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的特点在于变化，流到哪儿，它就形成相应的变势，故能顺物而下，小可涓涓细流，大可涛涛江水。人生亦然，常有变化之理。例如：遇到一堵死墙，你不可能硬着头皮撞上去；碰到绝壁，你也不能不顾死活硬要纵身跳下去。你需要做的只有两件事：怎样避开这堵墙和绕开绝壁。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善思多变，可搬梯子翻过去或钻个洞穿过去；可架座小桥走过去或找个助跳器跨过去。一句话，善思多变是成功的保证。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生三变成就一生

这世间的一切生物都必须适应环境，因为只有适应了，有了相应环境下的生存本领，才有机会繁衍生息。人类亦是如此，一个人只有正视环境、适应环境，才能拥有积极的、顺意的心态，才能拥有健康的人生。曾国藩虽然在处世中勤于功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恪守仁义的其宗未改，但在为人做事的“形”上却是一生三变。正是这“三变”蕴涵了人们对他的褒贬。但不管怎样，没有这适时的“三变”，便不会有他的更大成功和名声。

我们生活在时间与空间共构的环境中，从生命的开始到结束，我们永远不能从这个范围中隔离自己。环境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它影响着人的精神、心理、意念和行为，甚至连人的生死存亡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种自然力量的影响。

人与环境是相互依托又相互矛盾的存在。在二者的关系中，人是主体，他希望从环境中不断获取自己的欲求，同时又希望摆脱环境的束缚；环境是客体，它有其固有特点及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过，当人的力量强大到一定程度时，又可能会使它发生变化。

所以一直以来，人与环境的相互协调状况，以绝对分量影响着社会发展和个人生存，这会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当然，每个人对于环境的协调都有着自己的方式，但归结起来不外乎两类：其一，通过变换环境使自己感到适应；其二，通过改变自己来适应环境。不过对于多数人而言，选择后者显然要比选择前者容易得多，因为，人还是更容易把握自身。

有记载说：曾国藩“一生凡三变。书字初学柳公权，中年学黄山谷，晚年学李北海，而参以刘石，故挺健之中，愈饶妩媚”。这是说习字的三变。“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既与唐镜海太常游，究心儒先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诂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任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尝自称欲著《内经》，言其刚也。”这是说学问上的三变。

综观曾国藩一生的思想倾向，他是以儒家为本，杂以百家为用。上述各家思想，几乎在他每个时期都有体现。但是，随着形势、处境和地位的变化，各家学说在他思想中体现的强弱程度又有所不同，这正反映了曾国藩善于运用各家学说的“权变”之术。

曾国藩的同乡好友欧阳兆熊曾经认为，曾国藩的思想一生有三变。早年在京城时信奉儒家，治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则转向了老庄的道家。这个说法大体上勾画出了曾国藩一生三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

曾国藩扎实的儒学功底，是在做京官这个时期打下的。他用程朱理学这块敲门砖敲开了做官的大门之后，并没有把它丢在一边，而是对它进行了深入研讨。在新的环境里，他得到了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师的指拨，登堂入室，其理学素养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他不仅对理学论证纲常名教和封建统治秩序的一整套伦理哲学，如性、命、理、诚、格物致知等概念，有了深入的认识和理解，而且还进行了理学所重视的身心修养的系统训练。这种身心修养在儒家是一种“内圣”的功夫，通过这种克己的“内圣”功夫，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他还发挥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张经世致用。唐鉴曾对他说，经济，即经世致用包括在义理之中，曾国藩完全赞成，并大大地加以发挥。他非常重视对现实问题的考察，重视研究解决的办法，提出了不少改革措施。曾国藩对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深入研求，是他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而对于这一套理论、方法的运用，则贯穿于他一生。

从太平天国起，曾国藩临危受命，组织湘军镇压农民起义。在这个时期，尤为鲜明地表现出他对法家严刑峻法思想主张的推崇。他提出要“纯用重典”，认为非采取火烈般的手段不能为治。而且，他还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残忍严酷之名，也在所不辞。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他设立审案局，对所捕农民严刑拷打，任意杀戮。他还规定，不完粮者，一经抓获，就地正法。在他看来，儒家的“中庸”之道，在这个时候行不通了。

曾国藩的老庄思想，始终都有表露。他常表示，于名利之处，须存退让之心。自太平天国败局已定，即将大功告成之时，这种思想愈发强烈，一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感时常萦绕在心头。他写信给弟弟说，自古以来，权高名重之人没有几个能有善终，要将权位推让几成，才能保持晚节，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便立即遣散湘军，并作功成身退的打算，以消除清政府的疑忌。

三个时期不同的思想倾向，说明曾国藩善于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从诸子百家中汲取养分。容闳说，曾国藩是“旧教育中之特产之物”。无疑地，在曾国藩身上，熔铸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基因，正是这些基因，使曾国藩成了封建社会的“三不朽”人物和最后一个精神偶像。

