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世界是宽是狭，完全取决于心的大小。倘若你心胸狭隘，相应，你的世界也就很狭小；倘若你心胸宽阔，那么就能包容一切。正所谓大千世界尽于我心，如果我们能将心的容积扩大到无穷无尽，那么我们所拥有的世界也会无限宽广。心的格局有多大，人生的舞台就有多大。

处世要有豁达之心，成大器需靠英雄气

“将军额上能跑马，宰相肚里能撑船”，说的是胸怀和气度。人的职位越高，气度应该越大，二者是正比关系。曾国藩认为：古往今来的大失败者包括那些英雄们，也都败在不能“降龙伏虎”上，即不能自我控制，没有气度。

人生中总有些不顺心的事情时常发生，但是，要想获取成功性格，必须克服事无巨细，面面俱到的心理，做到以大事为重，处处呈现英雄气概。

俗话说，心底无私天地宽。古今中外的所谓“君子”，之所以能够品行正、修养好、境界高，原因即在于他们拥有一个宽广的胸怀，因此，也能拥有一个宽广坦**的人生。而小人则恰好相反，他们心思狭隘，欲求甚多，所以经常局促忧愁。

做人，倘若没有一个宽广的胸怀，就无法形成一种平静的心态，要修养好品行是十分困难的。一个人若是内心十分充实，即在道德、人格、知识、趣味、情感等方面，比较完善，有一定质量，达到一定境界，有一个广阔的胸襟，心里容量大，就能有正确的自足感，能够避免无端地被外界事物刺激和骚扰，视名利、权势、情欲为身外之物，不会过于计较。内心保持这样的境界，无论得意的时候或是艰难困苦的时候，都会是很乐观的。当然也不是盲目的乐观，而是自然的胸襟开朗，对人也没有仇怨。为人处世能养成这种坦****的境界，具备这种豁达胸怀，才能使修身冶性具有基本的保证，修身正己就有了一种自觉性，会产生一种满足感、愉悦感。

曾国藩最爱读《资治通鉴》，他十分钦佩唐代宰相，认为他们都有胸襟，所以国家气运旺盛。他总结了开国宰相与中兴宰相的不同，认为前者必须见识远，有大胸襟、大气度。中兴宰相则侧重于具体事务，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

曾国藩对自己的密友说：获取成功性格全在英雄大气；否则就会毁于细小之事的缠绕。那么什么是“成大器须靠英雄气”呢？当然，“成大器”就是获取成功性格。

下面我们将用比较的方法来谈这个问题。

曾国藩主张三种“英雄气”，一是在应战之刚毅。曾国藩的刚毅性格，在他兵困祁门时有充分的表现。1860年，曾国藩驻扎在祁门。当时安徽南北十室九空，从金陵到徽州八百余里，遍地都是太平军，没有哪一天没有战斗。徽州刚失陷时，休、祁一带大为震惊。有的人劝曾国藩将军营移到别的地方，他说：“我初次进兵，遇到危险就退却，以后的事情怎么说呢？我离开这里一步，就没有死的地方了！”何等的倔强！敌军到后，四面围攻。他亲笔写下遗嘱，营帐上悬挂佩刀，从容布置迎敌，没有改变平常的态度。死守了二十来天后，征召鲍超一起大战一场，将敌军驱赶到岭外。他的幕僚曾总结说：以十余年来共同诛杀未果的狂妄“敌军”，曾国藩领军4年，就依次予以**平，都是因为在祁门刚开始时的倔强和不胆怯，才能够使敌军胆寒而使我军振作士气。

二是做事忍耐。曾国藩对曾国荃缺乏忍耐性格屡屡规劝，说：“难禁风浪”四字条幅已完好归还，我很高兴。古来豪杰皆以这四个字为大禁戒。我们家祖父教人，也以懦弱无刚四字当作大的羞耻。因此男儿立身行世，必须有倔强的大丈夫气概，仅几万人被困于城下，士气最容易消沉，弟能鼓舞起数万人的刚气而长久不使它消沉下去，这正是你比别人高明之处，更应当在这些地方下些功夫。曾国藩又以“忍耐”勉励他的好友冯树堂等，在他得知冯树堂因参加考试被大雨困于场屋之事后，写诗道：却笑群儿薄心胆，瑟缩啾唧良足哀。

