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身常放在闲处，荣辱得失谁能差遣我；此身常处在静中，是非利害谁能瞒昧我？”为人为官，最忌讳的是心浮而气又躁，心浮躁，则事业难成。是故，闲暇之时，我们不妨静坐一下，一方面平和自己的心态，一方面检视自己的过失。

荣也自在辱也自在，此心平常否极泰来

荣辱不惊，保持平实之心，是人生的一种境界，它不是平庸，它是来自灵魂深处的表白，是源于对现实清醒的认识。曾国藩一生中虽然遭遇到许多挫折和打击，但他内心一直保持平静和顺，从不灰心丧气，保持清醒的头脑，以一颗平常心来对待烦恼，终于获得了最后的成功。

平实乐观的性格是成功者关键性的品质之一，他们把自己的思想和谈吐引导为振奋鼓劲的念头和看法，他们把过去当成借鉴参考的资料库，把未来看做充满无限希望、欢乐和诱人的境界。有平实乐观性格的人看重他们所具备的愉快而有价值的条件，想出有创造性的办法去争取达到已确立的目标；有平实乐观性格的人能够迅速解决问题，把处境当中的消极方面缩小到最小程度，并且找出积极的因素来，他们在所处的环境中发现求得发展和学习的机会。

有平实乐观性格的人喜欢同别人交往，不论自己有所收获还是对别人有所帮助，都会感到高兴。他们对参与的活动都从好的方面加以评价谈论，同别人相处时也很热情。即使处于严峻的环境与灾祸之中，有平实乐观性格的人也会发掘出积极因素，鼓起勇气向前，使情况有所改善。

有平实乐观性格的人感到烦恼的时候，会着手去扭转所处的局面。他们知道，要过得顺心愉快，责任在自己。

有平实乐观性格的人善于用“情绪吸尘器”清除掉自己的烦恼念头和悲观情绪，在不利环境中他们也设法发掘出积极因素来。他们在头脑里储存的是“好、妙极了、亲切、重要、喜欢、高兴、了不起”一类的词语。

曾国藩以一介书生在仕途发展的前半段，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他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进士，两年后授翰林院检讨，过七年即超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又过两年升授礼部右侍郎，并于此后四年之中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十年七迁，连跃十级，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对于生长于深山、出身“寒门”的曾国藩来说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以一介文人，组建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而成就了武功大略，官封一等勇毅侯，被世人誉为“中兴第一名臣”。曾氏家族也成为清朝200年来汉人第一家。人们认为他一定喜爱大风大浪吧！但实际上曾国藩在养生处世中的哲学与众不同，认识特别深刻。曾国藩在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二日写给四弟曾国荃的信中说：安身立命应该从波平浪静方面考虑，保持心中平静顺和，千万不要从翻天覆地、动**不安处考虑，虽然人人都不甘心庸庸无为，但注意平静为第一原则。生活阅历千变万化，总是应该慢慢向平实处用功。“向平实处用功”和“波平浪静”这是曾国藩处世哲学的两点重要原则。

曾国藩写道：弟克复两省，勋业断难磨灭，根基极为深固。但患不能达，不患不能立；但患不稳适，不患不峥嵘。此后总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吾亦不甘为庸庸者，近来阅历万变，一味向平实处用功。非萎靡也。位太高，名太重，不如是，皆危道也。他的意思是：四弟收复两省，功绩之大是根本不会磨灭的，你的地位也是很稳固的。只是担心做事不能达到成功的目的，不怕成功了站不住脚跟；只怕不能平安舒适，不怕英名不突出。从此以后要从波平浪静处安身，不要总想做什么翻天覆地的大事业，我也并不甘心做平庸粗俗的人，近来我的阅历变化特别大，一味向着平安实在的方面下功夫。并不是我萎靡不振，而是因为地位太高，名声太大，不这样做，都会有灾祸临头的危险。其实，曾国藩的平静养生方法是被逼出来的。曾国藩多年到处征战，军事政务繁忙，从35岁起遍身生了一种蛇皮癣，搞得他坐卧不安，痛苦万分，以致精神萎靡不振，困顿到了极点，还不到50岁，却早早衰弱到如此程度。他自认为这都是因为天赋的资质不厚，并且又百般忧愁摧残动摇，加上历年来抑郁寡欢，为不平之事愤懑而致的折损。后来，曾国藩的好友冯树堂来访，与他讨论修养心志、调理身体的方法。他说：静心安坐，舍此再也没有更好的方法。能静坐，那么天下能干的事情，都可以干好。心理意志和意气感情总是拆不开的。心志稍有浮躁，那么感情就会浮躁，意气感情涣散，那么心志也就涣散了。思想意志专注于某一方面，意气感情自必为之转移。如此，曾国藩才一直坚持下来了。

