楼横悬在空中，并且还并不是两边都有支撑的桥状，即使应力在计算上精确、高技术实施上可行，远望、路过，特别是工作在其中的中国人的心理上，肯定会有一部分是觉得缺乏安全、安定的，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相悖的。退一万步说，倘若这是座外国银行建筑，倒也罢了，这可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啊！就这个具体的建筑而言，我们要山子野，不要库哈斯！我这想法和做法，就是在寻求折中的最佳值。我们还可以在更多的现实个案里去寻求。

《城记》是一部悲情书，也是一部鼓劲书，它鼓励我们思索、发言，并且采取稳当合宜的行动，来行使我们作为城中一员的公民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