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大敌是明白做事的道理而不去实干。中国古代有一则寓言，说一位年轻人到海边看垂钓，见老者不时就有鱼上钩，一时羡慕不已。老者告诉年轻人，这样看下去，不如回家织个网，就会有鱼入网了。这就是“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典故。成功是一个过程，多是要从低到高、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你空有想法而不去做，又能得到什么？君踏实，则霸业成。

莫以事小而不为之，滴水虽微渐盈大器

做大事必须从小事做起，不做好小事，怎么能做大事？一个志在成功的人一定要在必须处理的小事上多下功夫，不能让它们成为做大事的障碍。曾国藩在这一方面继承了“莫以善小而不为”的儒家观念，抓好每一件小事，成就每一件大事。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世界上最宝贵的就是‘今’，最容易丧失的也是‘今’，因为它最容易丧失，所以更觉得它宝贵。”

现实中有很多所谓的“能人”一生沉沦下去，就是因为在他们的心中有太多的不公平。以至于没有时间，或者是没有心情去做眼前的“小事”、“琐碎事”，让这些“能人”的才华无法展示出来。也有很多的“能人”在得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工作或者是职位之后，很快就从新的职位或者是工作岗位上摔了下来。

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是他们一天到晚心中就惦记着“机会如何来临”，却没有想到机会真的来临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就好像心中一天到晚只想着如何当元帅，根本没有想到真正当上元帅以后怎么办，更别说实际中的准备工作了。

曾国藩善于从全局、从大局考虑问题，但对具体步骤又有条不紊，有章有法。对于打败强敌，他认为器械十分重要，如规定矛杆用竹必须“老而坚者”，“木周木必须小树圆身，大树锯开者不可用”。他发现邹寿璋捐办的矛杆不合规定，立即下令更换。后来，他还亲自研究炮子的打造，将原来生铁为原料，改为熟铁，结果既解决了炮子“经药辄散”的难题，又使射程“多一里有奇”。这种炮子大如葡萄，每炮装子百余颗，或三四百颗。“喷薄而出，如珠如雨，殆无隙地，当之辄碎”。杀伤力之大，可以想见。当时国内造炮技术原始，多方进求，亦无大的进展。于是决意在广州采购洋炮千尊，但至咸丰四年二月，只解到320尊。以后陆续采购，大大增加，成为湘军水师主要利器。

曾国藩还是最早提出自筹军饷的将帅之一。这有一个过程，江忠源之楚勇在广西和本省作战，或由赛尚阿大营粮台，或由湖南官府拨给。湘勇至长沙之三营也同样如此，但省内财政拮据，再加上与大吏矛盾日益尖锐，曾国藩力图改变依赖官府济饷的局面，“不欲取之藩库”，乃决计自筹军饷。为此，他一面呼吁湘潭富户解囊相助，一面拟定简明章程，在有关州县庙局劝捐，并敦请郭嵩焘等人及各地绅士相助。据郭嵩焘说，成绩可观，“甫一月捐得十万余金”。有的富户慷慨捐输，如湘乡首富朱某，一次就捐万金；衡州前湖北巡抚杨健之子，也捐银万两，安福蒋某更捐钱三十余万串。但多数并不踊跃。曾国藩决计勒捐，即强行令富户捐助，“捐输一事，竟亦非勒不行，待已决计行勒之药”。不仅勒捐一般富户，已故两江总督陶澍、湖北巡抚常大淳家亦不例外。这样，至十二月，捐款有了增加，竟达到六万串。此外，曾国藩还奏准清廷拨银四万，湖广总督吴文咨准截留两万。