丈夫守身要倔强，虽有艰厄无愁猜。

我今高卧舒两膝，深檐大栋何恢恢！

白日鼾声答雷雨，残滴初歇清梦回。

甘眠美食岂非庆，又闻逸乐生祸胎。

数君健强齿尚未，正可磨炼筋与骨。三是为人之坦**。曾国藩强调为人不可刚愎，他说：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但强毅与刚愎不同。古人说：自胜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好，皆自胜之意。如不习惯早起，而强制天未亮即起；不习惯庄重尊敬，而强制参与祭祀仪式；不习惯劳苦，而强制与士兵同甘共苦，勤劳不倦，这就是强。不习惯有恒，而强制自己坚定地持之以恒，这就是毅。不这样做却以气势胜人，是刚愎。二者表面相似，其实有天壤之别，不可不察，不可不谨。曾国藩在处世中把大度与戒怒、宽容与倔强糅合得如此贴切，而又把强毅与刚愎区分得如此明晰，真可谓处世之楷模。

曾国藩还把度量的大小列为区分君子小人的又一重要标尺。他说：所谓小人者，识见小耳，度量小耳。“致使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夫妇之间见疑”此皆量褊而易以滋疑者也。君子则不然，广其识，则天下之大，弃若敝屐；尧舜之业，视若浮云。宏其度，则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曾国藩以此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

不顾是非的掣肘，是常见并最易引起相互报复而结仇的现象。曾氏在面对这类情况时，正是秉着宏其度、反求诸己的精神去处理的。1862年，他同江西巡抚沈葆桢因厘金分配问题发生争执，沈要扣下应解湘军的厘金自用。除了双方上报朝廷裁定外，曾国藩这样解剖自己：日内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为忿恚。然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己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其庶几乎！当时，曾国藩正以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的身份统辖包括江西在内的四省军务，巡抚也归其“节制”之列。此事虽最后由朝廷裁决，但其严于责己的精神无疑是可贵的。只有具备了这种精神，才能更易于与人精诚合作，共成天下大事。

中国古代历来推崇那些胸怀宽广、大度容物的品格，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即言此情。曾国藩在讲求“广其识”、“宏其度”的同时，又不忽略倔强与骨气的成功性格素质的作用，则是一种深层次的修养。

不过，很多人却看不透这一点，常反其道而行之。譬如，当生活不顺心时，有些人便开始怨天尤人，抱怨不公，乃至发展到严重愤世嫉俗的地步。这时候，整个世界在他们眼中都是灰暗的，世间的一切都在和他们作对，他们似乎对一切都充满了怨愤与绝望。这种人若不能调整好心态，终其一生也不会快乐，就更别谈什么建功立业了。

再比如，有些人“闻人之过则津津乐道，闻己之过则百般掩饰；见名利尽揽身上，见过失尽推他人；从薄处去推究他人情感，从恶边去揣度他人之心”，这种人是典型的狭隘心肠，平平庸庸地活着不难，但绝不会有什么大成就。

总之，这些人的共同点就是，心胸不够开阔，一点点小事就足以让他们心烦意乱。当别人无意中惹到他们时，他们总是抱着“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决心，摆出一副寸土必争的姿态去面对生活中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他们做人的原则就是半点亏不吃，但实际上这种人往往容易吃大亏。

其实，只要坦**地面对这世间的一切，纵然是身处逆境，你仍可以从容自若，以超然的心态看待苦乐年华，以平常的心境面对一切荣辱。宽宏大度是一种人生的美丽，不虚饰、不做作、襟怀豁达、洒脱适意的宽广胸襟，不仅能给予你一双潇洒和洞穿世事的眼睛，同时也使你拥有一个坦然充实的人生。

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拥有一颗能容万物的心，对于身体的健康和事业的成败都是至关重要的。当然，这种心态是要经过失败与挫折、通过不断的人生体验，才能历练出的人生境界。它不为一切浮华沉沦，不为虚荣所诱。

做人若以坦**为怀，有容物胸襟，自然不会太过在乎钱财的富足与官爵的显赫，而寻求的是心无牵念。抛弃名利的心头枷锁，无论思想抑或理智皆能得到自由。得利心不高，失利心不下，澹泊明志，宁静致远，见利让利，处名让名，或许在别人看来，你未免有些“傻”，但事实上，这才是一个人安身立命、攫取幸福的法宝。

一个人达到了如此的境界，就会自得其乐，不会因得失荣辱而耿耿于怀。反之，就难以体验到工作与人生的乐趣；更严重者，则会执着于贪念，使人生面临着重重的危机。

我们用不着羡慕别人美丽的光环，只要我们拥有一份坦**的胸怀，尽自己所能，选择自己的人生目标，勇敢地面对人生的各种挑战，无愧于社会、无愧于他人、无愧于自己，那么，我们的心灵圣地就一定会阳光灿烂，鲜花盛开。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宽以待人莫拘小节