关于曾国藩处世态度由酷峻变柔顺有一个重要的过程。这个过程即发生在1858年。曾国藩初出治军，严刑峻法，手段非常残暴，可以从他杀李金阳事件看出其残酷无情，且与疆帅多相忤。然自1858年再起，则大变矣。这一变化过程有记载说：……先时文正（曾国藩）与胡文忠（胡林翼）书，言恪靖（骆秉璋）遇事掣肘，哆口谩骂，有劝效王小二过年永不说话之语。至八年夺情再起援浙，甫到省，有“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属恪靖为书纂联以见意，**如初，不念旧恶。此次出山后，以柔道行之，以致成功，毫无沾沾自喜之色。尝戏谓予曰：“他日有为吾做墓志者，铭文吾已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故予挽联中有“将汗马勋名，问牛相业，都看作秕糠尘垢”数语，自谓道得此老心事出。盖文正尝言以禹墨为体，以庄老为用，可知其所趋向也。曾国藩如何变得“柔顺”呢？有人认为罗汝怀之劝勉最有影响。当曾氏丁父忧请假在家时，汝怀寄以书，谆谆以尚平实勿争权相劝。其书略云：独识阁下为奇士，所见四方之士无出其右者，何者？天下为平实坚术之人可以干事，军务尤然。阁下无大僚尊贵之习，行履部伍，亲操细事。庶几大禹之栉风沐雨，手胼足胝，故能船坚炮利，壁垒坚固。即粪厕亦有方隔，所谓道去屎溺，此非高谈渺论不知而作者所能望见也，乃复温乎其容，抑然自下，慕好贤之雅，循周咨之节，日冀奇士之来于前，然而战胜，城弗克，饷弗给，奇士无如何也。阁下本奇，斯不免太奇之病矣。夫救乏自古无奇策，况在今日糈饷之匮。然生财之道，未尝无良法，尤贵有美意。鄙谚曰：“官出于民，而民出于土地。”其折拨捐抽之法，要在使民无怨，且使官无怨，财源无窒塞之患。使民无怨，阁下所知而以为美谈者也；使官无怨，则阁下所不知而以为口说者也。惟其然也，故折漕自我，拨漕自我，捐资抽税皆欲自我，而不复有人之见存焉。虽军务者阁下之专司，而民者疆吏之职守，各持其是，易地皆然。阁下军政必自己操，大权未尝旁落，而欲兼掌一方土地人民之事，然则圣人之设官分职，官事无摄者非乎？罗汝怀之书，把曾国藩苛求及垄断权力之病，一泄无遗。曾国藩能虚怀而接受之，1858年以后其之立身行事亦深受其影响。如果将1854年因与王錱不惬而不救其败事，与1864年与左宗棠绝交后仍能助其成大功于西北二事相比，即可见曾国藩之待人接物，前后判若两人。

世谓曾国藩以禹墨为体，老庄为用，实则曾国藩在1858年以前以禹墨为体，申韩为用。1858年以后，始改而趋巽顺。如果将曾国藩的一生处世也按三个阶段来划分，亦各有其特点：第一阶段，为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时期；第二阶段，为擘画经营，功德圆满之时；第三阶段，为自主自抑，持盈保泰，不在胜人处求强的平和时期。民国的何贻说：就曾公之三个时期而言，则早年生活，如朝暾初出，气象蓬勃。无论情感意志，学问德行，均有蒸蒸日上之概。及至中年，则如白日丽天，盛极一时，无论道德学问，事业文章，均已渐臻成熟，蔑以复加。洎乎晚年，宛若斜阳晚照，好景无多，虽德量愈醇，令人仰慕，志气事功，亦少替矣。可见曾国藩的处世，不仅是一生三变，甚可说是一生多变。

一条路走到底，是不明智之举。成功者都有一个特长：随机应变，巧中取胜。曾国藩一生经过三次大调整，不停地变化以适应形势，终于铸就了千古声名。

人的一生中面临的环境不同，有好有坏，有高有低，但环境的好坏高低只能表示命运的起点，而不是整个过程。同是一个人，在一个偏僻的不开放的地方，可能被认为行为怪异而受指责，而到了一个开放的、具有先进的领导潮流的地方，则可能会如鱼得水，成为出类拔萃的人。

所以，想要自己活得更好，那么当环境恶劣时，我们要么设法来应付环境，要么设法来改变自己，从而使自己与环境相适应。

能够接受环境的影响这是人生的第一课，它会影响我们的一生。伊索寓言中讲到了一个大树与芦苇的故事，其中芦苇回答大树的那段话颇是耐人寻味，“我知道自己弱小无力，便会低下头为风让路，避免冲击；而你仗着强壮拼命抵抗，结果被狂风刮断。”千年前的智慧，时至今日依然令人受用，给人以启发：当你无能改变环境时，就请低下高傲的头颅，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

有的人像芦苇，尽管微小，但有智慧，知道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做出相应的改变，所以他们的生活经营得不错；有些人非要让自己做大树，根本不晓得审时度势、避强就弱，一味固执顽守、死撑硬抗，结果使尽全身力气也不得改变环境，反而折断了自己的腰身。

后者显然太过强调自我，因此做不到向环境适度妥协，不肯适度、适时地改变自己，所以他们的人生之路往往充满坎坷，甚至为此郁郁而终。事实上，改变自己无非就是一种变通，是个人对于心态、思维以及行为做出的、适应环境的有利调整，其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的目标如愿以偿。

这个世界不会为你而改变，环境也不会自动自发地来适应我们。如果想要人生之路少一些坎坷、多一些顺畅，我们就有必要像曾国藩一样，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从而将成功的果实收入囊中。