但支出更多，仅军饷一项，十二月曾国藩言即需七八万金。此外，造船所费亦巨，如奏准截留之四万金，仅十一月中旬到衡，至十月七日，就“已用去三分之二”，当时正“大招水勇，所费不赀”，这就使曾国藩不得不向骆秉璋告急，“务须省库一为协济，乃可了此一局”。事实上，到衡州后，留在长沙一带之湘军勇营，仍由藩库供饷，曾自筹之饷，只能供给在衡之四营及大营日常开支。这就是说，曾国藩依靠捐输以自筹军饷，“不欲取之藩库”的计划并未实现，仍不能不依赖省中大吏的支援。骆秉璋顾全大局，并认识到支援曾国藩，正是保卫湖南、保住自己官位，乃至身家性命的明智措施。有此一番经历，曾国藩更痛切地认识到清廷拨款，对绅士自行劝捐集饷，都不能抱过高的希望，而依靠地方政权筹饷，布置建军，提高了部队的素质，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但同时也使满汉统治者力量对比产生新的变化，带来新的矛盾和问题。“改弦更张”与“赤地新立”，在制度上、人事上，使湘军与经制兵八旗、绿营完全分离，自成系统。而选将募勇坚持同省同县的地域标准，鼓励兄弟亲朋师生一同入伍，甚至同在一营，强调对弁勇施以家人父兄式的教育，则是以同乡和伦常的封建情谊，联结全军上下左右的关系。自筹军饷又是建立足以生存，获得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实行帅任将、将择弁、弁招勇的层层递选制，更把地位与厚禄化为各级头目的个人恩德，使其所属弁勇感恩图报，对之忠心耿耿。曾国藩为湘军的创建者和统帅，不仅控制全军各个部门和环节，而且，又是上述各种关系和情感的体现者和凝聚点，这样，就很自然成为全军将弁勇夫感恩图报、力图效忠的对象。曾国藩竭力维护自己这一地位，他对王錱的处理，正是这种努力的生动例证。这样的湘军，不言而喻，必然疏远清廷、亲抚将帅，成为曾国藩等私人或集团的军队。

做事就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不可急于求成，循序渐进才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成功的诀窍也就体现在一个“度”字上，不可操之过急，也不可过缓，要掌握好求稳渐进的奥妙。真正懂得生活，悟透现实与虚妄的智者，必然不会把自己的肉体和灵魂的希望都寄托给所谓的“未来”。他们拒绝任何麻醉和虚假的安慰，而主张在现实中积极生活。

生活中，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当你站在沙堆上，无论你怎样用力，都没有在结实路面上跳得高、跳得远。其实，人生亦是如此，如果你好高骛远，不能踏踏实实地做好工作，不能脚踏实地地做人，就无法为自己的进步打下坚实基础。

一个人的能力，尤其是专业知识、工作规划以及处理问题的能力，都不是三两天可以培养起来的。也许你一开始的地位低下，能力也不强，但只要你能脚踏实地、勤勤恳恳地工作，你的各方面能力必然会很快得以提高。

无论做什么事，我们都要脚踏实地、全力以赴，这样会使你越发能干，同时你的心智也会成长，可以追求更大的成功。

如果谁好高骛远，那就在人生操作上犯了一个大错误。不要以为可以不经过程而直奔终点，不从卑俗而直达高雅，舍弃细小而直达广大，跳过近前而直达远方。心性高傲、目标远大固然不错，但有了目标，还要为目标付出努力，如果你只空怀大志，而不愿为理想的实现付出辛勤劳动，那“理想”永远只能是空中楼阁，是一文不值的东西。

进步需要一点一滴的努力。就像“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一样，房屋是由一砖一瓦堆砌成的；足球比赛最后的胜利是由一次一次的得分累积而成的；商家的繁荣也是靠着一个一个的顾客逐渐壮大的。所以说，每一个重大的成就，都是一系列小成就累积而成。

一室之不治，何以治天下？一手不洗，滴水不补，片房不扫，何以御病魔？何以保健康？何以成大业？何以济沧海？我们做人，应做到：不以事小而忽略，不以事大而轻浮。大丈夫欲扫天下，需始于足下，要想成就大事，必须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

勤成大事惰误人生，学无止境切莫倦怠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超越自我的过程，人只有在认识到自身的不足以后，不断进行自我完善，才能不断取得进步。那些不懂得充实自己的人，显然是愚蠢的；那些自我封闭的民族，必然是落后的。曾国藩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最封闭、相对最为落后的时代，他有振兴民族的伟大志向，而他也深知，这需要从不断强化自身开始。

“成事在人”，这是俗语，也是真理。一件事、一项事业，人是最根本的因素。你用什么样的态度来付出，就会有相应的成就回报你。如果以勤付出，回报你的，也必将是丰厚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成事在勤”实不为过。所以，养成勤的习惯，对于每一个青年人来说都是必需的。