气量、胸怀是一个人能否担当大任的内在品格。曾国藩极为敬佩胸襟坦**，虚怀若谷之人，自己也身体力行，做到气度宽大，对人谦让，为人谦和，在文学与学术上也能够博取众长，不尚独尊。他说：“放翁胸次广大，盖与陶渊明、白乐天、邵尧夫、苏子瞻等同其旷逸。其于灭虏之意，养生之道，千言万语，造次不离真，可谓有道之士。”言语之中，透露出无尚的敬意。

《吕氏春秋·举难》中说：世界上找一个完人是很困难的，尧、舜、禹、汤、武，春秋五伯亦有弱点和缺点，比尧舜禹还要圣明的神农、黄帝犹有可指责之处。所谓“材犹有短，故以绳墨取木”，就是作为栋梁之材的人，也有短处，不然为什么要用绳墨来把栋梁之材加工得又方又直呢？“由此观之，物岂可全哉！”所以天子不处全、不处极、不处盈。全则必极，极则必盈，盈则必亏。“先王知物不可全也，故择务而取一也。”

孟子说：君子之所以异于常人，便是在于其能时时自我反省。即使受到他人不合理的对待，也必定先反省自己本身，自问，我是否做到仁的境界？是否欠缺礼？否则别人为何如此对待我呢？等到自我反省的结果合乎仁也合乎礼了，而对方强横的态度却仍然不改。那么，君子又必须反问自己：我一定还有不够真诚的地方。再反省的结果是自己没有不够真诚的地方，而对方强横的态度依然故我，君子这时才感慨地说：“他不过是个荒诞的人罢了。这种人和禽兽又有何差别呢？对于禽兽根本不需要斤斤计较。”

事实上，按照一般常情，任何人都不会把过去的记忆像流水一般抛掉。就某些方面而言，人们有时会有执念很深的事件，甚至会终生不忘。当然，这仍然属于正常之举。谁都知道，怨恨会随时随地有所回报。因此，为了避免招致别人的怨愤，或者少得罪人，一个人行事需小心在意。《老子》中据此提出了“报怨以德”的思想。孔子也曾提出类似的话来教育弟子：“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其含义均是叫人处事时心胸要豁达，以君子般的坦然姿态应付一切。

曾国藩在长沙的岳麓书院读书时，同学中有一个人个性很急躁，有一天看到曾国藩把书桌放在窗前，就说：“你把光线给挡住了，我读书都看不清字了。你快挪开！”曾国藩便把书桌移开了。晚上曾国藩掌灯用功读书，那人又说：“平常不念书，半夜三更的却点着灯念书，还让不让人睡觉了？”曾国藩便不出声地默诵。

不久之后，曾国藩中了举人，传报到时，那个人大怒道：“这屋子的风水本来是我的，反叫你夺去了。本来该我中举人才是。”在旁的同学听了都觉得气愤，就问他：“书案的位置不是你自己放的吗？怎么能怪曾国藩呢？”那个人说：“正因如此，才夺了我的风水。”同学们都觉得那个人实在不可理喻，无理取闹，替曾国藩抱不平。但是曾国藩却和颜悦色，毫不在意，劝息同学，安慰同室。他以自己的胸襟和涵养平息了同学们的纷争。

当官之后，曾国藩求才心切，因此也有被骗的时候。有一个冒充校官的人，拜见曾国藩，高谈阔论，有不可一世之概。曾国藩礼贤下士，对投幕的各种人都倾心相接，但是心中不喜欢说大话的人。他见这个人言词伶俐，心中好奇，当谈论到用人须杜绝欺骗的时候，那个人正色说道：“受欺不受欺，全在于自己是何种人。我纵横当世，略有所见，像中堂大人这样至诚盛德者，别人不忍欺；像左公（宗棠）严气正性，别人不敢欺。而其他的人就算不欺骗他，他也会怀疑自己受骗，或者有上了当还不自知的人，也大有人在。”曾国藩察人一向重条理，见此人讲了四种“欺法”，觉得颇有道理，就对他说：“你可到军营中，观察一下我所用的人。”