对于那些具有强烈上进欲望并愿为此付出艰苦努力的人来说，许多艰苦的环境、失败的环境甚至绝境也许更有助于他们的成长与成功；而对那些缺乏斗志不肯吃苦的人来说，逆境依然是一种灾难。遭遇失败时，怯懦的人往往失去自信，从此一蹶不振，而适应能力强、不屈不挠的人仍充满信心。如果你能以积极的态度去应对环境，就可以让自己很快适应环境，融入环境，就可使人生从此以后充满乐趣，从而蜕变、建立全新的人生观，使你的生活充满希望。

墨守成规不是执着，做人做事灵活变通

人生之路，不是一条，而是多条。同样，为求生存，也应该有多方面选择的可能，防止把自己引入偏端。当然，具体能否如此，与一个人的性格有关系。曾国藩带兵打仗，苦读古书，似乎不善求多变之路，实则不然，他能从大局看问题，灵活地对待眼前事，不是死板教条地固守一法，自然显得变化多端。作为一个驰骋疆场、又深习古籍的人，能有如此之头脑，实属不易。

有的人追求飞蛾扑火的壮烈，以为那是一种执着的美。扑火的一瞬间，飞蛾毅然决然，但终究还是化为灰烬。生活中有很多难题，唯有变通才是最好的解决之道。

现代社会是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变化，所以要想成功就必须具有临危不乱的头脑和以静制动的思想，不能随波逐流，飘摇不定。同时，还必须具备随机应变的能力和灵活作战的方式，只有这样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

人的一生少不了一种叫做执着的精神，或者说是一种信念，但是，现实生活和世界的纷繁复杂和多变让我们意识到：其实机智灵活的变通往往比执着更能获得“完美”。

适时的变通往往需要一种灵活而又迅速的转变来挣脱规则的束缚，若一味地钻牛角尖，结果只能是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这就要求人们要真正地开阔思维，寻找多种渠道来解决问题。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皮鲁克斯曾说：“性格保守的人，只是相信以前的陈规，不善于开拓新局面，所以总是重复过去。”进一步讲，保守的性格于成大事无利，因为做事不可墨守成规，因为条条道路通罗马。

打破常规是成大事者必备的性格之一。没有这一点，一方面会阻碍你的成功，另一方面，你只能是一个可怜虫！

谈到模仿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很多人习惯模仿，不敢创新，或者说不愿意创新，是因为他们头脑中关于得失、是非、安全、冒险等价值判断的标准已经固定，这使他们常常不能换一面想问题。

举一个例子，假如一个人有100%的机会赢80块钱，而另外一种可能是有85%的机会赢100块钱，但是有15%的机会什么都不赢。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选择最保险安稳的方式——选择80块钱而不愿冒一点险去赢那100块钱。可如果换一面来设定这个问题，一个人有100%的机会输掉80块钱，另外一个可能性是有85%的机会输掉100块钱，但是也有15%的机会什么都不输。这个时候，人们都会选择后者，赌一下，说不定什么都不输。

这个例子使我们明白，平时我们之所以不能创新，或不敢创新，常常是因为我们从惯性思维出发，以致顾虑重重，畏手畏脚。一旦我们把同一问题换一面来考虑，就会发现很多新的机会、新的成功。

其实许多最有创意的解决方法都是来自于换一面想问题，在对待同一件事时，从相反的方面来解决问题，甚至于最尖端的科学发明也是如此。所以爱因斯坦说：“把一个旧的问题从新的角度来看是需要创意的想象力，这成就了科学上真正的进步。”

怎样克服模仿的习性呢？这里我们想提出“换面”的问题。

一些专家在研究汽车的安全系统如何保护乘客在撞车时不受到伤害，最终也是得益于换一面解决问题。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汽车发生碰撞时，如何防止乘客在汽车内因移动而撞伤——这种伤害常常是致命的。在种种尝试均告失败后，他们想到了一个有创意的解决方法，就是不再去想如何使乘客绑在车上不动，而是去想如何设计车子的内部，使人在车祸发生时，最大程度地减少伤害。结果，他们不仅成功地解决了问题，而且开启了汽车设计的新时尚。

在现实的生活中，当人们解决问题时，时常会遇到瓶颈，这是由于人们只停留在同一角度造成的，如果能换一换视角，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换一面考虑问题，情况就会改观，创意就会变得有弹性。记住，任何事情只要能转换视角，就会有新意产生。

曾国藩力戒模仿他人路子治军，时常求变于以理学，独创一体，变化兵制。关于战争，曾国藩在治军方面有几点非常卓越：（一）他不是战阵之才，却是治兵之才；（二）他不是成功的前线指挥官，却是英明的战略家；（三）他制定的基本战术方针有效。

咸丰二年（1852年）6月，曾国藩被派充江西乡试正考官。7月25日行至安徽太和县境，接母亲病故讣闻，立即改服奔丧回籍。8月抵家。这时太平军正围攻长沙。10月，太平军因长沙无法攻克，解围北上，连克岳州、汉阳，遂成燎原之势。11月，清廷下谕湖南巡抚，着传旨曾国藩，“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事务”。12月，曾国藩奉旨到长沙创练湘军。

当时的正规军绿营兵不能作战，这是尽人皆知的。因此，他下决心破除旧军队陋习，改弦更张，要创建一支诸将一心，万众一气的新型军队。在咸丰二年降旨命曾国藩办团练时，各省先后都办团练，唯独湖南一省最为成功，这不能不说是曾国藩的个人意志和方法起了很大的作用。

曾国藩练兵，从咸丰二年（1852年）12月起，至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止，历时一年余。他创建的湘军，特别与众不同。