有人将人生比作一段旅程是因为人生的艰难曲折，人在旅途上，他的目的不仅仅是游山玩水，他肩负着人生的使命，他要向前走，不停地走，一直走到人生的终点，体味人生的意义，无怨无悔地走完人生之旅。旅途上的食粮是勤奋。没有它，一个人不可能在人生之路上走很远，即使能走远，也是碌碌无为的，走了很长的路，却依然两手空空。只有勤奋，才能走好人生的路，获得事业的辉煌。无论是做到的抑或是没有做到的事，勤奋都可以令你在生命里做到。圣贤不是天生的，都是勤奋造就的。

世上成功之事，缺了勤奋就会变得不易实现，如果有了勤奋，成功也就不会太难了。

“勤”字成大事，“惰”字误人生。曾国藩始终在“勤”字上下功夫，告诫自己莫要懒惰。凡懒惰者都是可怜虫！

学养是人生必不可少的知识。曾国藩的学养乃天下公认。如果曾国藩躲在书斋中研究程朱理学，他会成为一个理学大师。但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并非理学能挽救的。曾国藩学如其人，一生几变，每一次“变”都适应了时代的要求。由理学到“经世学”，再到“洋务学”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废志无以成学，废学无以成才。

曾国藩生平处世的成功，可以说是读书的成功。他治学有方，通过读书，走上了仕宦之途，广交了益友，领会了行军打仗之术，树立并实践了报效国家、明道经世的远大志向。

当曾国藩供职京师的时候，正是中国内乱外患交迫之时。曾国藩所关心的，在外有“英夷”，在内有太平天国，在灾情则有黄河决口。所以，他读书更侧重经世致用之学特别是舆地之学。在闲暇的时候，曾国藩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通过大量的并有所选择性地阅读古代史籍，尽量把现实的问题考究详尽。所以一旦当权，便能把平时读书得来的学问，拿出来应用。后来太平天国声势大盛，曾国藩以一书生出而致用，终能镇压洪、杨，一般人都视之为异。我们只要知道他十多年的京官生活，十多年京师名流之间的交往互教，十多年京师期间坚持不懈地刻苦攻读经世致用之书籍，是如何地准备着应付事变，如何地关切时务，如何地虚心研究，便可知道曾国藩的成功，决不是侥幸得来的。

当时掌理全国庶政的六部，除了户部之外，曾国藩担任过礼、吏、兵、刑、工五部的侍郎，在为官期间，对照自己所任各部的工作特点，他专心潜读《通典》和《资治通鉴》，由此而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场风习、山川形势、民生疾苦和武备良窳。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遍阅清代道光以上历朝文献，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靡，遂因皇帝之下诏求言而先后参照史籍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体现了他明道经世的抱负。

在战火纷飞、百务缠身的岁月里，曾国藩还特别喜爱研究王船山著作。在他认真研读、全力刊刻船山著作的影响下，湘军许多重要人物都积极参与认真研读船山著作，形成了自上而下倡导船山之学、研读船山之书的浓郁风气。后来王夫之的大名越传越广，影响越来越大，与曾国藩的倡导“王学”有极大关系。

在曾国藩读书榜样的示范下，湘军将帅们则是把孔、孟、周、张、程、朱，直到船山的“圣贤学脉”、“儒家道统”作为自己的思想信仰，并把《船山遗书》（特别是其中的史论）当作“千秋金镜，帷幄珠囊”来读的。曾国藩在《船山遗书》刊刻之先就大量反复地阅读了能够寻找到的船山著作，尤其对于《读通鉴论》、《宋论》等史论性著作已烂熟于心，多有心得体会，日记中均有记载。在他的推崇与倡导下，一些湘军将领也早在曾氏兄弟刊刻《船山遗书》之前就已开始研读船山著作，而在《船山遗书》刻成之后更加形成**。当然，这批将领也不是仅仅研读船山著作，而是也像曾国藩一样，从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广搜博取，以求治国用兵之道，为其军政实践服务。正如郭嵩焘所说：“军兴以来，湘人起文学任将帅，肩项相望。一时武健强力，多知折节读书。军行所至，闻弦歌之声。”大批湘军将领多是从“一介书生”、“布衣寒士”而投笔从戎，从文书、幕僚或中下级军官，一跃而成为统兵作战、独当一面的高级将帅，不少人成为巡抚总督一类的封疆大吏，有的甚至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他们异口同声地赞颂船山、弘扬船山，显然从《船山遗书》中获益匪浅。光绪年间湖北学政孔祥麟说：“船山所著史论，具上下古今之识，指陈历代之兴衰治乱，是以咸、同之际，中兴将帅，半湘省儒生，其得力夫之之遗书者皆多。盖夫之知明社之覆，前由武备之废弛，后由兵谋之未娴，故于历代兵事谋之甚详。湘人服膺其书，多明将略戎机，遂能削平大难。”这就充分说明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将帅们为什么在戎马倥偬的战火中，如此认真地研读、刊刻、提倡、弘扬《船山遗书》的历史秘密。