第二天，那个人便去拜见营中文武各官，回来后煞有介事地对曾国藩说：“军中多豪杰俊雄之士，但我从中发现有两位君子式的人才。”曾国藩急忙问是何人，那个人就说是涂宗流和郭远堂。这正和曾国藩的看法一致，曾国藩大喜称善，将之待为上宾。但因为一时没有合适的职务，便让他督造船炮。

过了几天，兵卒向曾国藩报告那人偷了造船炮的钱逃走了，请发兵追捕。曾国藩默然良久，说：“不要追了。”曾国藩以手捋须，说：“人不忍欺，人不忍欺。”身边的人听到后想笑又不敢笑。又过了几天，曾国藩旧话重提，幕僚便问为什么不发兵追捕。曾国藩说：“现今发、捻交炽，此人其实很有胆识和才华，现在他只是想骗些钱，如果发兵去追，把他逼急了，恐怕会投入敌营，助纣为虐，那为害可就大了。区区之金，与本人受欺之名皆不足道。”

类似情况在曾国藩的一生中不胜枚举。显然，胸襟宽广对于曾国藩的仕途有极大的帮助。

曾国藩把“谦和”作为处世的重要原则，他曾经叮嘱弟弟说：“大抵胸多抑郁，怨天尤人，不特不可以涉世，亦非所以养德；不特无以养德，亦非所以保身”，“故于两弟时时以‘平和’二字相勖，幸勿视为老生常谈。”在他看来，涉世、养德、保身，为人生之三大端。而胸中平和，通脱旷达，与人为善，实为三者之基础。

曾国藩还能够勇于纠正自身的错误，在他的日记和书信中，可以看到他常常反省自己、批评自己心胸不够宽广。在宦海钩心斗角的争斗以及行军打仗中，工作压力之大自不必说，站在清政府的立场上，抗击百万太平军，兵源、兵器、物资、军费都需要他筹措，耗尽心力，却仍然要遭到地方官绅牵制，被咸丰皇帝猜忌。“小人误国，而不能不迁就，赔笑说好话；为国杀贼，却还要防疑忌，免杀身之祸”，种种情况下，难免会心存愤懑，生气动怒。事实上，面对种种为难之事，他不仅有愤愤不平之时，而且还时而有“打退堂鼓”、隐退乡间的打算，但当他一想到“匡时救世”之宏愿尚未实现，一想到士大夫为人处世不应为个人利害得失而耿耿于怀，于是不仅自己采取“忍让”态度，而且还勉励自己的弟兄们把“遇事忍让”作为修身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他说：“凡郁怒最伤人……弟看破此等物情，则知世路之艰险，而心愈抑畏，所反愈平和矣。”

曾国藩极为乐观地身当重任，身心极为疲惫，但他以勤自励，以苦为乐，他说：“君子有三乐”，把“勤劳而后憩息”作为三乐之一。

曾国藩的胸襟宽广，还表现在他对学术思想的态度上，曾国藩尊崇程朱理学，被誉为“一代宗儒”，但他尊宋学却不排斥汉学及其他学派，而是博取众长，对于儒学以及其他的诸子百家，曾希望“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之以不足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也，不可缺也”。

正因他具有这样一种眼光与人格魅力，他的门生对他都极为佩服，称赞他“无学不窥，默观精要”。正因为他具有这样的气度与心胸，所以他任人唯贤，知人善任。凡有一技之长者，他都加以重用，充分发挥各人的特长，因此，愿为他效力的人极多，可以说当时中国出类拔萃的著名人物，都被吸引到他那里。对此，我们只要看看这张名单就够了：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胡林翼、彭玉麟、沈葆桢、容闳、薛福成、赵烈文，乃至他自己的儿子曾纪泽。这些在晚清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物几乎都在曾国藩身边工作过，受过他的提拔。

可见，成大事者当有不拘小节的广阔胸襟。不过生活中有很多人却恰恰相反。他们一旦被犯，则必不饶人，即便没人招惹，甚至还故意挑剔毛病，硬找差错，没有问题也要生出问题。有些人有时伪装成对工作事业认真负责的样子，有时又换上一副蛮横不讲理的嘴脸，或自以为聪明透顶，或傲慢无知。其实无论属于其中的哪一种表现，心里都揣着一个狭隘的念头，不愿与人为善。因为一切事物都不可能尽善尽美，所以他总是能为自己的行为“理由”一番。当一个人如此这般的时候，大抵他们并非冲着真理、正确、原则而来的，恰恰相反，他们只是以此作为口实和把柄，来达到他们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对人不对己。如果有谁也像他们那样反过来，用他们的矛，刺他们的盾，恐怕他们也会束手无策了。