曾国藩生长在湖南乡间，湖南的民风是以强悍著称的。曾国藩又是一个读书人，看到历史上许多人物，他们成功的条件就是坚韧不拔，具有实干精神。他常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拔于流。”苦志学业，到了进京中进士以后，与唐镜海、倭艮峰等大儒交往，他的思想更进了一步，此时他要穷理达德，做圣贤的功夫，他的事业则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而以匡时救世为事业。

由此看来，曾国藩待人平实通达，自己绝少烦恼，这给后人留下做人的一些启示。对于有太多烦恼的人来说，他们往往把周围环境中每件美中不足的事情放在心上，对周围事情的指责和消极的念头捆住了他们的手脚，使他们很难再去体验欢乐。他们认为一切事情都要糟下去，而且不自觉地促使自己造成不愉快的局面，使他们的预言实现。

在现实生活中难免会遭到不幸和烦恼的突然袭击，有一些人，面对从天而降的灾难，处之泰然，总能使平常和开朗永驻心中；也有一些人面对突变而方寸大乱，甚至一蹶不振，从此浑浑噩噩。为什么受到同样的心理刺激，不同的人会产生如此大的反差呢？原因在于能否保持一颗平常心，荣辱不惊。

有烦恼性格的人往往被“情绪包袱”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总想着过去没解决的问题和矛盾，一讲话便是从前的灾祸、现在的艰难和未来的倒霉。

对于失败者来说，从来没有一件事情是满意的。当他们终于得到了所向往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又不再想要了；如果失去了的话，他们又一定要找回来。他们不断重复老一套消极泄气的想法，把不幸和烦恼作为生活的主题。即便在平安无事、一切顺利的时候，也习惯于只琢磨生活当中消极泄气的事情，他们觉得不幸和气愤的时间太多。他们总是喜欢喋喋不休地发表消极泄气的言论，他们说泄气话，令人难堪，使别人同他们疏远起来。

烦恼多的人常常由于似乎难以解决的难题而挫伤情绪，失去活力，陷于失望，无所作为。在遇到麻烦和苦恼的时候，他们往往把精力用在责怪、牢骚和抱怨上。

烦恼多的人说许多带“不”字的话，例如不能如何、不要如何、不应该如何等等。他们最常用的形容词是糟糕、讨厌、可怕和自私。他们没完没了地指责别人为什么不如何、怎么没有如何。

拥有平实之心的人则不然，他们成功时不心花怒放，莺歌燕舞，纵情狂笑；失败时也绝不愁眉紧锁，茶饭不思，夜不能寐。

拥有了平实之心，就拥有了一种超然、一种豁达，故达观者宠亦泰然，辱亦淡然。成功了，向所有支持者和反对者致以满足的微笑；失败了，转过身揩干痛苦的泪水。

平实的心态是一种处世智慧，更是一门生活艺术。人生在世，生活中有褒有贬，有毁有誉，有荣有辱，这是人生的寻常际遇，不足为奇。古往今来无数事实证明，凡事有所成、业有所就者无人不是宠辱不惊。荣也自然，辱也自在，内心平实，一往无前，否极泰来。