首先，湘军是书生和农夫的结合体。它的将，大多是书生。书生能带兵打仗，不由人不怀疑。但书生长期受孔孟思想熏陶，存廉耻，重气节，能誓死卫道，这是曾国藩选书生为将的着眼点。他选将的条件是：一是才能治民，二是不怕死，三是不计较个人名利，四是能耐受辛苦。而这四点又归结于要有忠义血性，否则，“终不可恃”。湘军的兵卒都是农夫，其募兵制度规定，必须是朴实而有土气的农夫，油头滑脑，有市井气、衙门气的人，概不收用。农夫吃苦耐劳，湘军挖长壕、扎硬寨，不准穿有色衣服，只准着草鞋，种种规定，农夫都容易做到。同时，农夫朴实，没有受过革命精神感召的农夫，容易接受封建思想的灌输，这是曾国藩招农夫入伍的着眼点。就是这些不知战事的书生，带领粗经训练的农夫，战胜了强大的太平天国。这在当时和后来都被人们看成是一个奇迹。

其次，湘军特别重视精神训练。曾国藩自称“训练之上，非战阵之才”。而他的训练，主要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思想教育和军纪教育。称之为“训家规”。宣称“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每逢三、八操演日，他必亲自下校场，“反复开说至千百语”，“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用以激发士兵“天良”。湘军兵营几乎成了一个大学校，以“四书”《孝经》为课本，“常教士卒作字读书，书声琅琅，如家塾然。又时以义理反复训喻，若慈父之训其爱子，听者潸然泪下”。

有这样的思想教育做铺垫，就容易形成一种“死长尊上”、“明等辨威”的风气，所以，人们认为湘军是一支儒教色彩很浓的军队，是一支有思想、有主张的军队。这样的军队，再加上升官发财的激励，自然就胜多败少，一往无前了。

在衡州练勇期间，形势剧烈发展。太平天国已定都天京，号称百万余众。江忠源战死庐州，武昌危在旦夕，清廷天天催促曾国藩发兵，曾国藩因水师未练成一再拖延。事后证明，此时练成的水师在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曾国藩率水陆军20000人从衡州出发。刚到长沙，太平军席卷而来，湘军先败于宁乡，再败于岳州，靖港一仗，曾国藩亲率的水陆主力军全军覆没。幸而塔齐布等在湘潭大捷，挽回了濒临绝境的战局。湘军添炮造船，重整旗鼓，7月攻下岳州，8月23日一举拿下武昌、汉阳。这时离衡州出师不到一年时间，湖南、湖北归于平静。

曾国藩意气飞扬，浮江而东，10月13日夺取田家镇，烧太平军战船4000只，11月15日抵九江城下。当时镇守九江的是太平军名将林启容，率部增援的是叱咤风云的石达开，两次袭击，把湘军水师截为两段，连曾国藩的座船也被俘获了。不久，太平军夺回武昌，塔齐布在军中病死，罗泽南在回援武昌时阵亡，湘军陷入低谷。

在江西相持的3年，是曾国藩最困难的时期。他称为“赧颜走江西”，“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帆之上驶，则绕屋彷徨”。再加上与地方督抚相抵牾，他感到无法存身，咸丰七年回乡奔丧，在家守孝1年零4个月。

咸丰八年（1858年）五月，石达开入浙江，东南震动。曾国藩再度出山。咸丰十年（1860年）闰三月，江南大营被摧垮，清廷开始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统辖江南军务。曾国藩命曾国荃围攻安庆，自己督师祁门。八月，以地道填炸药轰垮安庆城，取得关键性胜利。于是，曾国藩定下三路进兵策略，经过3年苦战，于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十六日攻陷天京，太平天国覆灭。曾国藩受封一等侯爵，时年54岁。

曾国藩为什么能战胜太平天国，这是个令人深思的问题。论兵员，太平军始终比湘军数量多，天京之围，仅李秀成、李世贤的援军就达十多万人（号称60万），而天京城下的湘军水陆军仅三万余人。以后围城湘军陆续增至五万，而太平军城破被杀的就达十万余众。论装备，李秀成有洋枪二万余杆，其“开花棚炮，横飞入营”，令人心惊胆战，以致曾国藩在战后多次感叹，“制胜之道，在人不在器”。论战争的指挥者，太平军前期的杨秀清、石达开，后期的陈玉成、李秀成，均不是等闲之辈。

那么湘军制胜的原因在哪里？

从战争的动员来看，曾国藩以保卫名教作号召，动员士大夫阶层和“乡野老实之人”参军作战。湘军的书生将领都笃信程朱理学，有顽固的封建主义世界观，而出身农民的士兵与封建礼教并不矛盾，于是，他们在“誓死卫道”的口号下很容易结成一体。洪秀全用来动员群众的，是从西方传教士那里道听途说来的天主教义，在中国本来就没有根基，特别是后来发生天父的代言人杨秀清竟然被杀的事件，人们的宗教热情顿然冷淡下来，诸王离心离德，群众像一盘散沙，这仗就打不下去了。

从战争的指挥来看，曾国藩本来是文人，并不懂打仗，王运闿的《湘军志》也说他“以惧教士，以惧行军，用将则胜，自将则败”。湘军的几次大败仗，如靖港之败、九江湖口之败、祁门之围，都是曾国藩直接指挥的。然而，关于战争，曾国藩有几点则非常卓越。