那么，要怎样改掉这种狭隘的毛病呢？明朝大文学家吕坤给出了很好的回答。他认为：首先便要律己。自身要做到心诚，“诚则无心”，要有识见，身处污泥不被其玷污，不要把“你我”二字看得过于透彻，要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更重要的一点是要善于体察自己的过失。相对地说，客观公正地对待他人的过失比较容易些，而坦诚公正地认识自己就非常困难了。这是由于私欲等主观因素和非主观因素所造成的。所以必须做到每日“三省吾身”，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认识自我是安身处世的重要前提。

其次，要善于宽厚待人。由于人的能力有大有小，天下的事情应听凭各自的方便，决不能强求做到整齐划一，一刀切，只要能把事情办成就行。否则的话，即使人情备受痛苦，也是于事无补的。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正确对待他人的过失和错误上，吕坤提出了一系列的积极主张。如不以己所长而责备别人，责备人应留有余地，要谅人之愚，体人之情等等，一字概括，即为“恕”字。这里，吕坤指出劝善应以教育为主，既要指明对方的错误，使对方改过自新，又要考虑对方的承受能力。要分析对方的心理特点，千万不可以权压人、以理压人、以法压人，把对方逼上绝路。那只能使对方负隅顽抗，更加肆无忌惮。吕坤认为，人一旦到了无所顾忌的地步，就无所谓尊严、刑罚和事理了。因此，对于犯有过失的人，特别是偶一失足的青少年，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心诚则灵，这样感化别人，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吕坤真不愧是一位伟大的教育思想家。

当然，现代社会是法制社会，应该以道德教化与法治并重，过分地强调一点，而忽视另一点的做法都是片面的。

不断加快的生活节奏，难免让人心烦意乱；不断发生的生活摩擦，难免让人火气上升。不过，我们绝不能让浮躁牵着鼻子走，事事与人针锋相对，非要争出个你长我短，到头来，吃亏的往往是你自己。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太多了，因此，一定要心胸豁达，有涵养，不要为了不值得的小事去得罪别人。而且，生活中常有一些人喜欢论人短长，在背后说三道四。如果听到有人这样谈论自己，完全不必理睬这种人。只要自己能自由自在地按自己的方式去生活，又何必在意别人说些什么呢？只有这样，你才能得到一世的清宁。

立身处世别太清高，宽能得众贵在雅量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水太清澈了，鱼儿们无法藏身，也无法找到可以维持生存的食物，当然只有另寻可以生存的水域。人活得太清楚，要求太苛刻，也就没有了朋友。因为所有的人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你紧抓着这些不放，当然没有人敢接近你。曾国藩主张对己要严，对友要宽，尤其主张交友要有雅量，这样即便一时意见相左，最终也不会伤和气。

宽恕不仅是爱心的体现，而且是极高思想境界的升华，宽恕是一种博大的交友境界。表面上看，它只是一种放弃报复的决定，这种观点似乎有些消极，但真正的宽恕却是一种需要巨大精神力量支持的积极行为。宽恕更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品质，一种正确的自我意识的体现。一个人只有正确地认识自己，才会有宽容的胸怀。宽容得到的收益是人际关系的协调和适应。我国有一位著名心理学家曾经说过：“人类心理的适应，最主要的就是人际关系的适应，人类心理的病态，也主要由人际关系的失调而得来。”而人际关系的失调对身体健康有极大的损害，所以必须学会宽容。

