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做人做事难免要经历一些坎坷,这时我们需要一种忍耐精神做支撑。人世间,唯有善忍耐者,才能成事,不善忍耐者,一定兵败如山倒。纵然忍耐如饥渴般难熬,我们也一定要有咬紧牙关挺过去的那种感觉和决心,或者说在泰山压顶时,能够憋住气熬过去的那种意志和自信。
不屈不挠不卑不亢,受辱受挫仍需振作
真正有远见的人,必能在挫折与失败中,保持自己的希望与热情、不屈不挠,坚韧不拔。或者是在胜利中深谋远虑、高瞻远瞩,尽量避免失败与挫折,曾国藩正是这样的一个人。
美国著名性格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说过:“世界由两类人组成:一类是意志坚强的人,另一类是心志薄弱的人。后者面临困难挫折时总是逃避,畏缩不前。面对批评,他们极易受到伤害,从而灰心丧气,等待他们的也只有痛苦和失败,但意志坚强的人不会这样。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体力劳动者,有商人,有母亲,有父亲,有教师,有老人,也有年轻人,然而内心都有股与生俱来的坚强特质。所谓坚强的特质,是指在面对一切困难时,仍有内在的勇气承担外来的考验。”
如果你也如此认为,如果你也对积极心态的力量持一种否定与排斥的想法,那说明一点,你并不完全真正了解积极心态力量的本质。一个具有积极心态的人并不会否认消极因素的存在,他只是学会不让自己沉溺其中。积极心态要求你在生活中的一时一事中学会积极的思想,积极思想是一种思维模式,它使我们在面临恶劣的情形时仍能寻求最好的、最有利的结果。换句话说,在追求某种目标时,即使举步维艰,仍有所期望。事实也证明,当你往好的一面看时,你便有可能获得成功。积极思想是一种深思熟虑的过程,也是一种主观的选择。
既然如此,那么你是选择积极的心态还是消极的心态?如果你不选择前者,并且紧紧地抓住它,后者就会自动送上门来,二者之间没有任何折中和妥协。那么,你必须在两者中选其一。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克服和阻止性格中的弱点事实果真如此有效吗?我一生中就碰到过许多困难与挫折,每当这些时候,我也读过不少提高积极心态方面的书,可是仍解决不了问题。”也许还有人会说:“是的,我也认为那一套没用。我的事业正陷入低潮,我也试过积极心态这一招,但我的生意依旧毫无起色。积极思想无法改变事实,要不然我怎么还会遭到失败呢?如果你不承认这一点,那你就像鸵鸟一样,只顾把头埋在沙堆里,不肯面对现实罢了。”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典故就是告诫人们,失败有时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成功,或者说损失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菜根谭》中的一段话说得更加明确:居逆境中,周身皆针砭药石,砥节砺行而不觉;处顺境中,眼前尽兵刃戈矛,销膏靡骨而不知。这就是说,对失败与成功要有辩证的态度,失败和成功是经常可以互相转化的。一个人生活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身边所接触的全是犹如医疗器材般的事物,在不知不觉中会使人产生一种危机感,因而在不知不觉中就会磨炼自己的意志,由此把人带入成功;反之,一个人生活在无忧无虑的顺境中,就等于在你的身边摆满了刀枪利器,在不知不觉中使人的身心受到腐蚀而走向失败。这就告诉人们,失败的时候,有利于奋起,下一步就是成功;成功的时候,会导致骄傲,下一步就是失败。因此,成功与失败是可以互相转化的,遇到失败不要悲观失望。
曾国藩说自己一生成功“全在受辱受挫之时”。同治五年,他在写给次子曾纪鸿的信中阐述了“能渡过极困难之境,方是大英难”的道理。他说:平常人遇到困难、挫折时便会停下来,“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困再进,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他透过古今豪杰成败的启示,得出结论说:“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曾国藩一生受困受辱,打脱牙和血吞的时间很长,次数也很多,以在江西为最。
曾国藩为什么“打脱牙”还勇往直前?因为他心中有一个获取成功性格的秘密——不怕走独木桥。