生活就如同弹琴，弦太松弹不出声音，弦太紧会断，保持平常心才是悟道之本。古今中外的大多数伟人，他们沉着冷静，遇事不慌，及时应变，正确判断所处局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一般来说，人们只要不是处在疯狂或激怒的状态下，都能够保持自制并做出正确的决定。荣辱不惊的情绪，不仅平时可以给生活带来幸福稳定和畅快，而且能在大难临头的时候，帮助你转危为安，逢凶化吉。

怒上心头一忍最高，事到临头三思为妙

“怒上心，一忍最高，事临头，三思为妙！”道德品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们的性格、修养、家庭以及道德训练、师友影响等因素，但是道德品质也取决于每一个人通过自我控制去调节、克制和训练。曾国藩的成功也伴随着这一过程。他说：方今天下大乱，人人皆怀苟且之心，出范围之外，无人过而问焉者。吾辈当自立准绳，自为墙篱，并约同志者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正是因为忍耐和自我控制，一个人的品质才臻于完美。

很多人会出现失控状态，这种人是感情的冲动者，或者说，他们最大的弱点是缺乏理性和理智。

仕途也同样如此。在政治上，春风得意的人并非因为其天赋，而是因为其性情，并非因为其天分，而是因为其性格。如果一个人没有自我控制的能力，那么，他就会缺乏忍耐精神，他就会缺乏圆滑，那么，他就既不能管理他自己，也不能驾驭别人。虽然，忍耐通常被视做一种“缓慢”，但是，这种“缓慢”，即忍耐，是与敏捷、魄力、思维以及行动有机地结合起来的。

性情强硬可能意味着一种强烈的和容易冲动的热情。如果对这种热情不加控制，那它就会一阵阵地爆发；如果控制或将这种热情置于人们的支配下，就像将蒸汽抑制在蒸汽机之内一样，通过控制杆调整和控制其使用——它就会成为一种有益的能量资源。因此，历史上的伟大人物都是性格坚强的人，而且，他们往往能将他们的动力置于严格的管理和控制之下。

曾国藩把控制恼怒、愤激看做与制伏蛇蝎一样重要，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老弟来信中有遇到人就发怒，遇到事情就忧闷等话，读后极为焦急忧虑。今年以来，江苏、浙江我军攻占收复城池很多，只有金陵迟迟未攻下，且还没有把握，又饷项奇缺，不如意的事情和不入耳的言论纷至沓来。连我都愠怒郁闷以致患病，何况老弟你劳苦过甚百倍于乃兄？从春天以来，我时常担心老弟肝病发作，而老弟来信常常对此含含糊糊，直到这封信上才吐露真情。这病非药物所能治疗，一定要将一切看得开，不要烦恼，不要发怒，才能逐渐减轻病症。如蝮蛇咬了手，那么壮士就斩断自己的手，这是为了保全性命啊。我们兄弟如果想保全性命，也应该把恼怒看得和蝮蛇一样，不能不勇敢驱除。至嘱至嘱。当然，控制愤怒，不等于泼洗澡水时把孩子也泼掉，不可因此而去掉倔强顽强之气。因此曾国藩还说：大抵任天下之大事以气，气之郁积于中者厚，故倔强之极，不能不流为忿激。以后吾兄弟动气之时，彼此互相劝诫，存其倔强，而去其忿激，斯可耳。曾国藩还在给弟弟的信中反复强调自胜、自强、倔强之要。

他还说：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迥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萧、陈，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故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自强，才可以不被人败，古语说：“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家亦如此，人亦如此，必先自败，然后人败之。因此，韩非说：“是以道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也。故曰：自胜之谓强。”

一个人如果善变，就会举重若轻，处理任何棘手的问题都会得心应手。曾国藩则是此方面的能手。

曾国藩一生沉浮，更是时时感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威胁，但是，凭借他为官的高明和精明，他还是一一应付过来了。这种应付虽然未免违拗自己的心志，但大丈夫能屈能伸，要的就是这种弹簧似的功夫。