通过研读船山著述，使曾国藩“经世致用”的学术观点臻于完善，也使他的军功业绩如日中天。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对中国近现代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活动于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人物，无论是正面的或是反面的，无不在不同程度上受过曾国藩的影响，无不像曾国藩那样去认真地阅读和研究船山学术。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热血奔放的青年时代，都曾热烈地仰慕过曾国藩。

曾国藩于读书学习，尤为可贵的是，把它作为一生之事，相伴终生。

1871年，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可以说一天不如一天。作为理学修养甚深的他，在1月17日写了几句箴言，警示和鞭策自己读书不要放松。这几句话语是：“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他认为“暮年疾病、事变，人人不免”，而读书则贵在坚持，并在读书中体味出乐趣。因此，在2月17日，他自己感到病甚不支，多睡则略愈，夜间偶探得右肾浮肿，大如鸡卵，这确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却置之一旁，晚上照旧读书不废。疾病缠身，这已是难以摆脱的困扰，“前以目疾，用心则愈蒙；近以疝气，用心则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竟成一废人矣”。但药疗不如读书，他离不开书，他离开了书就是一个废人了。

这年秋冬季，曾国藩病情更加严重，“脚肿愈甚，常服之袜已不能入，肥而复硬，且似已肿过膝上者。大约作文及看生书，俱嫌用心太过，有损于血，而气不能运化，故至于此，以后当不做文，不看生书”。在这则日记中，我们既可看到他身体的状况，也可看到他在写作和读书时的投入。在此他虽规定自己以后当不做文，不看生书，但无法按规定办事。因为不久，扬州阮家送《许周生集》，这是一部他从未看过的新书，拿到手后便难以放下，读就必须从头到尾读完，读的过程又全神贯注。后来湖南王运闿送近年所著《周易燕说》、《尚书大传补注》、《禹贡笺》、《谷梁申义》、《庄子七篇注》、《湘绮楼文集》，他收到后虽不能一一细看，但每书都较为认真地翻看了几遍。此后他又违背原来规定的不阅读生书的初衷，继续坚持阅读了《居易金箴》，王其所送其父著《王霞九文集》，朱彬所纂《礼记训纂》，李芋仙寄来的《道蕴编》，日本人所著《新论》，上海新译之书《中外古今年表》，唐义渠所寄之《湖南阳秋》，王霞轩所寄《王少鹤诗》，陶篁村所撰《浙江诗话》，柳兴恩《谷梁大义述》等一批生书。

1872年3月2日，曾国藩的老病之躯已如风中残烛了。这一天，他“病肝风，右足麻木，良久乃愈”。3月5日，前河道总督苏廷魁过金陵，曾国藩出城迎候，出发之前阅《二程全书》，迎接途中，“舆中背诵《四书》，忽手指戈什哈，欲有所言，口噤不能出声”。身体差到如此地步，他还是坚持每日阅读《二程全书》。但他接连在日记中发出感叹：“近年或做诗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也。不能溘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苟活人间，惭悚何极！”“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他自知油尽灯枯，将不久于人世，便抓住生命即将息歇时光做自己最喜爱的事——读书。他每天读的书就是《二程全书》，希望在理学的探究和修养上，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

成功需要辛勤的汗水来浇灌，懒惰、不求进取是成功最大的敌人。人的一生短暂，但生命的成长和精神境界提升的历程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许多人都在追逐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却忽视了作为人一生中一切事务的根基——进德修业功课，以致到头来才发觉自己的一生其实都处于浑浑噩噩的状态中，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就。