曾国藩以空头侍郎衔领兵,过去依靠湖南大力支援,由于自己的名望、地位在家乡属于一流,所以做事还是顺一些。到江西后,只有依赖江西接济饷需。而江西巡抚陈启迈虽与骆秉璋同样缺乏才干,但在气度方面则远不及骆,甚至刚愎自用。曾国藩又一如往日,遇事径行,不免干预省内行政。这样,两人矛盾愈来愈尖锐。正如曾国藩所说:陈遇事“多方掣肘,动以不肯给饷为词”;“凡省中文武官僚晋接有稽,语言有察”。“凡绅士与我营款惬,则或因而获咎”。陈甚至不经过曾,径自指挥调遣罗泽南等军;且朝令夕改,使人无所适从。巡抚如此,其下各级官吏自然仰承意旨,也处处与湘军为难,“部将官至三四品者,每为州县扑责”。曾国藩劝捐,“所给印收,州县辄指为伪,拘讯捐户”。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除了尽可能迫使陈启迈多供军饷,如奏准动支江西漕折银外,又多方联络本省士绅,如委任刘于浔办江西水师,黄赞汤主持全省捐输。黄为前刑部侍郎,位高望重,为全省士人首领,陈启迈对之也不能不有所退让,而黄则一心靠湘军保护家乡安全,也竭力帮助湘军。至十月底,劝捐多至八九十万两,实际支用亦达六十余万两。曾利用这些款项赶造船舰,招补水勇,很快就使内河水师成为一支拥众三千多,船舰二百余艘的大舰队。此外,还与江西合募平江勇四千余人,其中三千由李元度统带,其余一千多人属江西省军,由前德安知县刘希洛管带。再加上塔齐布、罗泽南两军8500人,在江西的湘军就多达一万六千多人。与此同时,曾国藩又暗中搜集陈启迈材料,并于六月专折奏参。文俊接任巡抚后,紧张关系虽有所缓和,但仍然矛盾丛生,曾国藩的处境并无多大改善。与曾积怨甚多的王錱也说,“涤帅遭际若是,真令人急煞”。“涤帅所处真是不易,其尤难者仍是饷项一节耳”。曾国藩之所以有如此景况,问题在于只有军权,而不能如胡林翼以巡抚统辖地方之权去筹饷。正如曾国藩所说:“军事非权不威,非势不行,弟处无权无势之位,常冒争权争势之嫌,年年依人,顽钝寡效。”
在军事方面,曾国藩也陷于明知被动,而又无法摆脱的困境中。二月中旬,咸丰帝两次令曾国藩回援武汉,甚至令曾自己领军赴援。曾国藩回奏:“论天下之大势则武昌据金陵上游,为古来必争之地;论行兵之常道,则上下皆贼,而臣军坐困于中段,亦非万全之策。”同时客观上大举西援,与太平军争夺武汉,困难甚多。因为这势必要“撤九江城下攻城军西上;且军饷不足,江西涌筹给开拔费,湖北胡林翼军欠饷匮而致意外之虞,引起部队哗变,不如株守江西,徐图改变局势。”
塔齐布的阵亡,使曾国藩一时无法摆脱被动的局面。更为重要的是湘军第一支劲旅塔齐布军从此离心离德,锐气大减。内湖水师的士气也受到很大影响。在遭到这一连串打击之后,曾国藩又面临新的难题。七月中,收复义宁后,罗泽南又上书曾国藩力主进援湖北,争夺武汉,并以此自任。他如此积极,固然是从战争全局着眼,但也希望摆脱江西困境,为自己谋取更大的发展机会。而在这之前,继胡林翼之后,骆秉璋也奏调罗军援鄂。这对曾国藩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压力。当时曾国藩直辖只有塔、萧、罗、李四军,前两军已大非昔比,战斗力锐减;李元度军新建,未经大战,战斗力不强,只有罗泽南军正在旺盛时期。这样,罗军西调,就会使曾国藩因失去唯一劲旅而处境更加困难。如不允调,则不仅武汉收复无期,湖北战局渺茫,甚至会危及湖南;且将使骆、胡耿耿于怀,大拂罗的兴头,从而导致内部矛盾加剧。两相权衡之后,曾国藩终于忍痛令罗泽南军八月西援,并增派原塔齐布军彭三元、普承尧两营随行。主力部队五千人西行后,曾国藩再也无力进行扭转被动局面的尝试,只能坚守观变,处境更加艰难。但最后,这一切他都挺了过去。
曾国藩在以后的家信中曾这样写道:“然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岳州之败、靖港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惟有一字不说,咬定牙根,徐图自强而已。”
事实上,曾国藩不仅自己能够正确地面对失败、挫折,而且当他的亲人遭遇挫折的时候,他也以这种态度深刻有见地地去开导他们。如他的弟弟科考不利遭遇挫折的时候,他写信说:洪弟考试不利,一点儿小小得失,不值得在意。补发的案卷上有名,不去复试,较为妥当。今年的院试若能考得满意,才真正是大幸;即使不被录取,去年家里既然已经考中一人,今年有点小挫折,也属自然盈虚曲折的道理,不必郁闷忧愁。植弟的书法非常好,然而按照惯例,凡未经过岁考的人是不符合选拔条件的,弟若去参考选拔,必定会受到同行的指责而被冷眼相看。及至选拔不上,旁人也不以为是不符合条件而失利,反而认为是由于你写作不好而被除名的。自己既然明知道去参考不符合惯例,又何必要去受人家一番指责呢?弟来信问我是否应该去参考,我的意见是应以科考正场为依据,如果正场能取一等补廪,则考试选拔时,就已经是作为正式的廪生入场了;如果不能补为廪生,而是作为增生去考试选拔,那就全然不必去参考,以免白白招人妒忌。曾国藩自己也是一个着眼于大局、对小的失败或挫折能淡然处之的人。攻占天京后,曾氏兄弟功成名就后也招人忌恨。尤其是锋芒毕露的曾国荃更是如此,仿佛不回籍“养病”就不能平息众怒一般。曾国藩对他说:我们兄弟已占尽天下难有的功劳,这段历史怕是要载入史册的。至于那些怨谤的话,已无足轻重,听之任之吧。曾国荃回到家乡后,他更是一天一封信,千叮咛万嘱咐,主要强调的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了曾国藩的劝导、鼓励,曾国荃的心绪也好了起来,不久也就出山了。