咸丰帝死后，肃顺等八人当政，更放手把重任交托给曾国藩等人，八月二十五日一天内，清廷即以曾国藩“调度有方”，赏给他太子少保衔，以曾国荃“围攻安庆，智勇兼施”，赏给他布政使衔，记名按察使遇缺即补，曾贞干以同知直隶州知州尽先选用，并赏戴花翎，即使在三河之役中已被击毙的曾国华也加恩予谥。“一门之内，兄弟四人同日俱蒙非常之恩”，曾国藩“惊喜之余，弥深悚惧”。这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境，正是“极盛之时，每虞蹉跌”的思想的反映。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更加立志要报答清廷这种“高厚生成”之德。所以他盛赞清廷“气机之已转，世运之将亨”，谓“七月十七以后，八君子辅政，枪法尚不甚错，为从古之所难，卜中兴之有日”。但是，咸丰帝死后仅两个半月，慈禧太后等人于九月二十九日（11月1日）回到北京，第二天便伙同恭亲王奕讠斤，在英国公使卜鲁斯等侵略者的支持下，根据御史董元醇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之疏请，解除了八大臣赞襄政务的顾命。六天后，又下令斩决肃顺，赐载垣、端华自尽，穆荫发往军台效力，其余四人均革职。这次宫廷政变，史称祺祥政变，或辛酉政变。直到十一月十四日（12月15日）曾国藩才从一件奏折中得知一点消息，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骇悉赞襄政务怡亲王等俱已正法，不知是何日事，又不知犯何罪，戾罹此大戮也！”“少荃来，道京城政本之地，不知近有他变否，为之悚仄忧惶！”过了三天，即十一月十七日，曾国藩的这种忧伤恐惧的心情便稍稍缓解了，他写道：“因本日见阎丹初与李申夫书，有云赞襄大臣八人中，载垣、端华、肃顺并拿问，余五人逐出枢垣，服皇太后之英断，为自古帝王所仅见。”他没有弄清真实情况，以为肃顺未被斩决，便转而歌颂起慈禧太后来了，甚至说：“阅胜克斋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请于近支宗室王中派人辅政，皆识时之至言。”对于这次宫廷政变，曾国藩从本能的惶恐，转而变为衷心拥护了。

别人再怎么强硬，你只要做好自己的事就够了，晓得忍耐与顺势而变，不做任何无谓的争执与抗衡，于是，曾国藩总是能够逢凶化吉。

当有人冒犯你或形势不利于你时，千万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三思而后行。

生气，生大一点，就成为“愤怒”。暴怒表现出来的状况有：找对方理论，用电话把对方痛骂一顿，立刻找人申诉，警告胁迫对方，干脆以拳头暴力解决。还有人会摔东西、捶墙、踢桌子或踢狗、骂人、大吼大叫、暴跳如雷。

当一连串的倒霉事发生时，当某些要紧的事被耽误时，当被误会、被欺负时，要不生气几乎是不可能的。

郭冬临在春晚小品中曾说过一句颇为精辟的话——“冲动是魔鬼”，一时间成为大家津津乐道的口头禅。的确，冲动是魔鬼，人在“冲动”的驾驭下，往往会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举动，甚至不惜去触犯法律、道德的底线，为自己的人生抹下一道重重的阴影。

要知道，伤心的事通常也“伤身”，当一个人生气而情绪激动时，整个交感神经系统都运作了，造成瞳孔扩大，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动脉收缩，肾上腺分泌加剧等等，甚至有人气得咬牙切齿，全身发抖……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意气用事，暴跳如雷，结果害人害己，造成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正所谓“事不三思终有悔，人能百忍自无忧”，冷静就是一种智慧！世间的很多悲剧，都是因一时冲动所致。倘若我们能将心放宽一些，遇事时、与人交恶时，压制住自己的浮躁，考虑一下事情的前前后后以及由此造成的后果，选择有利于自己的那条路去走，那么于人于己而言，都是一件幸事。

“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我们做人，理应如曾国藩一般，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不去做无谓的抗衡，其实，有时示弱即是强！示弱才能无忧！