（一）他不是战阵之才，却是治兵之才，前面已述对官兵进行思想教育，把军营办成大学校，是古今罕见之例。此外，湘军的束伍练技、幕府制度、后勤供应等等，都是无懈可击的。

（二）他不是成功的前线指挥官，却是英明的战略家。如，湘军总的战略路线，先夺武昌，以两湖为“立脚之根本”，利用水师优势，建瓴而下，依次夺田家镇、九江，强攻安庆，直捣金陵。这在当时可说是唯一正确的路线。再如，对天京的三路进兵计划，曾国荃率主力顺江直下；左宗棠巡抚于浙江，牵制李世贤；李鸿章去上海，迎战李秀成；左、李同时对天京形成大范围包围。这种一路主攻，两路策应的战略，无疑也是正确的。

（三）他制定的基本战术方针有效。如，结硬寨、打呆战，挖长壕困敌，围城打援，以静制动，反客为主，等等。

《孙子兵法》中说：“军急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军事战争中最难处理的是把迂回的弯路当成直路，把灾祸变成对自己有利的形势。也就是说，在与敌的争战中迂回绕路前进，往往可以在比敌方出发晚的情况下，先于敌方到达目的地。其实做人做事，亦应借鉴于此。

然而，生活中不乏这样一些人，他们惯于在一条路上不断地行走，当无路可走时，便茫然不知所措，开始怨天尤人起来。其实，这不是因为路太短、太窄了，而是因为他们的目光太短浅、太狭隘，最后堵死他们的不是路，而是他们自己。难道他们就不知道，路旁也是有路可走的？

是的，在人生的征程中，大多数的人们都愿走直路，沐浴着和煦的微风，踏着轻快的步伐，踩着平坦的路面，这无疑是一种享受。相反，没有人乐意去走弯路，因为在一般人眼里，弯路曲折艰险而又浪费时间。然而，人生的征程中却总是弯路居多，山路弯弯，水路弯弯，人生之路亦弯弯，只会走直路的人，恐怕一遇上弯路就傻眼了。因此，若想获得成功，每一个人都要学会就势择路、曲线致赢。

就势择路，迂回前进，适用于生活中的许多领域。当你思路堵塞之时，不妨另寻他法，换个角度去思考，换种方法去做，也许你就会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有种“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凡事不妨换个角度和思路多想想。世上没有绝对的直路，也没有绝对的弯路。关键是看你怎么走，怎么把弯路走成直路。有了绕道而行的技巧和本领，才能在每一次人生出击中避开非赢即败的“老规矩”，从而顺利打通另一条成功的途径。

学会就势择路，拨开层层云雾，便可见明媚阳光。也许你曾经奋斗过，也许你曾经追求过，但你认定的路上却红灯频频亮起。你焦急、你无奈、你恨天、你怨地，但为什么就不能就势择路呢？

在人生的每一个关键时刻，审慎地运用智慧，做最正确的判断，选择正确的方向，同时别忘了及时检视选择的角度，适时调整。放掉无谓的固执，冷静地用开放的心胸做正确抉择。每次正确无误的抉择将指引你走在通往成功的坦途上。

就势择路，不是没有原则，而是在审时度势。就势择路，不仅是一种进击之道，更是一种豁达和乐观的生活态度。大路车多走小路，小路人多爬山坡，以豁达的心态面对生活，敢于和善于走自己的路，这样在人生的战场上，你将永远是一个出色的士兵，一个能够每次都拥抱胜利的成功者。

昔日经验未必可信，不可泥于往事成败

“车轱辘往前转，人要往前看！”观念给我们在思考问题时带来倾向性，解决一般问题的时候可以起到“驾轻就熟”的积极作用，但是很多时候它也是一种障碍、一种束缚。其实，今日之成功，并不意味着明日也是这样；今日之失败，并不意味着明日也是这样。曾国藩不拘泥于一时之成败，历经各种磨难，终成大事，因为他不甘于不获取成功，其性格铸定他最后结果总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对以往经验或失败经历的固步自封，常常会令人钻入死胡同，由此不得脱身。很多人一直没有长进，往往就是因为受到了昔日成败经历的影响，固执地按照旧经验做事，即使这条路是错误的，仍然死不回头，其结果可想而知。

可见，做人不能只挑自己熟悉的路走，如果一直沿着老路走，你就体验不到新的风景。如果这条路被改道了，你就会觉得无路可走。做大事之人，不能拘泥于以往的成败，没有被完全堵死的路，只有被堵死的人。

曾国藩在审视以往的中国历史时，尤其是重大历史关头时，发现往往是成功与失败并存，不存在一定成功或一定失败的必然性。因此他提出处大事、决大疑，不可拘泥于往事之成败的重要论断。他举了三个典型的事例。

第一件事是汉景帝时诸侯王势力极大，大臣晁错建议“削藩”，即削弱地方藩国的权力，景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但很快激起吴、楚等七个诸侯王国的叛乱，他们以诛晁错为名起兵造反，景帝派太尉周亚夫平叛。这时，当过吴王丞相的袁盎向景帝建议说：只要杀了晁错，叛军就会罢兵。景帝因事出仓猝，就采纳了这一建议，晁错因此被杀。但叛军并没有罢兵，继续进攻，景帝知道自己上了当，连忙加强军事部署，最终将叛乱平定了。