遇到挫折,就放弃获取成功性格的念头,恐怕是很多人的习性。在挫折面前,要有强者心态。曾国藩在挫折面前,从不低头,故才能出头。
一个具有惧怕性格的人只能被困境打败,这个道理不用多解释。人有毅力万事成,人无毅力万事崩,成功性格的全部秘诀只有8个字:不屈不挠,坚持到底。
有所追求的人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打击,在逆境中,我们要培养出不怕困难、战胜困难的精神,坚强的意志也只能在困境中练就。
困境可以检验一个人的品质。如果一个人敢于直面困境,积极主动地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他或迟或早,总会成功。如果一个人被困难吓倒,灰心丧气,无所作为,那么即使困境局面消除,他也不会走出失败的阴影。
成功人士都是不惧怕困境的。面对长期的困境,他们或默默耕耘,或摇旗呐喊。他们凭着一副熬不垮的神经,一腔无所畏惧的勇气,振作精神,发愤苦干,以图早日突破困境的牢笼。
与其说他们的成绩是速度的胜利,毋宁说是意志和恒心的胜利!
一种坚强的性格可以帮你渡过难关,一副坚韧的神经可以让你经受磨炼。成功之路从不平坦,在挫折中站起,在废墟中重建,只要心不死,志不灭,你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铮铮硬汉。
得意心不骄,失意气不馁。人生得意之时,要记得低调,别因张扬招忌妒;人生失意之时,难免情绪低落,但也要忍得住寂寞,承得住打击。你应该做的是,在忍耐中积蓄力量,随时准备东山再起。只要未将斗志丢失,就总有机会成功。
君子持威重执坚忍,必然内大治外无敌
“事业常成于坚忍,毁于急躁。”坚忍是所有卓越人物的共性。成功就在于,当目标确立以后,百折不挠地去坚持、去忍耐,直至胜利为止。正所谓:“唯有埋头,乃能出头。”曾国藩一生虽不能算是立下万世之功,但也成为“古今不一二睹之大人物”,这和他终身所奉行的,也是为人们所推崇的“坚忍”是密不可分的。
刚强的性格永远是成大事者的基本特质。天下的事没有轻而易举就能获得的,必须要靠刚强的性格去征服。这是最基本的成功法则。
很多人看到不幸或失败迹象就心灰意冷地放弃目标。成功者抱定决心,坚韧不拔,坚持到底,直到实现他们的目标。
一个人在成功之前,一定会遭遇到很多挫折,甚至遭遇某种程度的失败。在失败重重打击一个人时,最简单和最合乎逻辑的方法就是放手不干,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干的。
古今中外,众多的成功者并不是依赖机会或好运气,而是得力于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
缺乏坚韧力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大多数人常见的共同弱点。这弱点可用努力加以克服。
在激烈的竞争中,要想获得成功,不可缺少坚韧不拔的精神。
别让外在的力量影响你的行动,虽然你必须对他人的惊讶,和你面对的竞争做出反应,但你必须每天以你的既定方针为基础向前迈进。用你对成功的想象来滋养你的强烈的欲望,让你的欲望热情燃烧,最好能烧到你的屁股,随时提醒你不可在应该起来而行动时,仍然坐待机会。
观察曾国藩获取成功性格的经验,第一条应当是“坚忍”。一个人不能像曾国藩那样坚忍就无法有顽强之力,与各种险境抗争,与各种人过招。因此,有必要看一看曾国藩获取成功性格的成功经验——坚忍。
何为“坚忍”者?刚强牢固为坚,勇毅强挺为忍。君子持威重,执坚忍,临大难而不惧,视白刃若无也。欲立不世之功,得成勋世伟业,非坚忍所不能也。坚忍于战则无敌,于礼则大治;外无敌,内大治,厚道载物乎?这就是曾国藩的坚忍。
1854年11月27日曾国藩在给他诸弟的信中说:我自从服官及办理军务,近几年来,心里常常有郁屈不平的感受,每每仿效母亲大人指腹示于儿女们的样式曰:“这里边蓄积多少闲气,无处发泄。”那些往年的许多事已不全记得了,今年2月在省城河下,凡属我所带领的兵勇仆从,每次进城,必定遭痛骂毒打,这种情景都是四弟、季弟亲耳所见。谤怨之声沸腾,万口讥笑嘲讽,这也是四弟、季弟亲眼所闻。自4月以后,两弟不在这里,景况更加令人难堪。我只有忍辱包羞,屈心抑志。
曾国藩的一生靠坚忍成就了他的事业。青少年时代靠坚忍的苦读博取了功名,取得了进身之阶。到中年以后更是靠坚忍战胜了磨难。
