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不可太张扬，行事须有一个度数。锋芒毕露显然不是处世之道，不识时务难免遭受打压。为人处世，要晓得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什么时候必须屈，什么时候可以伸。其实有时候，糊涂一点才是真正的清醒。

过刚易折骄矜招祸，为达己任忍辱负重

“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获得成功不能硬着头皮往前冲，而是要有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的方法。当然，这是一种很高的智慧。在清廷“抑制汉臣”的大背景下，曾国藩知道硬着头皮往前冲，只能自绝生路，被强大的对手打倒！莫不如静待时机，证明自己。

能忍辱者可分两种：一、真正胆小懦弱之人，见势则怕，苟求安稳，往往为人所轻视；二、为达己任，忍辱负重，伺机成大业者。毋庸置疑，后者忍辱并非胆怯，而是“忍”有所图，乃是成大事者的一种谋略，更值得大家学习。

人生如棋，一味冲撞的阵前卒子很容易丢掉身家性命。唯有将帅者才知道何时该冲锋陷阵，何时该韬光养晦。做人处世需知过刚则易折，骄矜则招祸，必要时需忍辱负重，刚柔并济，进退有度，谋定而后动。既应有泰山压顶不弯腰的骨气，又要有躲避狂风暴雨，以保存自己的机智。这也是成功者一个必备的智慧。

曾国藩晚年很后悔，说自己应该当攻下天京时退隐江湖，如果这样，就不会有“剿捻无功”、“津门受辱”等“画蛇之笔”。实际上，正如曾国藩所声辩的那样，僧格林沁剿捻数年，也没有一句责备的话，他剿捻伊始，就期望过高，好像他一出山，捻匪就该如鸟兽散一样。他说这不公平，他也没有这个本事。这听起来，似乎是无奈之叹，实则为一种进退之道，当捻军冲过他设计的贾鲁河防线驰入山东时，调入京师的官文抓住把柄，大肆煽动，并再次放出暗箭，射向曾国藩。他利用位高权重的有利条件，暗中煽动那些满洲贵族，重弹多年老调，认为曾氏兄弟及其湘、淮系统大将占据地方的许多高位，并非国家之福，规劝太后和皇帝，重视汉人宜防的祖训。当太后不以为然之后，官文又拉拢一批满员，联合地方权贵，收买言官，掀起反对曾国藩的一个浪潮。这就是曾国藩所不理解的，为什么“河防大计”仅仅在一次战役中失利，就出现一群言官上疏弹劾，而皇帝也接连下旨申斥的原因了。

同治五年（1866年）九月间，官文用重金收买御史朱学笃，上疏重劾曾国藩误国、庸陋等六大罪状，疏中极尽挖苦讥讽之言词，几乎不是对一个“有功”之臣，仿佛面对一个罪犯，必欲置其于死地。最令曾国藩不解的是，慈禧太后将此弹劾折发交廷臣议处，这无疑是一个信号：清廷已不信任他了，该“兔死狗烹”了。由于有此波澜，曾国藩回两江也很没有面子。所以他上疏宁可留在军营效力，也不回两江。随后几天，又有法国人上书清廷，讲恭亲王不胜任军机大臣之职，应该撤掉，将王爵让给李鸿章。又说李鸿章兄弟同任封疆大吏，“东南已非国有”。这无非是离间之计。在此内外的煽动下，曾国藩感到十分灰心。他连上三疏坚拒回两江。同时，陕西巡抚刘蓉、陕甘总督杨载福等同时乞休。清廷见湘系大吏纷纷“救援”，只好下旨斥责御史朱学笃，又安慰了曾国藩一番。

本来慈禧太后在曾国荃对官文的劾案后已和平解决了曾、官的矛盾，对此案反映出的满汉矛盾也采取了和解的政策，但经官文暗中一拨弄，京内外便掀起罢斥曾国藩的风浪来。太后和皇帝也改变了态度，对曾国藩及湘、淮大员，尤其是湘系地方大员开始了大刀阔斧的裁制。曾国藩当时对形势估计不足，他对“河防”的暂时失利不服气，而对清廷的下旨申斥表示了自责，但他自刻了一枚写有“会办中路剿匪事宜”的“木戳”，上奏要求开去各缺，仍以散员身份留在军营效力，他满有把握地认为清政府会发下“温旨慰留”，让他继续留任前线统帅，直到把捻军镇压下去为止。