第二件事是明初。朱元璋死后，由他的长孙朱允火文即帝位。他采纳大臣齐泰、黄子澄的建议，实行“削藩”。但燕王朱棣以诛“奸臣”齐、黄为名，起兵反抗。这时也有人向建文帝建议，诛杀齐、黄，换取燕王罢兵。建文帝没有采纳。战争打了4年，燕王攻占了南京，建文帝不知所终。齐泰等人受到族诛。这是未采纳建议而败的例子。

第三件事发生在清朝。康熙时吴三桂等坐镇西南等地，大臣米思翰建议康熙帝撤藩。大学士明珠也赞成，但另一位大学士索额图反对。康熙帝认为“撤亦反，不撤也反”，因此决定撤藩。吴三桂等果然起兵叛乱。最盛时已占领了江南大部分省份。这时索额图建议杀掉提出和赞成撤藩的人，康熙帝不以为然。经过8年的战争，最终平定了三藩之乱。

曾国藩认为：“此三案者最相类，或诛或宥，或成或败，参差不一。士大夫处大事，决大疑，但当熟思是非，不可泥于往事之成败，以迁就一时之利害也。”

曾国藩还通过观察，得出亡国之君从其一些做法上就能够看出来。他认为，唐昭宗的例子最能说明问题。

唐昭宗时，王室衰落，地方军事统帅各自拥有重兵，对抗中央。昭宗想有所作为，想发兵讨伐李茂贞，并责成宰相杜让能主持军务，杜让能再三推辞，言他日臣徒受晁错之诛，也不能弭七国之祸。不久，李茂贞进逼兴平，朝廷禁军败溃，京城大震。茂贞上疏请诛让能。让能曰：臣固先言之矣。昭宗涕下不止，曰：与卿诀矣。是日贬让能梧州刺史，不久赐自尽。曾国藩认为：“斯则无故受诛，其冤又甚于晁错、齐泰、黄子澄。昭宗既强之于前，复诛之于后，此其所以为亡国之君也。”通过对历史的反思，曾国藩开阔了自己的胸襟，对过去的事很后悔，他说：“国藩在军时，有一时与人定议，厥后败挫，有时将过错归咎于人，有时还露出不满的样子，都是因为见理未明的缘故耳。”

曾国藩还通过石敬瑭反唐之事，得出“事败归咎于谋主者，乃庸人”的结论。他说：后唐潞王虑石敬瑭之将反，李崧、吕琦劝帝与契丹和亲，薛文遇阻止。帝欲移石敬瑭镇郓州，文遇全力赞成。厥后敬瑭反，引契丹大破唐兵，唐王见薛文遇曰：我见此物肉颤，几欲抽佩刀刺之。曾国藩得出结论说：大抵事败而归咎于谋主者，庸人之恒情也。

曾国藩善于汲取历史经验，正是他从古今豪杰的成败中汲取有益的营养，才免于“大功后大戮”这样一个悲剧。但曾国藩对任何事又不拘泥，不教条，而是实事求是。他的这种认识，即使在今天也是有价值的。

生活中，很多人在遭遇某类挫折之后，就变得“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唯唯诺诺不敢向前。殊不知，时过境迁，原本危险的东西如今或许正是成功的捷径，为何不去尝试？为何不敢突破？一个人想要有所建树，就必须打破旧经验，就必须要变化，只有变化了才会有希望。

这世间没有永远的成功，也没有永远的失败。在不断翻新的新世纪，倘若一直以以往的成败为判断依据做人做事，等待你的必将是淘汰、是死亡！有这样一个实验：美国密执安大学著名学者卡尔·韦克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将6只蜜蜂及6只苍蝇装进同一个玻璃瓶中，然后将瓶子平放，让瓶底朝向窗户。这时他发现——蜜蜂不停地在瓶底寻找出路，直到力竭而死；苍蝇则会在两分钟之内，穿过瓶颈找回自由。事实上，正是由于蜜蜂对光亮的喜爱和它们的超群能力，才使得它们走向灭亡。

实验告诉我们，那些过分迷信于自己的能力和判断、固守教条的人，最后往往难逃厄运。人类的生存环境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期、不可想象、不可理解，生活中的“蜜蜂们”，随时都有可能撞上走不出去的“玻璃墙”。

毋庸置疑，在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和自身状况面前，一味套用以往的成功经验是极其愚蠢的。不要习惯性地认为以前的“正确”，就一直都“正确”，很多事情必须要在尝试以后才能得出结论。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很多，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如果你想好好生存，就必须拥有创新的智慧，而不是教条式的机智。

美国著名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曾经说过：“不创新，就死亡！”这句话是验证无数客观事实而得出的结论。近年来，宣布破产的企业老总比比皆是，原因也是各种各样，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懂创新。竞争于人而言，基本是平等的。社会环境宛如一条不断流淌的河流，时时都在动、都在变化。眼前的成功只是暂时的，任何成功的经验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你要想时刻处于成功的位置，就必须不停地否定自己，时刻督促自己进行变化、进行创新，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如果我们想让自己更成功，就要摆脱固定的思维模式，不断提出解决问题的新观念。

在不利中发现有利，化被动局面为主动

“人类最奇妙的特性之一，就是变负面为正面的力量。”当出了差错，或遭受某种挫折，造成了某些损失后，成功者会汲取教训，设法补救，以扭转不利局面，变被动为主动。一个人想要获得成功，就要懂得将被动化为主动，将受制变成控制。曾国藩在这方面确实有一手。