曾国藩在江西带兵的时候,因为他所处的环境,当时虽是督师,实居客居的地位,募兵筹饷,一无实权,二无实力,州县官都不听他的话,各省督抚又常常为难他,只有胡林翼是诚心帮他的忙。湘军将士虽也拥戴他,可是他们的官级,有的比他还高,他好像一个道义上的统帅,当然是经不起败仗的。这时,曾国藩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坚忍。他在父亲去世,弃军回籍奔丧,甚至在欲急流勇退的情势下,耐心地听取了朋友的规劝,并且深深地做了自我反省。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世方法所带来的收获,而改变了的处世方法,无非是“坚”中多了一些“忍”,结合时势把“坚忍”二者的关系处理得更为妥帖了。为此,他说:“兄自问近年得力唯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大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靠这种坚忍,曾国藩终于走出了那种阴霾笼罩的心境,度过了那段痛苦的日子。因此曾国藩在他的处世人生中,特别偏爱“坚忍”,他说:司马迁崇尚黄老,敬仰游侠,班固以此来讥讽他,确合事实。敬仰游侠,所以多次称赞坚忍卓绝的操行。比如屈原、虞卿、田横、侯嬴、田光以及贯高都是此类人物。
对于曾国藩的坚忍,连王运闿写《湘军志》时本想讥讽曾国藩,但终为其感动。1878年2月21日云:“做《湘军篇》,颇能传曾侯苦心;其夜遂梦曾……”27日云:“夜观览涤公奏疏,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然其苦乃自寻得,于国事无济,且于他亦无济。且吾尝怪其相法当刑死,而竟侯相,亦以此心耿耿,可对君父也。余竟不能有此愚诚。‘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出师表》无此沉痛。”
“坚忍”是两个奥妙的字,“坚”可理解为锐意进取,挺而不软弱;“忍”可理解为持之以恒、能屈能伸、不计屈辱。体现在深受曾国藩影响的李鸿章身上,“坚”字可达到拼命的程度。“拼命做官”是曾国藩送给李鸿章的雅谑,后此论不胫而走,天下人无不以为惟妙惟肖。清史馆为李鸿章立传,也用“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概括他只想升、只想进的拼劲。李鸿章少年时言志,也说:“我愿得到玻璃大厅七间,都敞开明窗,让我在里面办公。”但他拼命了却了此愿后,却不以此为足,又拼命去追逐新的目标。曾国藩就十分羡慕李鸿章的这股拼劲,羡慕李“具办事之诚,有任事之量”,说李易于取得成功。李鸿章身上的“忍”字是与屈辱连在一块的,尽管他外表并不谄媚,倒是气宇轩昂,一派雍容华贵的风度。他除了屈于封建皇朝,还屈于列强,如果中国国力强,他或许真的会扮演中国的俾斯麦。但中国太弱,他无力回天,他带头搞的洋务运动也不能使中国强大。因此,李鸿章的忍要忍到甘愿演小丑的地步,1862年李谈他的洋务外交时说:“与外人杂处,每到十分饶舌时,用痞子放赖手段,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这套法宝李鸿章四十年如一日地搬用。甲午惨败,他的洋务军事大业毁于一旦,亿万国人恨不得寝其皮、食其肉。按说他不忧愤而死,也该忧愤而疾了,但他却照样赴日乞和。在马关,他遭到了日本浪人的枪击,脑袋上鲜血淋漓,但即使如此,他仍嬉皮笑脸、死乞白赖地乞求日方谈判代表伊藤博文等削减赔款数目。这种九折臂三折胝的忍性非常人所具,难怪在一些传记中他被写成冷血动物。他到1902年还说:“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痞子腔系皖中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忍到这种可悲可憎的腔调,只能用“畸形”二字来形容。
人生总有得意和失意的时候,一时的得意并不代表永久的得意;在一时失意的情况下,如果你不能及时将心态调整过来,就很难再有得意之时。
联想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和学习,遇到失意或悲伤的事情时,我们一样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如果你的演讲、你的考试和你的愿望没有获得成功;如果你曾经因为鲁莽而犯过错误;如果你曾经尴尬;如果你曾经失足;如果你被训斥和谩骂……那么请不要耿耿于怀。对这些事念念不忘,不但于事无补,还会占据你的快乐时光。抛弃它吧!把它们彻底赶出你的心灵。如果你的声誉遭到了毁坏,不要以为你永远得不到清白,怀着坚定的信念勇敢地走向前吧!