其实，人活于世，俗事本多，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再去为自己徒增烦恼。遇事，若是能冷静下来，以静制动，三思而后行，绝对会为你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否则，你多半会追悔莫及。

闲谈之时莫论人非，祸从口出慎言最好

“谁人背后无人说，谁人背后不说人。”这话说得虽然有点绝对，却也揭示了一个事实：大多数人或多或少都在背后说过别人。不过有一点，经常在背后说别人坏话的人，肯定不会受到欢迎。曾国藩尤不喜欢背后论人是非。

很多人都有背后论人是非的毛病。不过，有大智慧的人都清楚，“流言蜚语”绝对是一个令人厌恶、令人惧怕的词语。它的字面解释如下：流言，即没有依据的言语；蜚语义同于流言，更带有诽谤性、针砭性。那么，既然毫无依据可言，为何偏偏有人对此津津乐道呢？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说，一方面是因为多数人都具有窥私欲，他们喜欢探听别人的隐私，尤其是带有负面性质的隐私；另一方面，爆料别人的“卑劣”，可以凸显自己在某一方面的“高尚”，这是典型的虚荣心在作祟。当然，这其中更不乏居心叵测之人。

正所谓“流言止于智者”，有修养的人都知道要禁口，绝不会满嘴跑火车，让流言满天飞。

中国有“祸从口出”这句话，曾国藩加以发挥，在给他弟弟的信中说：天下的事变化很多，变化的道理更深不可察。人情难知，天道更难测，别处的事情不要毫无忌惮地大加议论。孔子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弟的听闻本来不多，多疑则全不阙，言则更不慎。捕风捉影，扣盘扪烛，就要硬断天下之事。天下的事情果真就这样容易了断吗？

对曾国荃自视过高的缺点曾国藩作为兄长则猛加敲打。一次曾国荃读唐代文章，断定文中的某某是小人，某某是君子。曾国藩不以为然，他认为是非都有适用的范围，这样轻易下结论是阅历不深、视天下与后世太轻的缘故，于是去信说：文章一篇，就能让天下人、后世之人都知道某某是小人等等，未免把文章看得太重，而把天下与后世看得太轻了。这间屋里所谈论的是非，换一间屋子可能他就不以为然，换一个地方则说法更要发生变化。这乡人所推服的贤士，换一乡则不认为是贤士，如果换到另一府去，就会多次发生变化而不是一次变化。何况天下呢？何况后世呢？

其实，曾国藩自己早年也有评头品足、议人长短的毛病。他的好友陈作梅对他说：“见得天下皆是坏人，不如见得天下皆是好人，存一番熏陶玉成之心，使人乐与为善。”曾国藩的日记中说：陈的话是“讽余近日好言人之短，见得人多不是也”。

由于“口祸”招致他人忌恨，曾国藩在守丧期间进行了深刻的检讨。事实上，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世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了由于改变了处世的方法而带来的收获：“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在一年以后，再次出山，曾国藩则变得善于应酬，左右逢源，他自己承认：“余此次再出，已满十个月。论寸心之沉毅愤发志在平贼，尚不如前次之志；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完毕，则远胜于前。”以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败十分厌恶，不愿为伍，为此所到之处，常与人发生矛盾，从而受到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对于这种情况，有人说道：“国藩从官有年，饱历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气，盖已稔知之。而惯尝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讥取戾。”但是曾国藩经过深刻的心理反思和多年的实践，非常真切地意识到，仅凭他一人的力量，是无法扭转官场这种状况的，如若继续为官，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去学习、去适应。“吾往年在官，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此一改变，说明曾国藩在宦海沉浮中，日趋精明和旷达。

看到别人的成功，不要忌妒，不要去诽谤人家，要暗自下决心，超过他，才能真正获取成功。如果不认清这一点，会很恐怖的，只有自己气自己。

大体上说，“流言”的帮凶有两种人。一是“制造流言者”。这类人内心阴暗、失衡，明明自己能力有限、不学无术，却又忌妒别人的成就。于是挖空心思诋毁别人，以求心理上的满足。