但是这次他想错了，等了一个多月，却于同治五年十月二十一日（1866年11月27日）等来了一通“严旨切责”。

这一次的“以退为进”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曾国藩接旨后心里很是气恼，他给曾国荃写信说：“昨奉十四日严旨诘责，愈无庸徘徊。大约一连数疏，辞婉而意坚，得请于己，获祸亦所不顾。”他心里仍不想离开前线，嘴上说打算向皇上“一连数疏”，申请回家养老了事。然而他又估计错了，信发出去才两天就接到朝廷谕旨，令他把钦差大臣关防“赍送徐州”（此时曾住济宁）由李鸿章护理，休假一个月后回任两江，曾国藩见清廷对他如此无情，干脆说他既然不能胜任钦差“剿捻”之任，不如连两江总督之任一同开去落一个干净。10天之后，上谕以日递500里的速度送到济宁曾国藩行营。上谕说：“曾国藩当体仰朝廷之意，为国分忧，岂可稍涉嫌虑，固执己见！着即懔遵前旨，克期回任，俾李鸿章专意剿贼，迅奏肤功。”寥寥数语，使他看到了慈禧太后那愤怒的面孔，于是不再坚持己见，只得怏怏南返，回任两江了。

曾国藩回到两江总督任上，认为对不可抗拒的力量只能顺从，否则一味较劲，对自己则是一无所益，因此只有在权势者的轻视、冷落中面向未来再图崛起，重建新功，让世人包括薄情于他的当权者重新认识到他的重要。

古往今来，多少人虽有志成就一番事业，但最终只能在人生的风雨飘摇中遭遇不幸，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不谙形势，逆势而上，最终倒在了自己的莽撞之下。或许，只要他们能忍耐一下，哪怕是委屈自己借以自保，静待时机，就未尝不可东山再起。

做人，不能逞匹夫之勇，该低头时就低头，该忍辱时就忍辱，切不可为争一时之气，急躁冒进，如此只会让自己撞得头破血流。

尤其是在实力不如对手时，忍耐和取信于对方是很有效的办法，可以让对手放松警惕，从而取胜。在工作生活中，适时的隐忍也有助于人际关系的和缓。当实力不如对方时，不妨默默忍耐，静候时机。

每个人都会遭遇困境，只有常怀隐忍之心，才有可能挺过难关，东山再起，成就大业。无论是示敌以弱，还是韬光养晦，这都是为人处世的深奥哲学。

能大能小能升能降，识时务者是为俊杰

“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作为臣子，如果希望获得朝廷的信任与重用，学会尊重朝廷的决定是第一要诀。无论官职多高，都不能忘记一点——自己是在辅助，而不是决策，即便朝廷的决定不如人意，必要时，也得低头顺从。这也是曾国藩一直谨记于心的为官守则。

很多人崇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英雄气节，无论何时，只管高昂着自己那骄傲的头颅，结果往往是被碰得头破血流。其实，这未必是明智之举。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有气节不好，而是要提醒大家，“气节”也要用在该用之处。面对一件无关紧要、不值一提的小事，倘若你拘泥于“气节”二字，就很难摆正心态，你的处世哲学自然也很难为别人所接受。

聪明的人大多懂得顺势而曲，保存实力，坦然面对屋檐的存在。他们随机应变、能伸能屈，从而避免了很多忌妒与是非，因而，他们的人生之路大多走得比较顺畅。

意气用事，只能进不能退是用兵的大忌，每个人都应该掌握这种聪明的做事方法，不识时务、只知斗一时之气的人绝对算不上英雄。

世间的英雄就像龙一样，能大能小，能升能降。大可以兴云吐雾，小可以隐藏于无形；向上升可以升腾于宇宙之间，向下降可以潜伏于大海的深处。

俗话说，形势逼人强，识时务者为俊杰。龙蛇之蛰，以求存也。只能大不能小，只能算条虫罢了。

从某种角度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个人是能够成为云中龙还是草中虫，是大龙还是小龙，不仅仅是你有无志气，还由你做事是否聪明决定。