《王竹语读书笔记》中写道:“忍耐痛苦比寻死更需要勇气。在绝望中多坚持一下下,终必带来喜悦。上帝不会给你不能承受的痛苦,所有的苦都可以忍。”是的,人只要具备了坚忍的品质,便可以苦中取乐,若懂得苦中取乐,则必然会苦尽甘来。
佛教认为人有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及五阴炽盛苦这八苦。其实,追求事业成功之人所经历的岂止是八苦?有工作之苦、环境之苦、气候之苦、身体之苦、离乡背井之苦、抛妻别子之苦、寂寞孤独之苦、上当受骗之苦、挫折失败之苦乃至于血本无归之苦等等。对于这么多苦,如果一个人都能从容面对、积极克服,那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世人都认为能满足心愿就是快乐,可这种愿望常常被快乐引诱到痛苦中;达士平日能忍受各种横逆不如意的折磨,在各种磨练中享受奋斗抗争之乐,最终换来真快乐。
正如古语所云:“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宏图大业不是异想天开、一蹴而就的,不经一番风霜苦,哪有梅香扑鼻来?成大功、立大业者,都得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不同寻常的忍耐,几乎可以说,任何人所能取得的成就,基本上都是在坚忍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细节上渐渐积累,战略上目光长远,进取心百折不挠,方可替自己事业的成功奠下厚实的基石。
为学做事的道理,就好比堆土为山,只要坚忍下去,总归有成功的一天。否则,眼看还差一筐土就堆成了,你却歇了下来,一退而不可收拾,也就会功亏一篑,没有任何成果。所以说,只有勤奋上进,不畏艰辛一往无前,才是向成功接近的最好途径。
其实,生活的现实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但一经各人不同“心态”的诠释后,便代表了不同的意义,因而形成了不同的事实、环境和世界。心态改变,则事实就会改变;心中是什么,则世界就是什么。心里装着哀愁,眼里看到的就全是黑暗;心里装着信念、装着坚忍,你的世界亦会随之刚强起来。
英雄或可以被毁灭,但是绝不能被击倒
“天上下雨地下滑,自己跌倒自己爬。”在做人和做官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曾国藩抱定不改初衷的“挺”字精神,将其作为创业的基本原则,赢得了忠臣的美誉;在许多具体的战术和策略上,曾国藩则表现出充分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保证了处世的圆满和全面,从另一个角度又保证了他能够坚持挺下去。
有句话说得好,“英雄可以被毁灭,但是不能被击倒。”跌倒了,爬起来,就不会失败,坚持下去,才会成功。不要因为命运的怪诞而俯首听命于它,任凭它的摆布。等年老的时候,回首往事,就会发觉,命运只有一半在上帝的手里,另一半则由自己掌握。一个人一生的全部就在于:运用手里所拥有的去获取上帝所掌握的。人的努力越超常,手里掌握的那一半就越庞大,获得的就越丰硕。
如果一个人把眼光拘泥于挫折的痛感之上,他就很难再有心思想自己下一步如何努力,最后如何成功。一个拳击运动员说:“当你的左眼被打伤时,右眼就得睁得更大,这样才能够看清对手,也才能够有机会还手。如果右眼同时闭上,那么不但右眼也要挨拳,恐怕命都难保!”拳击就是这样,即使面对对手无比强劲的攻击,你还是得睁大眼睛面对受伤的感觉,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一定会败得更惨。其实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要成功,必当学会迂回。人生许多峰回路转的佳境能在此中产生。“哪里跌倒哪里爬起”用得不当,则会成为愚蠢的固执。人生如此,事业也如此。曾国藩移师衡州,便属此举。
曾国藩初到长沙办团练的时候,按照朝廷的原旨只是让他至省城帮办湖南“团练”事务。团练并非正规部队,其职守也只是“帮办”,归根结底是帮着省里维持地方治安,关键之时要率领团练守卫地方。但是曾国藩为了实现他给皇帝上的奏折中所说的那样要“成一劲旅”,即实质上的正规军的目标,以及他对大清王朝的耿耿忠心,乃至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便做出了很多干预地方“公事”的蛮干之举。