自我完善不仅是为人处世的前提条件，更是自身充实生命的需要，因此，需要时时处处勤奋努力。即使这样，也不可能达到完美，但因此而放松懈怠，更是一种自弃。没有人能够在自己的生命之外，找到真正能安身立命的所在。

毫无疑问，学习是有利于人生进步的，同时，它亦可充实我们的生活。一个人如果知道自己学得不够，自然而然就会谦虚谨慎，而越学又越会觉得自己无知、渺小，于是乎自己的感悟及收获就会大增。

毫不过分地说，学习，就是我们“点石成金的手指”，是我们立足于社会的根本。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今天，唯有懂得学习、会学习，才能出人头地，摘下属于自己的胜利果实。

所以，每一个志在成功的人，必须不断地在工作和生活中学习新的知识、汲取新的养分，借以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要知道，在知识“折旧”的过程中，即便是原本可以“点石成金”的手指，也会逐渐失去光泽，最终变得与普通手指一般无二。

可以肯定，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不足之处，这就需要不断去弥补。正所谓“学无止境”，为学修业绝不应该满足。人这一生，需要学习的东西数不胜数，我们应该有的放矢，身上缺少什么，就补充什么，如此才能不断地完善自己。

想法太多堕入空想，君踏实则霸业有成

“君踏实，则霸业成！”理想不是想象，成功最害怕空想。要想成就人生，就必须干将起来。躺在地上等机遇永远不会成功，因为机遇早已从头顶飘过。曾国藩是个不折不扣的实干家。综观曾国藩生平处世，不仅积累了具体事情亲身入局的办法，更体验到了天下大事需积极出面入局的意义。为此他入了匡时救世“报效国家”之大局，入了科举之局、为官之局、从军打仗之局，且都有所成就，成为一位人生的强者。

想法太多，就会堕入空想，这是造成一个人事业大起大落的缺点。这种人想做的事太多，结果反而一事无成。究其因还是由于自己的性格弱点所致。

这种弱点经常在喜欢冒险的人身上发现，这些冒险者发达起来时，简直就像希腊点石成金的米达斯，无论做什么生意都赚钱。他们自己和别人都相信他们会一直飞黄腾达下去。而问题却往往出在当他们垮下去的时候。

这些人的基本问题是，目标太分散以致无法集中目标。

这个世界总是为那些有目的的人准备着路径。如果一个人有目标、有对象，晓得他自己是向着何处前进，那么，他就比那些游**不定、不知所从的人来得更有成就。没有对象，就不能有迅速的进步。有人曾经这样说：“如果你不知道你是往何处去，你便不会达到什么目的。”

想法太多，或者想实现的目标太多，跟没有想法、没有目标其实是一样的有害。

在遭遇挫败的一段时间，过去的一切似乎总是挥之不去，我们仿佛被钉死在上面了。我们会一直思考，又不时做一些修正。似乎在我们有行动能力之前，必须先回顾过去并且了解它的意义。所有的人都注定要成为自己一生的历史学家。

遭遇重大的挫折时，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对自己诚实。除非我们解答出何以失败的问题，否则就无法把失败变成成功之母。

只有用分析家冷静的眼光，而不是情绪化的埋怨责备，才能把我们从失败的性格之中解放出来。为什么聪明的人会失败？原因有一大箩筐，它无疑比我们在此所提到的更多。失败实在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即使最棒的人也在所难免，能够从失败中汲取经验，才是了不起的事。

聪明的人唯一与众不同的是，他们能够记起自己在性格上的失败教训，例如堕入空想。

曾国藩最不喜欢经常空幻想、发牢骚、怨天尤人的做法，提出“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亲身入局，才能有改变的希望”的原则。

曾国藩处世的成功，和他主张的做事必须躬亲实践有关。关于这一点，清末的蔡冠洛说：曾国藩以前任两江总督时，讨论研究的文书，条理清楚严密。没有不是亲手制定的章程，没有不是亲自圈点的文书。前年他回任两江总督时，感激皇上恩情高厚，仍然令其坐镇东南，他自己说如稍有怠惰安逸，则内心会负疚很深。他利用工作之余接见各方面的客人，见到后必定要访问周详，殷勤训导勉励。对于幕僚下属贤明与否，事情的原原本本，没有不默默地记在心里的。他患病不起，实在是由平日事无巨细均须亲自过问，用尽了精力、费尽了心思所造成的。亲身入局，首先要自己做得正。