曾国藩对清廷的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不轻易表露。太平天国应如何平定，他与清廷的看法也不尽一致。对太平军北伐，清廷一直心有余悸，因此始终把“北防”作为战略重点，要湘军北上。对此，曾国藩在认识上予以疏导，指出“自古办窃号之贼，与办流贼不同。剿办流贼，法当预防以待其至，坚守以挫其锐；剿办窃号之贼，法当剪除枝叶，并捣老巢”。建都天京的太平天国正是“窃号之贼”，与石达开、捻军等“流贼”不同，如攻其必救的天京、安庆，就不会“北窜”；因为，“窃号之贼，未有不惜死力以护其根本也”。

曾国藩与胡林翼拟定四路进兵计划，并于1858年底至次年初取得了胜利，曾国藩部已进驻安庆二十余里外之高桥。多隆阿军于4月进至桐城外围，李续宾军进驻桐城之青草塥，分两路策应。

正当湘军摆开阵势，进攻桐城、安庆时，清廷因江南大营溃败，命曾国藩领军东援。曾以兵力单薄加以拒绝。4月19日，清廷以曾署两江总督，认为“为今之计，自以保卫苏常为第一要务”，仍令其驰援苏常。苏州易手后，清廷仍认为如安庆“指日可复”，可先攻取再东援；否则，就应先保浙复苏。因为苏州为“财赋之区，且系数省咽喉，自应以急筹攻复为上策。现在贼势已直趋杭、湖，势将糜烂两省，尤为刻不可缓”。显然，在清廷看来，保浙复苏更重于攻取安庆，是战争全局的关键所在。

与之相反，曾国藩认为，以往战争经验证明，必须以上游为“立脚之根本”，“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而攻夺安庆是尤为关键一战，“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而张本”。江南大营正是因未踞上游而失败，如弃安庆不围而援苏常，那就既蹈其覆辙，又打乱皖北部署。同时，他又根据当时形势，进一步分析不能东援的理由：江南大营以苏常为根本，苏常已失，这个“根本”已不存在；湘军以两湖为根本，湘军东援，就远离可恃之根本，处于无可依托的困境；更为紧迫的是，太平军在东线获胜，夺取苏常后，势必西征，争夺上游。因此，必须“竭五、六两月之力，办江楚三省之防”，以迎战西征的太平军。总之，湘军立即大举东援，保浙复苏，在战略上是错误的。

但是，初膺重任的曾国藩不愿一开始就顶着不干，给清廷留下不驯的印象。为此，他于1859年6月11日，将大营由宿松移至皖南祁门，并奏报立即组建新军，数月后大举东援的计划。

这两次战略分歧不是偶然的。湘军集团以湖南为巢穴，以两湖为立足之根本。且看准了太平天国革命者，在政治上是“窃号之贼”，绝不会轻弃其“根本”；在军事上踞下游，又不能不争上游以护其“根本”的特点。故坚持全力围攻安庆。但建都北京的清廷，对此却缺乏认识，或根据太平军北伐的教训，而偏重北防；或因江浙是其主要财政收入之地，而重下游，轻上游。这就是说，清廷既不知己，又不知彼；而湘军集团则“知己知彼”，故能制定并坚持保上游，争上游，以清下游的方针。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在处理分歧时，不是简单的顶着不干，而是在认识上耐心加以疏导，并照顾到清廷的尊严，在部署时加以敷衍。这样，就做到既不放弃原则，又不给清廷留下桀骜不驯的印象。不久，发生的事实证明了这一方针的正确。围攻安庆，太平军并未北进；攻下苏常后，太平军又未及时进攻浙江。在这种情况下，见识浅陋，惯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清廷，也就欣然听任曾国藩等自行办理。后来攻金陵的战略部署，清廷也就不再遥控了。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曾国藩并不把权力看得太重要，而是注重保护自己。