二是“散布流言者”。这种人相对前者略隐晦一些，称得上是“隐形杀手”。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将听来的“流言”添油加醋，再四处传扬。即便原本不存在的事情，经他们的嘴巴一说，也就变成了事实。所过之处，可谓一片狼藉。

可以肯定，无论是流言的制造者还是散布者，都不会有什么好的结局。在别人背后蜚短流长，必然会得罪当事人，久而久之，你也就成了“万人嫌”。同事、朋友，会因害怕成为你的议论对象而敬而远之，上司更会因此将你打入“冷宫”，你的人生、事业又何谈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呢？

要知道，但凡有点头脑的人，都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这次你在我面前说别人的坏话，下次你就有可能在别人面前说我的坏话。”这样一来，说人坏话者在别人心目中的印象又能好到哪去呢？

所谓“隔墙有耳”“好话不出门，坏话传千里”，聪明人绝不会将“流言”当做茶余饭后的笑料，更不会当众去说别人的坏话。当有人对我们道及第三者坏话时，无论是否明白个中原因，我们最好的做法就是“入耳封存”。这才是智者所为。

人无自省如病入髓，应常悔缺改过迁善

“不怕无明起，只怕觉照迟”。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在有心无心之间不知做错了多少事情，说错了多少言语，动过多少妄念，只是我们没有觉察罢了。其实，我们少的是一种觉醒。不欺人也不自欺，这是曾国藩一生之本，因为这关系到一个人的忠信、廉耻。曾国藩的思想，实可用来作为修身的必备条件，作为人本质上至纯、至善、至美的追求。

生活是一种惯性行为，人在其中，只要没有什么大的波澜，往往会“随波逐流”。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行为，基本都会被一带而过。但这种庸常的腐蚀性后果却是严重的。因此，经常性地检点自己的言行，并及时做出调整和约束，是十分有必要的。从积极方面来讲，自查自省是修德建业的需要；从消极方面讲，是少犯和不犯错误的关键所在。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凡事皆可善始善终。

须知，世界充满了**，有时候，仅仅依靠人自身的意志作抵抗是不够的。由于“病毒”的无孔不入，所以必须经常性地给自己打“预防针”，并且应随着“病毒”的升级而更新换代。其实，大多数人缺少的也正是这一种自我省察和约束的精神。让自己做到这一点，将为自己的做人做事打造好优良的“软装备”，迈出超越一般人的了不起的一步。

曾国藩做得如何？人的一生都可能有一两件成功的事情，而成功之后，往往会犯骄傲的毛病，曾国藩也有这样的时候，但是他却能在因骄而败之后，立即戒躁，改弦更张。曾国藩改过迁善的事，大致有如下三端。

一是戒多言。

曾国藩在今人眼中似乎是个手执羽扇、不苟言笑、沉稳木讷的君子形象。实际上这代表了他成熟时期的性格。早年的曾国藩多言健谈，爱出风头，喜于交往。他自己也深知“言多尖刻，惹人厌烦”，也为此下定决心，减少往来，但就是难以改过。“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他还说这种心理已深入隐微，“何时能拔此根株”？

一次，窦兰泉来切磋，曾国藩并未理解好友的意思，便“词气虚矫，与人谈理”，本来是一件增益学业的事，却适得其反，二人不欢而散。日记中说：“彼此持论不合，反复辩诘，余内有矜气，自是特甚，反疑别人不虚心，何以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也？”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一月初九这一天，曾国藩四次出外，先是到岱云家为其母拜寿，本是喜庆之事，曾国藩出言不慎，弄得别人十分尴尬，宴席一散“宜速归”。随即又到何子贞家。回家后读了《兑卦》，又到岱云家吃晚饭，“席前后气浮言多”，与汤鹏讨论诗文，“多夸诞语”。当天他在日记中说：