中国有这句成语“宽则得众”，交友虽然多多益善，但要交诤友、交益友，不能交狐朋狗友。同时，不能让朋友下不来台，丢朋友的面子，这也是交友之重要原则。

这一原则在曾国藩的《答欧阳勋》一信中便得到了充分表现：春季承蒙惠赐，收到您寄来的信札及一首诗，情意深厚而且期许很高，有的不是我这浅陋之人所敢承当的。然而鉴于您教导我的一片心意，不敢不恭敬从命。由于我天资愚钝，无法凭自身求得振作、进步，常常借助外界的帮助来使自己不断向上、完善，因此一生对友谊一向珍视，谨慎而不敷衍。我曾经思虑自己如果心胸不够宽宏、器量狭小的话就不能博取天下的美德，因此不敢拿一个标准来强求他人。哪怕是一点长处、一点善行，如果它有益于我，都广泛汲取以求培养自己的德行；那些以正大之词、劝勉之论前来告知我的人，即使不一定投合我的心意，也从来都没有不深深感念他的厚意，认为他对我的关心，和其他人的泛泛之词迥乎不同。去年秋天和陈家二位兄弟见面，我们一起讨论争辩，其中有十分之六七的观点和我不一致，但我心里还是十分器重他们，认为他们确实是当今出类拔萃的人物，其见解虽不完全合乎大道，然而关键在于这些是他们自己悟到的，不像是一般读书人仅从读书、道听途说中得到的；其观点虽然不一定臻至炉火纯青毫无杂质，然而他们所批评的切合实际，完全可以匡正我的不足、欠缺。至于说到我们彼此之间的情投意合，又别有微妙难言的默契。离别之后惟独经常思念他们，觉得像这样的人实在是朋友中不可缺少的，丝毫不敢以私心偏见掺杂其中。平时我之所以不断勉励自己，并且大体上还能相信自己，原因就在于此。要做到交诤友，颂雅量。这是曾国藩的看法。

“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昔人之以咏张居正者，亦可以此诗来论定曾国藩。当时他的朋僚歌功颂德的话，我们不需一一征引，只看左宗棠对他如何论定吧！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寄其子孝威书云：“念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亦难恝然也。挽联云：‘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盖亦道实语。君臣友朋之间，居心宜直，用情宜厚，后前彼此争论，每拜疏后，即录稿咨送，可谓往去陵谷，绝无城府。至兹感伤不暇之时，乃复负气耶。‘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语亦久见章奏，非始毁今誉。儿当知吾心也。吾与侯有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竞势也。同时迂儒，妄生揣疑之词，何值一哂耶。”曾国藩对左宗棠始终有赞扬，无贬词，甚至说：“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左宗棠之进用，亦由曾国藩所荐，但二人性情不同，“有争者国事兵略”，不是私人的权力之争，故皆能持大体。

孔子说：“切切，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之间相互批评，和睦共处，就可以叫做士了。

1843年2月的一天，曾国藩的好朋友邵蕙西当着曾国藩的面数落了他几件事：一是怠慢，说他结交朋友不能长久，不能恭敬；二是自以为是，说他看诗文多固执己见；三是虚伪，说他对人能做出几副面孔。

邵蕙西的话虽少，但件件是实，句句属真，直截了当，锋芒所向，直指曾国藩的病处。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直率啊，我的朋友！我每天沉溺在大恶之中而不能自知！

这事给曾国藩很大的刺激，他在另一篇日记中写道：我对客人有怠慢的样子。而对这样的良友，不能产生严惮的心情，拿什么吸收别人的长处！这是拒友人于千里之外啊！接待宾客尚且如此，不必再问闲后的时候了。偃息烟火，静修容颜又怎么说呢？小人啊！

朋友有了过错，邵蕙西不指出来，那是邵蕙西的过错；朋友指出了过错，曾国藩不改正，那是曾国藩的过错。现在是一个直言不讳，一个表示痛改前非，正如朱熹《四书集注》中所说的：“责善朋友之道也。”

在曾国藩的师友中，李鸿章也可以算是他的一个诤友。这在曾国藩弹劾李元度事件中就可看出。

1860年，曾国藩为杜绝王有龄分裂湘系的企图，在进至祁门以后，遂奏请咸丰皇帝将李元度由温处道调往皖南道，并派他率军3000，进驻兵家必争之徽州。至徽州不满十日，李世贤即攻克徽州，李元度不逃往祁门大营，却败退至浙江开化，这是李元度明显倾向王有龄的迹象。及至祁门大营，丝毫没有闭门思过的迹象，竟然擅自向粮台索饷，并擅自回到了湖南。这使得曾国藩悔恨交加，决心弹劾其失徽州之罪，以申军纪。曾国藩此举，本无可厚非，但文武参佐却群起反对，指责曾国藩忘恩负义。李鸿章“乃率一幕人往争”，声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说：“我自属稿。”李鸿章表示：“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侍矣。”曾国藩气愤地说：“听君自便。”

后来，李鸿章负气离开祁门，辗转波折，欲复归至曾的门下，曾国藩则大度相容，并写信恳请李鸿章回营相助。

一次，李鸿章在与曾国藩畅谈时，直率地指出他的弱点是懦缓，即胆子小与效率差，这两个字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曾国藩的致命缺点。