一个人有七情六欲是完全正常的，也是完全应该的，这也是人之为人的特征。所以，我们说：“一个做事不考虑感情的人一定是一个不成熟的人。”然而，事情是复杂多变的，感情常常左右人们的理智，使人们对复杂多变的形势做出错误的分析和判断。因此，我们又说：“一个被感情左右的人一定是一个不成熟的人。”

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坚忍，一种以退为进的心理能量；坚忍，一种积蓄力量、待机而发的战略战术。

刀不藏锋时，叫“怒”。怒也，是心字和奴字组合而成的一个古字。心中的感情思想像利刃没遮拦的时候叫怒。怒不是忍。

心中无“刃”，空空****无利器的时候，也不是“忍”。

刃锋消隐了，刃锋藏在心胸的刀鞘里，才能算是真正的忍。

“忍”不是窝囊废般地吞气吞声。所以“忍”之“刃”就不仅仅是标音的声旁，也是对表义的义部。“忍”是一种能力。《说文解字》说“忍”：“能也。”

“能”又是什么？

“能”是一种属于熊类的俊鹿一样的野兽，皮毛之下，有强壮坚硬的骨肉，所以把贤能而强壮的人叫做能杰。

忍是能力，就是说“忍”首先是一种很有内在锋芒的力。忍是一种能力，是那些善于把尖锐的思想感情含蓄起来的人的本领，是他们行人所不能行，成人所不能成之事的首要条件。腰带宝剑的韩信，硬是从别人的**钻了过去，能够忍受**之辱，没有超凡的内在定力，恐怕是很难做到的。范蠡也是一个大忍者，辅佐勾践赢了夫差，面对盛大的功利，依然能够清醒地隐退，这也绝非是那种以物喜、以己悲的愤愤者所能为。

既然如此，忍常常也是一种韬略。

圣人韬光，能者晦迹，收敛锋芒，隐藏才能，这一直是成大事者的必定策略。唐宣宗未即位前常常梦见乘龙升天，言之于母，母亲既喜又惊，千叮万嘱：“此话不可再说了。”宣宗谨遵母命，甚至连别的话也不敢说了，宫中有人以其为慧，却被当朝的皇帝看成是有“隐德”，于是，竟以皇帝第十三叔的身份接掌了大唐江山，大丈夫能屈能伸。忍字作为成事之要诀，人人都理解，然而能如唐宣宗这样的韬略却是千难万难了！

因此可以说，忍是一种修养。

忍为修养，其义应该相当深刻，相当广泛。世间取人，惟才、惟德，德才兼备，有才务须要忍，能忍才能有德；不能恃才便张扬，真正的才，是不张扬的。如此，才、德、忍便是一种互导和印证的必然关系。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贤者之中又贤的，当推颜回。颜回在人人不能忍受的困苦生存状态中，仍能不改其乐。这是才、德到了相当境界的忍，连为师的孔子也略有自愧不如之感叹。石崇是反面的例子。石崇富甲天下，却一丁点也不能忍受别人小看了他的富，所以，生命的每一秒都在享受富、夸富和念富，只在富累之中气乎乎地度日子，哪里有颜回的乐趣？忍是一种境界，石崇才小德薄，登不上这层境界，终于被斩首东街。

正反两方面的事实，使忍成为一种文化。

在春秋战国的大杀大砍，所有人都激昂好斗，诸多兵家、纵横家、法家、杂家大肆鼓吹争斗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先贤们居然深思出了儒、老、庄、墨的仁、忍、柔、和的学说。孔子请教老子的故事，似乎也可以解释两种不同倾向的学说的消长。孔子问老子天下之道，老子没讲理论，只默默张开了嘴。聪明的孔子一下子明白了牙和舌的隐喻：那张老嘴早已没有牙了，坚硬尖锐的牙没有了，和柔无锋的舌还在，“不忍”与“忍”、短暂与长久，这其中的道理，何等简单、何等深邃。