日常生活中，时有突发事件令当事人陷入被动尴尬的境地，此时若能随机应变，拿出对策，便可化被动为主动，变不利为有利。

能否化被动为主动，就要看当事人是否有所准备，能否事事想到前面、做到前面，尽量不给自己留下有可能陷入被动的隐患。

能否化被动为主动，就要看当事人能否保持冷静，一旦突发事件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发生，是否可以以积极的态度、灵敏的思维审视问题，尽量争取解情势之危。

能否化被动为主动，就要看当事人能否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懂得从不同的角度去深挖问题，并从中寻找突破点。

欲成大事者，需要有这份化被动为主动的能力，如此才能在纷扰复杂的人生中处乱不惊，遇事便可心中有数，从而迎来生活的和顺、事业的成功。

在剿捻不利的艰难时期，曾国荃不识时务，不知事情利害，参劾官文给曾氏兄弟带来了极大的被动。

曾国荃为什么会参劾势力强大的满洲贵族官文呢？起因由曾国荃出山任湖北巡抚开始。

官文坐镇湖广，是清政府安插在长江上游的一颗钉子。湘、淮军在长江流域的崛起，清朝满洲权贵是不放心的，安排官文控扼长江，是清政府对付湘、淮的一个筹码。胡林翼做湖北巡抚时，明白其中缘由，一直对官文采取笼络政策，督抚同城，关系融洽，官文对胡林翼也是有求必应。胡林翼死后，官文与湘军的矛盾暴露，湘军进攻安庆时他不发兵、不供饷，曾国荃兵驻雨花台，在急需救援时他奏调多隆阿去陕甘“剿回”。但当时清廷用得着湘军，曾氏兄弟与他亦无多大干系，所以矛盾也没有公开爆发。可是，如今曾国荃做了湖北巡抚，又在那里组建“新湘军”，加上曾老九其人锋芒毕露，目空一切，不把他这个满洲贵族放在眼里，他就决心想法整整这个不可一世的曾国荃。

官文与湖北按察使唐际盛商量对策，唐为官出谋划策，让官文出面给皇帝上奏折，保奏曾国荃为“帮办军务”，让他率军去鄂北“剿捻”，离开武昌，驻兵襄阳，拔去这个眼中钉。官文依计而行，谕旨很快批复，正如官文所请。

曾国荃不知是计，一直带兵打仗也不知“帮办军务”的官衔有多大，应不应该专折谢恩，只好写信给大哥求教。曾国藩回信说，帮办军务属毫无实权的空名，如李昭寿、陈国瑞等降将，刘典、吴棠等微品职衔时，都曾得到过“帮办军务”之名目。故此不必谢恩，但也不可推辞或气恼，权当没有此事，以后公牍上也别署这个头衔，不然会惹人笑话。

恰在此时，湖北粮道丁守存向曾国荃拨弄是非，说湖北“新湘军”组建，所需粮草由粮台筹集，但官文却不让给“新湘军”供粮。原来这个丁守存曾因贪污公款被官文发现，敲诈他大部分家产才没有参劾他，他这次想借曾氏兄弟之手报复官文。曾国荃把这两件事合起来考虑，大为恼火，决定向皇帝告发官文。

曾国荃幕中无文吏，恰在此时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来湖北，遂同侄子商量拟稿。曾纪泽时年27岁，由于父亲的熏陶，已知官场之险恶，叔父之鲁莽。所以当即提出官文是满洲贵族，为太后和皇上所宠信，要弹劾他实非小事，最好先同父亲商量后再决定。然而曾国荃却认为自咸丰八年复出后，哥哥的胆子越来越小，反而办不成大事，这次弹劾官文不该让哥哥知道，免被阻挠。曾纪泽只好按九叔提供的内容拟稿，最终稿成，列举了官文贪庸骄蹇、欺罔徇私、宠任家丁、贻误军政、笼络军机处、肃顺党孽等多款罪状，此折在襄阳郭松林营中发出。

曾氏叔侄不甚明了弹劾官文的利害，写奏折的水平也无法与曾国藩相比，因此奏折过于草率，文字虽洋洋数千言，但语言欠斟酌，参劾内容尽管多是事实，但疏奏多不中肯。曾国藩闻听九弟具疏弹劾官文，深恐此举会招大祸，赶紧从曾国荃手中要来底稿，看看奏言是否立得住脚，或可设法补救。看罢底稿，曾国藩立即写信给九弟，让他忍隐、克己、修身而自保自强，不要“在胜人处求强”，不要“因强而大败”，信中对儿子反复责怪，不该做出此等招非惹患之举。

曾国荃读罢哥哥来信，方知事情的利害，但后悔已迟，只能等着事态发展。曾纪泽受责，赶紧离开武昌，避开是非圈子。

正如曾国藩所料，曾国荃的奏折在清廷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尤其折中牵连军机处，说官文笼络军机处，军机处“故意与鄂抚为难”等，立即引起军机处的不满。军机大臣胡家玉面禀慈禧太后，说曾国荃诬告官文，指责军机处，存心不良，所奏事情亦多不合，要求拟旨驳之。还说曾国荃指官文为“肃顺党孽”，更是凶险之词，要求照例反坐，治其诬陷之罪。这一参劾，给曾氏兄弟带来了极大的被动。