曾国藩既有邵蕙西、李鸿章这样的诤友，也有吴竹如那样的挚友，这也是曾国藩德业能够不断长进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是1843年2月的一天，吴竹如与曾国藩促膝谈心，谈到他平生的交道，把曾国藩以知己相许，他说：“凡是阁下您所有的以期望许诺下的古语，信了它就足以滋长您自以为是的私念，不信它又恐怕辜负了您相知相许的真情，我只好自始至终怀着恐惧的心理。”几句话，不愠不火，不恼不怒，字字力若千斤。曾国藩当即记下了他的感受：

“听了吴竹如的几句话，我悚然汗下，竹如对我的敬重，简直是将神明收敛在内心。我有什么道德能担当得起呢？连日来安逸放肆，怎么能成为竹如的知己？实在是玷污竹如啊！”因曾国藩处世交友贵雅量，所以他从不苛求于人，而是待人以诚。

有很多人，遇到挫折后，不是去寻求方法克服困难，而是把一切原因都归结到别人身上，喜欢迁怒别人。

迁怒别人只能给自己的人际交往带来障碍，对排除困难没有任何作用。因此，克服挫折应该首先想到善待别人。

社会逆境引起的挫折，其根源都是人为的。对于有意为自己设置障碍的人，受挫者该如何对待呢？是耿耿于怀，视为永远的敌人？还是宽容大度，化干戈为玉帛呢？应该是后者。

宽恕不是对原则问题的一种让步，而是对他人的一些非原则性的缺点和过失的一种宽容和谅解。宽恕看起来是一件很矛盾的事，但如果不宽容而去伤害只能导致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那么就会出现“冤冤相报何时了”的后果。同时，不肯宽恕别人的人往往使自己吃苦，他们会因此失眠、肠胃不适，甚至还会引起高血压。然而一旦宽恕别人之后，他们就会超越一次巨大的挫折——一种可以称为再生的心灵净化过程。当然，受到伤害的人必须有时间处理自己的愤怒，认清自己对整个事件所负的责任以及拒绝宽恕会带来的后果，然后宽恕才能发挥最好的功效。

《菜根谭》上说：立身处世不能太过清高，对于污浊、屈辱、丑恶的东西要能够承受，与人相处不能太过计较，对于善良的、邪恶的、智慧的、愚蠢的人都要能够理解包容。心胸狭窄之人，无论在安邦治国，还是在图谋个人方面的发展上，都不可能成大器。做人要有广阔的胸襟、宽容的雅量，能容纳一切荣辱冷暖，方能治国经世。用人之道如此，为人之道亦如此。

人有恩于我不可忘，而有怨则不可不忘

感恩是华夏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传统美德，从“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到“衔环结草，以谢恩泽”，以及我们常说的“乌鸦反哺，羔羊跪乳”，“感恩”在国人心中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曾国藩能够叱咤风云，自然得到不少人的帮助，而这些他从不曾忘记。

善于助人是美好的品德，这一点在孔子的人生观中就有体现，对于有才能的人来讲，如果他不忌妒人才，而是抱着该帮助就帮助，该举荐就举荐的目的，就一定能够获得一片赞誉声。

每一个事业有成的人，在成功的路上，都曾经受到过别人的许多帮助。因此我们应该帮助别人作为回报，这是公平的游戏规则。

有一些人常犯一种通病，忘记不该忘记的人。这样，常会引起一些麻烦，会遭受外来打击。实际上关心有助于己的人，既是一种美德，也为你下一步获取成功性格铺平道路。你知道，有多少人都是被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打败的，这是教训。

曾国藩也是这样一个人。1868年，已离京17年的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调直隶总督。他到了京师后，先去看望了他的理学老师、当时的相国（大学士）倭仁。17年弹指一挥，曾国藩把他人生最宝贵的时光都交付给了金戈铁马。17年后，他以侯爵、大学士、直隶总督的多重显贵身份回到京师时，已是两鬓斑白。他的老师倭仁此间也步步高升，成为朝廷倚重的大臣。两人有美好的交往史，又有着共同的锦绣前程，自然话也投机，直到次日三更，曾国藩才回寓所。

曾国藩还要为倭仁老师做说客。平生将“不干预公事”奉为为政三大法宝之一的曾国藩这次却是破了例。那是为倭仁兼管部务的事。清朝立国之初，诸王兼管六部事务，这也是皇族势力膨胀操持国家事务的非常时期。以后诸王势力衰落，部务由大学士兼管。但时此时彼，往往据人而定。同治时期，慈禧虽以皇帝母亲之尊，握有大权，但恭亲王奕讠斤稳操朝政，因此，一般人事任免奕讠斤有很大的发言权。曾国藩赴总督衙署的前一天，吃过中饭后即到恭亲王府邸，拜见这位权倾朝野的亲王。曾国藩并没有开门见山，而是“泛论他事”，谈得倒也投机，“久谈约六刻许”，临至末了，才提及倭相国仍管部务的事。奕讠斤当然不能驳这个面子，不久倭仁即兼管部务了。