这样一种贵重的能力，这样一种超人的韬晦，这样一种深邃的德性，这样一种绵绵不绝的文化，实在应该整理，对于每个人，对于整个社会大概都会产生极大的实用功能。

《忍经》中说：不能忍受挫折，不是害了别人，就是害了自己。不如忍耐下来，慢慢观察胜败。名誉在屈辱中彰显，德量自隐忍中增大。黥布自负意气，认为刘邦会拜他为将，刘邦却坐在**洗脚召见他，他气得差不多想自杀，当优待他如汉王同等待遇时，又高兴过了头。还没看到他以后立的功名，当天就看到了他的器量。

《吕氏童蒙训》说：“事情有时不对的地方，应当详细考虑它，一定都会办好。如果先暴跳发怒，只能善自己，岂能善别人。”

名誉从屈辱中彰显，如张释之为王生结袜，张良为老人穿鞋这一类。又《太史公言》说：“伍子胥在江边很困顿的时候，在道路旁向人乞讨食物。”所以在隐忍中成就功名，不是大丈夫，谁能这样做？

楚奇议论说：“能屈从于一人之下，而得到君主信任的人是汤和武王。汉高祖仿效他们隐忍，率巴蜀的军队夺取了三秦之地，成就了汉室四百年的社稷。这就是勇敢而能够忍耐的人。”

不屈不挠，不仰不俯，壁立万仞，中流砥柱。

一个人纵然资质卓绝，才高八斗，也不宜锋芒毕露，不妨装得笨拙一点；很多事情，即便我们心中非常清楚，也没有必要过于表现，最好用谦虚来收敛自己。很多人清高傲世、愤世嫉俗，常以白眼视人，这显然不是处世之道，孤芳自赏只会让更多的人排斥你，甚至是打击你，所以我们务必要使自己随和一些；当我们的能力得到赏识时，切不可过于激进，而应以退为进。若能做到这些，你大抵可以安身立命、高枕无忧了。

处处精明未必精明，大巧若拙大智若愚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人生难得糊涂，过分的精打细算，有时仍抵不过天算。做人，不妨糊涂一点，让自己显得“愚拙”一些。不过，这确实不易，因为它不仅需要有一定的修养，还需要有一定的雅量。曾国藩不可谓之不精明，但也确实因此吃过不少苦头，好在及时醒悟，乃得善始善终。

俗话说，聪明反被聪明误。人若精明，的确能占得不少便宜，但太过精明，别人也必定会以此加以防范，精明的人往往看不到这一点。精明的人，可以精明一次，也可以精明两次，但很少有人能精明过三次，因为一次精明是启发，二次精明是教训，三次精明就是警惕啊！

人们在交往中，常常喜欢与单纯的人交往。与单纯的人交往放松、自然，不用费尽心机，提高警惕；这倒不是说单纯的人是傻子，是可以随意欺骗与捉弄的，而是说他心地纯洁、宁净、淡泊。这样的人懂得很多，想得很深，看得很透，他把心智放在更有价值和更有意义的事情上。这就是荀子所说的那种人：“温和如玉，完美纯正。”

然而，与精明的人交往，就得时时小心，处处提防，稍有不慎就会落入泥淖和陷阱中。交往得越久，相处得越深，就越是感到被欺骗、被愚弄，当然也就越不自在。如果没有办法与他断交，那么他就会以精明手腕去对付此人。这正应了郑板桥的一句话：“试看世间会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别人一点，真是算尽自家耳！”

曾国藩是一个精明的人，他弟弟曾国荃也是一个精明的人，他们就因为精明吃过不少亏。

对于读书人，曾国藩还能以诚相待，他说：“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但是对于官场的交结，他们兄弟俩却不堪应付。他们懂得人情世故，但又怀着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碰壁。这是很自然的，你对人诚恳，人也对你诚恳；你对人诡秘，人也对你诡秘；你对人一肚子不合时宜，人也会对你一肚子不合时宜。

而曾国藩的朋友迪安有一个优点，就是全然不懂人情世故，虽然他也有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但他却一味浑含，永不发露，所以他能悠然自得，安然无恙。而曾国藩兄弟却时时发露，总喜欢议论和表现，处处显露精明，其实处处不精明。曾国藩提醒曾国荃：这终究不是载福之道，很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灾难。