曾国藩说：风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注修养，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曾国藩在《格言四幅赠李芋仙》中提到了亲身入局的办法，即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所谓“身到”是指，比如，身为基层官员，就应该亲自去查验有关人命、盗窃等案情，亲自到乡村去调查；身为军官就应该亲自巡视营垒，亲自到战场冲锋陷阵。所谓“心到”是指，遇到任何事情都要细心分析，对事物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首先要能分解开，最后要能综合得起来。所谓“眼到”是指，留心观察他人，认真研读公文。所谓“手到”是指，对于人们的优劣是非、事情的关键要点，应随时记录，用以防备遗忘。所谓“口到”是指，在差遣人这样的事情、警戒众人这样的言辞方面，不但要有公文告知他人，还要不怕烦劳反复苦口叮咛。关于曾国藩的“口到”，有这样一段记载。

刘铭传率师追捻军于鄂、豫之交，与鲍超军相会，一天，刘见曾国藩，曾问曰：“见鲍春霆欤？”曰：“然。”曾又曰：“穿黄马褂耶？”曰：“否。”曾国藩感到很惊讶，问为什么没有穿？又问：“叙战功欤？”曰：“主人仰客，大名幸得一见，将谦让之不遑，岂复有可叙之功。客因主人口不言功而不言己功，亦客敬主人之意也。”曾国藩大笑。观此可知驭将之道，虽在小节，但不可不知之。这件事可谓是曾国藩口到的生动表现。

做事能亲身入局，且能行得正，其影响是十分重大的。《论语》中指出：“其身正，不令而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就是说，如果自己的行为不端正，那么无论制定什么政策规章，部下都不会遵从的。

曾国藩、林则徐都深切地体会到亲身实践的重要。林则徐在江苏做巡抚时，曾经对他的僚属说：“我恨自己不是牧令出身的，每件事还都得亲自去实践。”曾国藩在两江做总督时，也曾经说：“做官应当从州县做起，才能够立得住脚。”

正是秉持着这种“事必躬亲”的严谨态度，曾国藩每想到一步，便积极地去运作，每做一步，都力求做到最好，而他的人生也因此受益匪浅。

由此可见，人格与尊严是自己干出来的，空想只会通向平庸，而绝不是成功。

然而，现实中不乏空想家，这样的人总是夸夸其谈，说起理想来天花乱坠。他们有着数不完的理想，制定了成百上千个计划与方案，却从不做一件实事。他们习惯于给自己找借口，譬如，精力不足、没有时间等等；看到别人成功，他们总是会安慰自己，“他的机遇好，而我没这种命”；于是，他们年复一年地勾画着自己的梦想，但直至老去，依然一事无成。这是很可悲的。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将军亦不是想当就能当上的，你不仅要敢想，还要肯干！如果你时刻想着“统率三军”，却连一个“士兵”该做的事都不做，那又何谈“横刀立马扫天下”呢？谁会相信你有这个能耐？

所以说，若想做成一件事，就要先入局。在实践中充实自己、展现自己的才能，将该做的事情做好，证明自身的价值，如此你才能得到别人的认可。

要知道，那些成功人士都是一点点干起来的。当他们一文不名时，就已经为自己立下了大志，并且愿意为自己的理想付出。他们脚踏实地地干，舍生忘死地拼，矢志不渝地搏，才有了后来的风光无限。

这就是实干家与空想家的区别。我们若能认识到这一点，就应该立即划清梦想与空想的界限，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自己的梦想。

毫无疑问，空想是不会成功的。付出才有回报。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中，有人有始有终、有人半途而废，这缘于个人执着程度的不同。但不管怎样，只要坚持过并坚持着，就会有不同程度的收获。倘若空有梦想，却从不曾行动，那无异于得过且过。这种懒惰或者说是麻木，带给人生的伤害不可估量。因而，我们必须让自己实干起来，我们可以将梦想视觉化，将其做成图文，贴在床头或是某个抬头可见的地方，让它时刻提醒自己、鞭策自己行动起来，从而去完成每一个需要我们实现的目标。