期间发生的一件重要事情是曾国藩越权干预绿营兵。
按照清朝常例,绿营兵由总督统辖,由各省提督统带,负责训练等事务。团练大臣只能管辖团勇,对地方绿营军营务更无权过问,可曾国藩却通过塔齐布对湖南绿营军加以干涉。于是,便引起湖南绿营骄将惰兵的反对。长沙协副将清德早对曾国藩干预绿营不满,于是便利用部队的懒惰情绪,拒绝听从曾国藩的命令,不再参加与团练的会操,也不再听曾国藩的训话。随即发生了绿营兵冲击曾国藩公馆的事。
事后,长沙城里的各级官吏皆言曾国藩干预绿营兵务是自取其辱。曾国藩知道长沙再无自己的立足之地,于1853年9月自动离开长沙,移驻衡州。
本来地方团练大臣们的地位就很尴尬,他们既不是地方大吏,又不是钦差大臣,只是辅佐地方组织地主武装,协同维护地方秩序,这个举措是清政府的应急手段,而曾国藩却一味蛮干,以钦差大臣自居,到处自以为是,因此曾国藩初办团练困难重重,如果继续留在长沙,显然已是十分不利,他自己已明确地感到居人之室、借人之军难以立足,必须发奋练成自己的一支军队才有成功的本钱。于是决定离开长沙,到衡州独辟山林。
关于曾国藩移师衡州,在他1853年10月写给他的老师吴文镕的信中也详细谈到此事,其中一部分是这样说的:
在训练乡勇的时候,我常常与塔齐布等将领谈及驻守在长沙城内的八旗兵也可加以操练,四五月间八旗兵与乡勇联合操练,阵营整齐,纪律严明,因此时常给予一些小小的赏赐以示鼓励,并想通过这种方法,使兵勇养成为国家、为君长献身的气概,以惩戒奸滑懒惰、飞扬跋扈的恶习。因为塔将勤劳奋发,我因此十分器重他,而清副将本来就不被湖南百姓所拥护,而且贪图逸乐、碌碌无为,我因此十分厌恶他。从此,清副将对塔将心怀不满,且恨之入骨。六月初,提军来到省城长沙,清副将便在提军面前诬陷塔将,千方百计想煽起提军对塔将的不满。这样就逐渐形成了文武不和、兵勇不睦的局面。我认为如今这种黑白颠倒的状况,大大违背了民心,于是为保护塔将,弹劾了清副将。恰巧张亮基中丞为保护塔将也在这时写了弹劾清副将的奏状,真可谓是不谋而合。
七月十三日,乡勇在试枪的时候,误伤一提标长夫。标长的兵卒于是打出营门,吹起号角,荷枪实弹来到城外操练场,伺机寻乡勇开仗。因为该乡勇是湘乡人,长夫是常德人,为了避嫌,我只将该乡勇推至城墙上,责罚二百军棍,而那长夫则不予治罪,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严格要求自己的部下,来使别人信服。八月初四,永顺兵与展肋因赌博的缘故,又执旗吹号,下城开仗。我认为,如果部队经常发生内讧,告示刚刚贴出去,却发生了初六夜之变乱,他们毁坏馆室,杀伤门卫。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如果将实际情况奏明圣上,自己身为地方官吏,不但不能为国家消弭大乱,反而以琐碎的小事亵渎圣上的视听,心里实在有些不安,如果隐忍不报,大事化小,那么平日镇慑匪徒的威严将会损于一旦,那些不法之辈就会肆行无忌,正因此我左右矛盾、进退两难,所以抽身转移,匆匆忙忙开始了衡州之行。因为我在今年二月的奏折中,曾经向圣上奏明,衡、永、郴、桂匪徒极多,将来在适当的时候前往衡州驻扎数月。
后来,曾国藩终于在衡州实现了自己练成一支“劲旅”的愿望。一个“挺”字最终让曾国藩成就了大业。
人生就像在爬山,一路上总是坎坷不断,跌倒了便爬起来,这才能登上山顶。跌倒了就趴着,这就是懦夫。如果你放弃了站起来的机会,就那样萎靡地坐在地上,不会有人去搀扶你。相反,你只会招来别人的鄙夷和唾弃。要知道,如果你愿意趴着,别人是拉你不起的,即便是拉起来,你早晚还会趴下去。
人不怕跌倒,就怕一跌不起,这也是成功者与失败者的区别所在。在这个世界上,最不值得同情的人就是被失败打垮的人,一个否定自己的人又有什么资格要求别人去肯定?自我放弃的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因为他们的内心一直被自轻自贱的毒蛇噬咬,不仅丢失了心灵的新鲜血液,而且丧失了拼搏的勇气,更可悲的是,他们的心中已经被注入了厌世和绝望的毒液,致使原本健康的心灵逐渐枯萎……
在人生崎岖的道路上,“放弃”这个念头随时都会悄然出现,尤其是当人迷惑、劳累困乏时,更要加倍地警惕。偶尔短时间地滑入低落状态是很正常的现象,但长期处于低落之中就会酿成人生的灾难了。