到了后来，曾国藩似乎有所领悟，他在给湖北巡抚胡林翼的信中写道：“惟忘机可以消众讥，惟懵懂可以祓（消除）不祥。”但很遗憾，他未能身体力行。

可见，为人不可太精明，还是糊涂一点为好。

“聪明难，糊涂亦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放一招，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做人过于精明，无非想占点小便宜；遇事装糊涂，只不过吃点小亏。吃亏是福不是祸，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收获。“饶人不是痴”，歪打正着，“吃小亏占大便宜”。有些人只想处处占便宜，不肯吃一点亏，总是“斤斤计较”，到后来总是没有什么好结果。

人，真的没有必要活得那么清醒，自己太累，别人也不舒服。

孔子说：“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宁武子即宁俞，是春秋时期卫国的大夫，他辅佐卫文公时天下太平、政治清明。但到了卫文公的儿子卫成公执政后，国家则出现内乱，卫成公出奔陈国。宁俞则留在国内，仍是为国忠心耿耿，表面上却装出一副糊里糊涂的样子，这是明哲保身的处世方法。因为身为国家重臣，不会保身怎能治国？后来周天子出面，请诸侯霸主晋文公率师入卫，诛杀佞臣，重立卫成公，宁俞依然身居大夫之位。这是孔子对“愚”欣赏的典故，他很敬佩宁俞“邦无道则愚”的处世方法，认为一般人可以像宁俞那么聪明，但很难像宁俞那样糊涂。在古代上层社会的政治倾轧中，糊涂是官场权力较量的基本功。仅以三国时期为例，就有两场充满睿智精彩的表演：一是曹操、刘备煮酒论英雄时，刘佯装糊涂得以脱身；二是曹、司马争权时司马懿佯病巧装糊涂反杀曹爽。后人有语云：“惺惺常不足，蒙蒙作公卿。”苏东坡聪明过人，却仕途坎坷，曾赋诗慨叹：“人人都说聪明好，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生儿愚且蠢，无灾无难到公卿。”

所以说，我们做人时刻都要留点心眼，你固然聪明，但也不要太过彰显，这样做除了能满足你那无谓的虚荣心，还能代表什么呢？相反，它反而会使你成为那根“出头的椽子”、那只“被抢打落的出头鸟”。退一步说，即便是在不掺杂任何竞争因素的朋友交往中，倘若你太不知分寸，凡事都要点个明明白白，也一定不会受到欢迎。因为你在彰显聪明的同时，已然无形中贬低了朋友的智商，谁又会对此无动于衷呢？

聪明与糊涂是人际关系范畴内必不可少的技巧和艺术。得糊涂时且糊涂，更是比聪明人还聪明的处世哲学，是一门人生的大学问。只有糊涂一点，人才会清醒，才会冷静，才会有大气度，才会有宽容之心，才能平静地看待世间这纷纷乱乱的喧嚣，尔虞我诈的争斗；才能超功利，拔世俗，善待世间的一切，才能居闹市而有一颗宁静之心，待人宽容为上，处世从容自如。

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

人生是个万花筒，一个人在复杂莫测的变幻之中，需要运用足够的智慧来权衡利弊，以防失手于人。但是，人有时候亦应以静观动，守拙若愚。这种处世的艺术其实比聪明还要胜出一筹。聪明是天赋的智慧，糊涂是后天的聪明，人贵在能集聪明与愚钝于一身，随机应变，该糊涂处且糊涂。曾国藩明白其中的奥妙，于是藏锋守拙，将清醒留给自己，将糊涂做给别人看。

不自觉的糊涂是真糊涂，刻意为之的糊涂是假糊涂，而假糊涂因是装出来的，极易露馅，一不小心就容易出问题，所以孙膑装疯就只好连臭粪也往口内塞，而且要表示不知其臭；阮、刘避世，不自禁与酒结下了缘分，常常大醉不醒，而不醒处正是醒处。装糊涂极不易，所以郑板桥感叹道：“难得糊涂。”