不固己见亦不轻信，掌握根本拒绝盲从

“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做人做事不能过分依赖别人的意见，轻信别人者都是因为自己缺乏主见，误以为真理总在别人的手中。曾国藩通晓人情世故，做到绝不盲从于人，认为盲从只能误己。

一个真正独立的人，必然是个不轻信盲从的人。一个人心灵的完整性是不能破坏的。当我们放弃自己的立场，而想用别人的观点来评价一件事的时候，错误往往就不期而至了。

我们也许可以做这样的理解：“要尽可能从他人的观点来看事情，但不可因此而失去自己的观点。”

当我们身处于陌生的环境，没有任何经验可供参考的时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建立信心，然后才能按照自己的信念和原则去做。假如成熟能带给你什么好处的话，那便是发现自己的信念并有实现这些信念的勇气，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时间能让我们总结出一套属于自己的审判标准来。举例来说，我们会发现诚实是最好的行事指南，这不只因为许多人这样教导过我们，而是通过我们自己的观察、摸索和思考的结果。很幸运的是，对整个社会来说，大部分人对生活上的基本原则表示认可，否则，我们就要陷于一片混乱之中了。保持思想独立不随波逐流很难，至少不是件简单的事，有时还有危险性。为了追求安全感，人们顺应环境，最后常常变成了环境的奴隶。然而，无数事实告诉人们：人的真正自由，是在接受生活的各种挑战之后，是经过不断追求、拼搏并经历各种争议之后争取来的。

如果我们真的成熟了。便不再需要怯懦地到避难所里去顺应环境；我们不必藏在人群当中，不敢把自己的独特性表现出来；我们不必盲目顺从他人的思想，而是凡事有自己的观点与主张。

从事政治，当然不能固执己见，也不可轻信别人的话，必须经常权衡利弊，找出掌握根本、把握源流的办法。

曾国藩在给丁雨生的回信中说：承蒙您论说淮盐事的利弊，洋洋洒洒数千言，十分详细。所说：“局外的议论，公正但不符合实际情况；局内的意见，亲切但多有私心在里面。善于猜测的人，不去顾及物力盈亏；议论变法的人，不去考虑后果。”这几句话特别中肯。国藩上封信里要阁下审慎听取意见，谨慎抉择而不要轻易处置，正是这个意思……国藩从来办事，不固执己见，也不轻信别人的话，必须是看准了利害关系后，才肯放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的。阁下思想敏锐，常常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如果钻研得太过，看到处处都是荆棘，那也未免是舍弃康庄大道不走而去钻牛角尖，厌弃牧畜而想螺蛤了。

在给胡林翼的信中，曾国藩说：收取的利多了，老百姓会怨恨，参劾别人多了，官员们会生诽谤，用这些话来劝告你的，虽有些不符合自己的情况，也不应该郁郁不乐放在心上。我们所以慎之又慎的，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就没有需要下力气的地方了。古人说：“如果从流俗毁誉上打听消息，那他是站不住脚的。”总是想平日的短处，那只能是在毁誉上打听消息，近来应该多想想在用人妥当与否上打听消息。

分析一下这里的原因，大约有两条。一是办事的人，绝不可能只有赞誉而没有诽谤或评论，只有恩宠而没有怨恨；二是舆论往往随时变化，并没有一定的标准。所以，若不是自己要求树立根基，专从流俗毁誉上去打听消息，一定会有站不住脚的那一天。曾国藩在给恽中丞的信中说：凡是干事的人，绝不可能只有赞扬而没有诽谤，只有恩宠而没有怨恨。自我修养的人，只求心静就够了，切不可因讥讽议论而气馁、消沉；衡量评价别人的人，只求一个长处可取就行了，切不可因有小毛病而放弃了有用的人才。如果对佼佼者过于苛求，那么庸庸碌碌的人反而会走运。