所以说,要想堂堂正正地活着,首先就要有自信,有了自信才能产生勇气、力量和毅力。具备了这些,困难才有可能被战胜,目标才可能达成,胜利才可能拥有。但是自信绝非自负,更非痴妄,自信建筑在崇高和自强不息的基础之上才有意义。心中有自信,成功有动力。莎士比亚说过:“自信是成功的第一步。”当你满怀**踏上人生之路时,请带上自信出发,一切都将会改变。
想要人生精彩,就不要轻易下结论否定自己,不要怯于接受挑战,只要开始行动,就不会太晚;只要去做,就总有成功的可能。世上能打败你的只有你自己,成功之门一直虚掩着,除非你认为自己不能成功,它才会关闭,而只要你自己觉得可能,那么一切就皆有可能。
自救之人天必救之,磨砺身心顽强自助
“上帝助自助者!”遇到危难,决不能畏缩,为什么呢?世上有多少人都被危险吓倒,越不过这道关。实际上,身处危难,才能更加激发人的斗志和**,更加考验一个人挑战危难的硬功。曾国藩获取成功性格的硬功在于:磨砺身心,顽强自助。
人生的险关有几重,第一重就是不误入陷阱,第二重就是走出错误。凡是不以此为戒者,都无法挺过人生最艰难的时刻。
成大事者身上最可贵的品质之一就是坚持不懈,他们可能会有感到疲倦的时候,但是总能想着坚持、坚持、再坚持,挺一下就能渡过难关。事实也正是这样,不坚持,不忍耐,怎么能战胜大小困难?可惜的是有很多人做不到这一点,所以被困难阻挡在成功殿堂的大门之外。
当我们面对失败时,若是心中产生自怨自艾的想法,将会招致严重的挫折感。这就是极度脆弱的性格!极度脆弱的性格会长久地深植在我们身上,而且不断地在我们的想法和行为上表现出来。一旦你的脑海中,充满失败的感觉,你的外在行为将会表现得和你的想法一致,而且愈陷愈深。由此,我们开始变得更加脆弱!
这种情况会持续且愈变愈糟,除非你的脆弱性格能消除。以销售员为例,当他处于长期的业绩低潮时,若是能创下一笔惊人的销售业绩,在他心中长久以来的低落情绪,将可戏剧性地一扫而空。
自我肯定能诱发光明积极、活泼开朗的性格而渐渐奠定信心的基石,有了自信为基础等于向成为英雄豪杰的目标迈开一大步,因此而建功立业的事例真是细数不尽。
曾国藩的一生是成功的,他认为:一个人获取成功要靠能力和智力,不能在最困难的时候,失去三大法宝——立志、忍耐和民心。
咸丰五年(1855年),自从罗泽南等离开江西以后,曾国藩在江西的处境更是一天比一天坏。在这种危急时刻,曾国藩认为首先要“自救”,那就是加强自身建设,苦练自身的硬功。在内湖水师缺乏一位得力的统领,几位军官都是平平之才的情况下,曾国藩只好让李元度兼辖水师事务。
曾国藩不断地给李元度写信,教他如何带勇、如何列阵打仗。在8月28日的信函中,曾国藩写道:兹特有数事叮嘱,千万不能忘记。
第一,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主计,但能使我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
第二,哨探严明。离贼既近,时时做敌来扑营之想。敌来之路、应敌之路、埋伏之路、胜伏追击之路,一一探明,切勿孟浪。
第三,禀报详实。不可专好吉祥话,遇有小事不如意,辄讳言之。
第四,痛陈客气。未经敌阵之勇,每好言战,带兵之人也是如此,如果有了一些阅历,便自然觉得我军处处都是漏洞无一可恃,也就不轻言战了。
写了这些,曾国藩仍然不放心。他想起上年写的《水师得胜歌》在军中影响很好,既通俗又实用,便再花几天的工夫,写出了一首《陆军得胜歌》。歌中讲到了湘军陆师在扎营、打仗、行军、法纪、装备和训练等六个方面所应注意的事项。
尽管曾国藩如此苦口婆心,但李元度仍然不能将他的陆师部队训练成能战敢战之师。曾国藩吃不香、睡不熟,他预感总有一天会出大事。
在陆师方面,湘军在江西的两支主力,统领也都不很出色。周凤山马马虎虎,只能说还算过得去。至于李元度,简直是一个书呆子,而且不可教。曾国藩花在他身上的心血最多,他也让曾国藩最不放心。因此,曾国藩在自救的同时,还必须求救。
曾国藩首先写信给湖北的胡林翼和罗泽南,请求罗泽南率部重回江西救援,以解他及其驻江西湘军的坐困之危。同胡林翼函商,则是打算将彭玉麟调到江西来充内湖水师统领。胡林翼知道彭玉麟与杨载福矛盾甚深,尽管经过别人的苦心调解,但仍不能尽释前嫌,也正愁如何安置他,所以便非常痛快地同意了曾国藩的要求。可这个彭玉麟是个极重乡情、特重孝道的人,他提出在去江西之前要先回一趟湖南衡阳老家省亲,这样来回折腾,直到1856年初才赶到江西南康,曾国藩总算是身边有了一位可以依赖的水师将领。