慈禧只得让军机处派人去湖北调查，并给调查者一个钦差头衔。调查湖北督抚纠纷的钦差回到北京回奏时，把奏折所列各条全部驳回，要求朝廷下旨治曾国荃之罪。慈禧对此颇感为难，她一见奏折，就知事出有因，表面上是曾、官督抚相争，实则是满洲权贵与湘、淮头领发生矛盾。曾国荃背后有一大批湘、淮军阀，官文背后有一大批仇视汉官的满洲贵族。她既不愿惩处官文，也不想在需要湘、淮军为她打仗之时开罪这些军阀。

在慈禧犹豫之际，曾国藩为解救被动局面，来了一个弟弟唱黑脸，哥哥唱白脸的策略，上密折保官文。

正在慈禧太后思考如何处理之际，忽然接到曾国藩和左宗棠的两个奏折；一折密保官文，是曾国藩所上；一折说曾国荃弹劾官文一书，是当今第一篇好文章，以自己在湖广多年所见为证，指责官文种种劣迹，要求太后、皇上对官文惩处，以示朝廷公正。原来曾国荃弹劾官文之后，湘、淮诸大员频繁交换意见，大多认为曾国荃鲁莽，不该得罪权贵。李鸿章为曾国藩出一策，让他在此时拟折密保官文，请求清廷不要深究官文之罪，这样做可以挽回满贵对湘淮的仇恨，或可息事宁人。曾国藩本也痛恨官文，但迫于形势，只好照此办理了。但远在西北镇压回民起义的左宗棠，手握兵权，处于清廷不得不重视之地位，听到曾国荃弹劾庸劣卑鄙的官文，大感称心，于是在西北战场给朝廷上了那篇词气亢厉的奏疏。

慈禧见湘、淮大将都表了态，只好从中维持“和局”，按照督抚同城不和的成例处理：把官文内调京师，以大学士掌管刑部，兼正白旗蒙古都统。官文调走，未加任何惩处。曾国荃仍为湖北巡抚，未加指责，使此事宣告结案。官文调走后，湖广总督由李鸿章担任，因苏抚一职暂不能脱离，调其兄李瀚章暂署湖督，让淮军首领李氏兄弟从中捡了大便宜。经曾国藩这一举动，暂时地度过了这一危机。

然而，很多人在犯错以后，根本做不到曾国藩这样镇定自若，他们满脑子都是利害关系，只知道惶恐不安，如此只能让被动变得更加被动。其实，任何人的被动局面都是由自己造成的。人的一生是正确与错误、成功与失败交织的一生，每个人都在严酷的生存竞争中苦苦挣扎，就像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淘汰出局。成功与失败是人生的两个极端，又只在咫尺之间。有人把它们称之比邻而居的门户，也有人说它们不过是前后步伐，其结果相距那么遥远，又如此紧密相连，成败的转换只在瞬息之间，没有永远的失败者，也没有永恒的成功者。只有经得起成功，更经得起失败的人，才是真正成功的人。在遭遇失败时，我们不妨对自己说：“失败只是暂时停止的成功而已！”

是的，被动，也只是一种暂时的不利或轻量级的失败，只要你能积极调动自己的思维，总能够想到办法扭转不利局面。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几种常用的应变之术。

一、就地取材。某些场合发生突发事件，会令当事人陷入被动境地，此时此刻若能就地取材、借景生情，便能摆脱困境。例如：一次，著名相声演员马季和赵炎在山东演出，在调侃着“吹牛”的问题，突然台上的灯泡炸裂，台下观众躁动起来。马老师当即说道：“我们吹牛的功夫真是到了家，连灯泡都被吹破了。”此话一出，台下掌声顿时响成一片。

二、反其道而行之。“反其道而行之”是大智大勇者“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一种独特处事方法，它既是一种创新，又是一种对常规的破坏。当然，这种“破坏”不表现在对人情和风气习惯上，而是表现在能落实到具体事物上的常规思维上。新的思路往往能在常规事物之外找到突破口，当然这也需要人的清醒判断和某种可遇不可求的机遇。例如，英国著名作家肖伯纳患了脊椎病。手术以后，医生为了多要一点手术费，便对肖伯纳说：“肖伯纳先生，这可是我们从未做过的手术啊！”“那么，请问你打算付我多少钱试验费呢？”医生原本想要多收一点钱，肖伯纳却从对方话中找到突破口，告诉医生新手术意味着什么，令其“偷鸡不成蚀把米”。

三、虚张声势。《百战奇法·弱战》云：“凡战，若敌众我寡，敌强我弱，须多设旌旗，倍增火灶，示强于敌，使彼莫能测我众寡、强弱之势，则敌必不轻与我战，我可速去，则全军远害。”这就是典型的虚张声势，也是人们在处于被动境地时，较常用的一种方法。例如，三国中张翼德大闹长坂桥，救走赵子龙，所使用的正是这一方法。

生活中，很多人其貌不扬、语不惊人，却往往能顺利通达。其实，这往往是因为他们善于化被动为主动。

“如果手中有个柠檬，把它做成柠檬汁。”不过，常人一般不具有这种心态，当他们发现上帝赋予自己的只是一个柠檬时，往往会开始自暴自弃，却不愿意思考怎样去改变现状。化被动为主动需要我们具备一个良好的心态，镇定地、全面地、多角度地考虑问题，在事态的发展中慢慢扭转局面。只要你肯用脑，相信你就会赢得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