曾国藩强调办事和做人权衡利害，把握轻重，要特别注意不以流俗的毁誉为转移。他在给陈舫仙的回信中说：“京师的议论与枢密院的消息随时变化。每逢遇到官员上下交接，本来众望所归的人，转眼间就会被人唾弃；也有的群疑众谤、被议论纷纷的人，转眼工夫又风平浪静了。只有卓然自立的人士，经过红与黑的变化也不改变自己的形象。阁下这次进京，时间没有几天，但上天的眷顾和舆论似乎都是很好的，望阁下不要沾沾自喜，将来如果有吹毛求疵的议论，恩顾无存，望阁下也不要因此而沮丧。早晚孜孜以求自立之道，私事就是干自己的事与读书二者并进，公事就是管理与防务二者兼营。以勤为本，辅之以诚。勤，虽然柔弱也会变强，虽然愚钝但也会变得聪明。诚，诚心可以使金石为开，鬼神听话，鄙陋的讥讽，就是跳进黄河也是洗不清的，那还有什么可争辩的呢？”这些话深刻明白，要旨不外是脚踏实地，努力做到自立自强，不以流俗的毁誉为转移。

曾国荃就任湖北巡抚时，曾国藩给他写信一封，信中说：督抚本来不容易做，近来又是多事之秋，必须招募兵员，筹措军饷。招兵则怕失败而受诽谤，筹措军饷则怕说搜刮而招致怨恨。这两样都容易败坏声名，而由此引起纷纷议论，被人参劾的人，常在用人不当。沅浦弟的博爱形同软弱，在用人上向来失于繁冗。以后要慎重选用贤人，以补救草率的毛病，少用几人，以补救繁冗的毛病。地位很高但资历很浅，外貌上贵在温和恭敬，内里贵在谦虚礼下。天下的事理人心，我们了解得不深，没有料到的多着呢，切不可存一点自以为是的思想。用人不草率，存心不自满，这两条如果都做到了，一定可以免却咎戾，不失去好名声。这些话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嘱咐，千万不要以为是泛泛的议论而忽视它！

从这里完全可看出曾国藩的政治思想，同他的经验阅历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曾国藩办事，不固执己见，也不轻信别人的话，必须看准了利害关系后，才放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的。由此可见，曾国藩既不是顽固不化的人，也不是一个盲目屈从的人。他对于社会舆论就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对于别人的建议，也是抱着这样的态度。他在给欧阳晓岑的回信中说：集思广益，本来不是容易做好的事。而在省城里尤其容易被人欺骗、蒙蔽。每天到我府上来的人，或者上书献策，或者当面陈说见解，大体上不出你写的三条之列。对那些骄傲的人要抑制，然而，又不能因为这样就完全废除吐故纳新的风气。重要的应当是自己把握主见，如六辔在手；对外广泛慢慢地吸收，如万流赴壑，才是最完善的。我想古人全都应该这样，而小小的我却是做不到的。曾国藩为人处世，既能尊重他人意见，但绝不盲从，总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把一件事情想深想透，从而做到有的放矢。这说明：一切成功者皆不是一味模仿别人、听信别人，而是相信自己，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坚持一项并不被人支持的原则，或不随便迁就一项普遍为人支持的原则，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一旦这样做了，就一定会赢得别人的尊重，体现出自己的价值。

现在人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专家的时代。由于人们已十分习惯于依赖这些专家权威性的看法，所以便逐渐丧失了对自己的信心，以至于不能对许多事情提出自己的意见或坚持信念。这些专家之所以取代了人们的社会地位，是因为是人们让他们这么做的。

没有独立的思维方法、生活能力和自己的主见，那么生活、事业就无从谈起。众人观点各异，欲听也无所适从，只有把别人的话当参考，坚持自己的观点按着自己的主张走，一切才处之泰然。

一个人能认清自己的才能，找到自己的方向，已经不容易；更不容易的是，能抗拒潮流的冲击。许多人仅仅为了某件事情时髦或流行，就跟着别人随波逐流而去。他忘了衡量自己的才干与兴趣，因此把原有的才干也付诸东流。所得只是一时的热闹，而失去了真正成功的机会。

对于生活中的我们来说，能拥有自己的完整心灵，使其神圣不受侵犯，即坚守心灵的感应，不要盲从，不要随波逐流，这是非常重要的。请一定记住：随着别人走，你永远只能居于人后。

爱默生曾经说过：“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首先必须是个不盲从的人。你心灵的完整性是不容侵犯的……当我放弃自己的立场，而想用别人的观点去看一件事的时候，错误便造成了……”的确，一个人，只要认为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正确，就要勇于坚持下去，而不必在乎别人如何去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