但湘军在江西樟树镇很快遭到太平军袭击而大败。樟树镇位于吉安与南昌之间,是赣南重镇,南昌南路的重要屏障。1856年2月,周凤山风闻石达开率部来攻,早已吓得魂飞魄散,全部营盘竟在一天之内丢失无遗,大量的官弁和勇丁溃向南昌。
曾国藩闻讯之下,惊骇不已。从南康乘坐一艘小舟,急速赶到南昌,收拾残局。他过去曾立下一条规矩,凡是溃散的勇丁,一律不准重新招募入营,而这一次他看太平军来势凶猛,而自己手下又再无可战之军,回湖南重新招募更是远水不解近渴,最后只得违背定制,将溃勇重新招集起来,编组成军。然而,他决定将统领革职,另委贡虎臣和毕金科为统领。
在这个时候,曾国藩一面写奏折请求咸丰帝同意将从自己身边调走的罗泽南、刘蓉的善战之师重新调回江西,但却遭到了咸丰帝的拒绝。同时还一面分别写信给胡林翼和罗泽南,希望他们能够同情他的处境,救人于危难之中。
罗泽南回信曾国藩,谈了自己的想法,表示一旦武汉攻克,即率部东下,与曾国藩等会师于九江。
胡林翼也不愿意罗泽南离开湖北。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表示,武汉即将攻克,希望罗泽南一军再在湖北停留十天半月,保证到时候就一定可以克复武昌。因此十天半月之后,他就派出得力部队东下救援江西。
但不久罗泽南战死,太平军在江西节节进军,曾国藩更加困难重重。当年5月,曾国华等从武昌出发,经湖北威宁、蒲圻、崇阳入江西义宁,于8月抵达瑞州城下。
同时,曾国藩的另一个弟弟曾国荃,也在骆秉璋和左宗棠等人的授意之下,募勇2000人,配以樟树镇败将周凤山回湖南所募道州勇2000人,合共4000人,组成一军,由湖南东攻江西吉安,称之为吉字营。
这样,到1856年9月,湖南、湖北两省先后组织了三支部队共计一万三千余人援赣。这些湘军部队的到来,使奄奄一息的曾国藩又抓住了几根救命稻草。
心力交瘁的曾国藩看到太平军从江西战场上大量撤出,一开始感到迷惑不解。但很快,他派到天京城中的密探就发来了消息,将天京内讧的情况告诉了他。
求救、自救,天机终于使曾国藩渡过了大灾难。
这一过程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启示:一是在艰难时刻一定不要失去信心,徒然的抱怨是无用的;二是在困难时刻重要的还是要寻求解决困难的途径、办法,哪些是自己能办的,哪些是需借助他人力量的,在此前提下去努力经营,或可有柳暗花明的一日,至于天机则是不可企及的。
曾国藩的一生是成功的,因为他有自己获取成功性格的意愿,并靠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是一个惊世的伟大成功者。在他的一生中,处处留下了关于获取成功性格的忠告,假如把他的忠告概括为一句话,即为:一个人获取成功性格要靠能力和智力,不能在最困难的时候,失去三大法宝——立志、忍耐和民心。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任谁也不可能一直生活在顺境中。人生遭逢变故时,我们该怎么办?有人选择低头投降,垂头丧气而驻足不前。这样的人,想成功真的很难。
诚然,很多客观存在的劣势我们没法改变,但这并不是自甘堕落的理由。正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无论当下的路多么难走、境况是何其困难,都不应放弃、不应丧失人生的信念。自助者天助之!“自助”就是要我们不放弃努力,“天”就是机遇、运气。唯有不断努力、不辞劳苦,机遇和好运才会来到你身边。人不自助,天必弃之。
作家爱默生曾经说过,“一心朝自己目标前进的人,整个世界都会给他让路。”是的,一个人倘若下定决心、矢志不移地朝着目标努力,那什么又能成为他的障碍呢?“自助”是强者的生存哲学。请记住:放弃者永难成功,成功者从不放弃!
倘若你正处于不幸之中,那么不要寄太多希望于别人,思考一下如何自己拯救自己吧!不幸的降临,并不意味着幸运的终结,而是在提醒你:需要注意了!人这一生风起云涌,你敢于乘风破浪,就有机会;你没胆量,就是老天给你机会也抓不住。这世间没有翻不过的山,自助者天助之,上天一定不会漠视那些自强不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