假糊涂之处世哲学是由乱世或皇权森怖时代之人总结出来的。乱世，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闯出天大事业来的；而当皇帝自恃聪明，由着自己的性子信口开河，即或说者无心，而听者自奉以为金口玉言，金口玉言也就是金科玉律，君叫臣死，于是臣不得不死。当此之时，也就人人自危了。事实上，中国封建时代的高官，鲜有不战战兢兢以自处者，不会装糊涂的人常常不得善终。所以很早以前老子就说，“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汉河上公注曰，“多事害神，多言害身。口开舌举，必有祸患”，因而“不如守德于中，育养精神，爱气希言”。

早年的曾国藩是个很有性格、直言无忌的人，但历经多年的仕途坎坷后，他也有一个“浑”字诀，即不能要求所有的事都明明白白。

一个正常的人，有时需要糊涂，但有时也需要精明，关键在把握糊涂与精明的时机，如果把“难得糊涂”当做是一贯的信条，那他岂不成了一个真糊涂之人，未见有一个真糊涂之人还能成就大事者，如果对一个笨人、傻瓜，还跟他说“难得糊涂”，那么说此话之人必是一个十分阴险之人，企图通过使别人永远在糊涂中不能自醒而保持他那份精明的优势。古代像包公、狄仁杰等那些执法如山的断案清官，大多是十分精明之人，精明与正直才造就了他们的成功，博得了人们的崇敬。因此奉劝世人，“难得糊涂”切不可滥用。

曾国藩所说的“难得糊涂”是说在世道混乱的时候，因精明而遭受挫折的情况下则不要太精明和正直了。这在咸丰三年（1853年）四月二十日给几位弟弟的信中可清楚得知。

王璞山因骄致败，贻误大局，凡是有见识的人都知道了。前日他在家招募乡勇数百，在石潭杀死残寇30人，便假报胜仗，说杀贼数百人。我非常讨厌他。我与中丞、提督三人联衔具奏的一道折子，是左季高所作。我原本看过折子底稿，后来左又增添了几段，竟把王璞山打假胜仗也添了进去。发出折子后，左才送折稿来让我同意，事已无可奈何，我只得隐忍去做。朱石樵在岳州战败逃回，在宁乡又战败，逃奔数次，前不久来到省城，我在省城天天烦恼郁闷，许多事不顺手，只能委曲求全，慢慢设法解决。前日当面把朱石樵责备一番，他也无辞以对。但官场中人多不以我为然。将来一事无成，辜负了皇上委任之心，只有自愧自恨而已，还能怨恨他人吗？埋怨他人又有什么益处呢？大体世道的混乱，一定先从是非不明、黑白不分开始，诸弟必定要一一勉强区别，就会越求明白，越至混淆，一定会怄气到底。希望诸弟学会心平气和，学会“难得糊涂”。璞山的事，从今以后，你们不但不要说，而且也不要信中说。由于是非颠倒，自己清正为人，使自己“许多事不顺手”，所以只好“委曲求全，慢慢设法解决”。显然，曾国藩是以自己亲身经验告诉诸弟，整个环境都是是非不明、黑白不分，自己反而孑然独立，企图力挽狂澜于一隅，是个人能力所不及的，不糊涂能行吗？通过曾国藩的经历，使我们体会到在一个不喜欢谏诤的昏愦国王面前，大家都阿谀奉迎、奴颜谄媚，“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而唯有你刚直不阿、直言不讳，不招来杀身之祸已是万幸了，所以当你面临无能为力改变风习时，或者随波逐流，同流合污，或者以难得“糊涂”委曲求全，保留那份心地的纯洁，以待时机，另图良策。否则只能像屈原那样志洁行芳地去毁灭自己。