曾国藩在京城还专门拜访了多次提携他的大恩人——穆彰阿府邸。咸丰一朝，穆彰阿颇受非议，到同治时，穆彰阿属隔代重臣，人们倒有些淡忘了。但曾国藩并没有忘记。

他很注意当时人对穆彰阿的评价。还是在出门拜客之际，曾国藩在轿中仔细阅读《穆彰阿年谱》，对有疑问之处，还标上了许多记号。12月28日，曾国藩亲往穆宅，拜会了志向相同的七世兄萨善、九世兄萨廉。昔日的穆府显然已衰落了，虽有三两个下人进进出出，给客人上茶点蔬果，但从穆家的摆设及人们的眼神中，曾国藩作为见证人，分明感受到了今不如昔的无情。他带了一些礼物，留了一些银两，说上一些无关痛痒的安慰话，除此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他看不出，这就是昔日那位能让自己一飞冲天的老相国的宅院，昔日那位权炙可热的皇帝宠臣，你在哪里？曾国藩又一次感受了盛衰的无情。当天夜里，他回到寓所，仍有“不胜盛衰今昔之感”。

曾国藩还没有忘记去看望塔齐布的老母亲。塔齐布是曾国藩初练湘军时的主要帮手之一。勇猛善战，兼有智略，后执弟子礼师事曾国藩。咸丰四年（1854年）战死疆场。星转斗移，塔齐布的母亲此时已年过八旬。当她得报曾国藩来访时，直接延入上房，具酒相待。塔母谈及塔齐布之弟也于今年八月病卒。塔齐布的母亲让两位失去丈夫的儿媳一同出来拜见曾国藩，多少有点“亲不拘礼”的意思。曾国藩得知，塔齐布三兄弟都没有留下子嗣，“亲房无可承继之人，实为可惜”。塔齐布的妹妹有儿女也随后拜见了曾国藩，并哭着向曾国藩请求“提拔其婿”的事，曾国藩自然少不了一番安慰，也多了几分感叹。随即，曾国藩馈给塔齐布家里一笔丰厚的银两而别。

曾国藩在京城的活动很多，日程排得很满。但他还是没有忘记去拜访对他一生有过重要帮助的人，就此观之，曾国藩不是个势利之辈，可说是个血性之人。

如何对待有德于己的人，不单是检验个人的品格如何，更是此人有没有凝聚力、向心力的关键所在。做人不要忘恩负义，不要因为别人做了一点错事，就忘记他对你的好，乃至撕破脸皮，大声斥责、谩骂。这种无情无义的做法令人心寒，更会让身边的人离你而去。

一个有修养的人不同于常人之处，首先在于他的恩怨观是以恕人克己为前提的。一般人总是容易记仇而不善于怀恩，因此有“忘恩负义”、“恩将仇报”、“过河拆桥”等等说法，古之君子却有“以德报怨”、“涌泉相报”、“一饭之恩终身不忘”的传统。为人不可斤斤计较，少想别人的不足、别人待我的不是；别人于我有恩应时刻记取于心。人人都这样想，人际就和谐了，世界就太平了。用现在的话讲，多看别人的长处，多记别人的好处，矛盾就化解了。

感恩是一种境界，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项处世哲学，更是一种人生智慧。学会感恩，这是做人的基本。感恩不是单纯的知恩图报，而是要求我们摒弃狭隘，追求健全的人格。做人，应常怀感恩之心，记住别人对我们的恩惠，洗去我们对别人的怨恨，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人生的旅程中自由驰行。对人对事，我们若能将恩惠刻在石头上，将仇恨写在沙滩上，那么，我们的人生将会异常的富足、异常的饱满。

正所谓“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懂得感恩的人才值得结交。切莫因为一点小事而将他人之恩全部抹杀，这是很没有良心的。人活于世，少不了别人的帮助，没有他人的帮助，你根本无法存活。所以，做人必须懂得感恩，忘恩负义之人不可能成就大事。时刻将别人对你的好处记在心上，有一颗感恩的心，这样才能做事做得明白，而别人也乐于继续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