那么，曾国藩是否真的总是使自己在糊涂中度日呢？看了下面的事自然就会有一个明了的答案，当清廷让他节制四省军务，把大权交与他的时候，曾国藩却能立即想到，苏、浙、皖、赣四省，是大清王朝的半壁江山、财富宝地，现在朝廷竟全都交给自己，这无疑是对自己极大的倚重，可他的脑海里还是摆不脱肃顺的阴影，想到了肃顺近年来对自己和其他一些汉族官员的关照，以及他们之间虽非直接、但也不同寻常的联系，可千万别在什么地方将自己牵连进去。

出于一种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他很自然地将两件事联系起来，朝廷为什么一面给自己加官增权，一面又以这种极为特殊的方式告诉自己朝政大局的变化呢？这分明是既要用自己，又在鞭策、警告自己。看来，这里面一定有很复杂的背景。朝廷中新的掌权者必定是个能人，不可轻视，一定要小心谨慎。

他赶紧找来李鸿章就此事交换意见。李鸿章在曾国藩的幕僚中素称能识大局，对政局能洞悉底微，可现在他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只是觉得此事的确非同小可，必须尽快对情况做进一步的了解。

到了晚上，曾国藩久久不能入睡，直到三更天才稍稍成寐，可刚刚四更一过又醒了。躺在**，他再次翻来覆去地进行思考。按照清朝的祖制，两江总督例得兼辖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的军务，但浙江的军务向来归闽浙总督节制，现在让他兼管四省军务，的确有超越祖制的地方，会对地方政权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他的心情一时颇为沉重，感觉到自己权太重，位太高，虚名太盛，而古之得虚名并值时艰者，往往不得善终。想到这里，不禁悚惶之极，于是，打定主意，要上奏朝廷，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军务。

为了上奏辞谢节制四省军务，曾国藩整整准备了10天的时间。他与幕府中的各位幕僚天天进行讨论，总想计出万全，找一个最好的理由来说服朝廷。经过反复议论，大家一致认为只好将左宗棠推出前台，在左宗棠入浙督军一事上做文章。

1862年1月，清廷正式批复，曾国藩仍然兼辖四省军务，并谕令曾国藩不得再行奏辞。

清廷以特殊需要和因人设职两条理由拒绝了曾国藩的推辞。曾国藩在感到朝廷对他的特别恩宠之外，也知道这么大的权力的确有些烫手。于是，他在表示接受节制四省军务这一特殊差使的同时，又特地向朝廷奏明，在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城未攻克之前，希望朝廷不再给予他和他的诸位兄弟任何恩赏。

看了这些，还能说曾国藩糊涂吗？

可见，形似痴癫的人不见得愚蠢呆傻。那些真正的聪明人，常常被人看做是愚痴，却不知他们的心比任何一个人都清醒。入世的大智者大抵如此。

不过，让精明的人糊涂，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非他经历很多人和事，受过很多挫折和磨难，否则他是不会糊涂的。其实，人生本就是一场戏，看清了，也就释然了。郑板桥的那四个字“难得糊涂”包含着人生最清醒的智慧和禅机，只可惜有一部分人悟不透，大部分人做不到，所以，终日郁郁寡欢，忙碌不堪，事事要争个明白，处处要求个清楚，结果才发现因为太清醒了、太清楚了反倒失去了该有的快乐和幸福，留给自己的也就只剩下清醒之后的创痛。难得糊涂，糊涂难得。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才能在平静之中体味这人生的酸、甜、苦、辣。

老子大概是把糊涂处世艺术上升至理论高度的第一人。而作为老子哲学核心范畴的“道”，更是那种“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似糊涂又非糊涂、似聪明又非聪明的境界。人依于道而行，将会“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中国人向来对“智”与“愚”持辩证的观点，《列子·汤问》里愚公与智叟的故事，就是我们理解智愚的范本。庄子说：“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人只要知道自己愚和惑，就不算是真愚真惑。是愚是惑，各人心里明白就足够了。

老子说：“鱼不能脱离深渊，这样才能受到保全，国家精良的先进武器不能随便展示给人们。”意在告诉世人，人只有在心中清楚而形似愚拙时才能养精蓄锐，一鸣惊人。韬光养晦，以假示敌，无疑是对敌时的一种大谋略。对于成功者而言，只要人生目标的大方向没有改变，有时候装傻作愚，亦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