凡往日游戏随和之处，不能遽立崖岸，惟当往还渐稀，相见必敬，渐改征逐之习；平日辩论夸旋之人，不能遽变聋哑，惟当谈论渐低卑，开口必诚，力去狂妄之习。此二习痼弊于吾心已深。前日云，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今忘之耶？以后戒多言如戒吃烟。如再妄语，神明殛之！并求不弃我者，时时以此相责。由于曾国藩好多言，自以为是，有时伤害了朋友间的感情，他与小岑间的矛盾即由此而起。他平日以小岑为知己，但偶有不合，就大发脾气，他说这完全是自己平日修养不够啊。

对此，好朋友看在眼里，但知道曾国藩的性格，都不愿相劝。只有岱云敢于揭破。点出曾国藩的三个毛病。其后，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岱云言余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真切中膏肓也。又言予于朋友，每个恃过深，不知量而后入，随处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处事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此三言者皆药石也。”

几天后，曾国藩在家为父亲祝寿，小珊也前来，席间二人的言语冲撞，客人走后，父亲与曾国藩谈起做人的道理，尤其讲了一大堆给人留分寸的话。曾国藩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遂亲自往小珊家中表示歉意。当天的日记他总结自己有三大过：小珊前与予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能礼人以敬，何至人有谩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若此！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比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之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遑问其他？谨记于此，以为切戒。曾国藩的父亲看到他身上确有不少毛病，回到湖南后又立即给他去信一封，曾国藩的日记谈到了来信内容：大人教以保身三要，曰节欲、节劳、节饮食。又言凡人交友，只见得友不是而我是，所以今日管鲍，明日秦越，谓我与小珊有隙，是尽人欢竭人忠之过，宜速改过，走小珊处，当面自认不是。又云使气亦非保身体之道。小子读之悚然。小子一喜一怒，劳逸疴痒，无刻不萦于大人之怀也。若不敬身，真禽兽矣。

岱云的话和父亲的信对曾国藩触动很大，但以后曾国藩仍重蹈旧辙。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正月十九日，湖广籍的举人同学在文昌馆举行团拜，曾国藩当时主持会馆事宜，无论于公于私都应尽力招待好昔日的同学，但他“陪客时，意不属，全无肃敬之意”。他承认“应酬有必不可已者”，他如此怠慢同学，“忧悔并生”。

曾国藩检讨自己的同时，又有走向另一极端的倾向，他有意与朋友们疏远，认为不常在一起，反增加一分敬意，他又想到吕新吾的一句名言：“淡而无味，冷而可厌，亦不足取。”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不合群”。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吴竹如开导曾国藩说，交情虽然有天性投缘与否，也由尽没尽人力所决定。但说到底还是人能胜天，不能把一切“归之于数”，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积诚而致之。故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自此以后，曾国藩在处事待人方面日渐成熟，他自以为是的毛病也大有改观。给人留面子这一点尤其成为以后待人交友的一个重要原则。

二是戒怒。

曾国藩早期的个人修养也并非像后来那样宠辱不惊。相反，一遇不顺就勃然大怒，脾气性格很不稳定。在他早年的日记中，这方面的事例颇多。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正月初三日，曾国藩的两位同年来看他，饭后，下人有不如意事，曾国藩大发脾气，忿不可遏，歇斯底里，完全忘记自己的身份。虽经友人劝阻，仍然肆口谩骂，绝无忌惮。事后曾国藩检讨自己，又很后悔。过了几天，好友冯树堂来访云：“心中根子未尽，久必一发，发则救之无及矣。”日记曰：我自蓄此忿，仅自反数次，余则但知尤人。本年立志重新换一个人。才过两天，便决裂至此。虽痛哭而悔，岂有及乎！真所谓与禽兽奚择者矣。过几天，曾国藩出门拜客，又因为下人不得力，屡屡动气。说自己每日间总是“忿”字、“欲”字往复，“知而不克去，总是此志颓放耳！可恨可耻”。三月十六日，他出门拜客，在友人家吃了酒饭后，等候下人，久候未至，“大怒，不可遏抑。惩忿无功，溃决至此”。

曾国藩认识到自己性格中的欠缺，开始有意识地调整。同时，他坚持写作《治心经》以惩戒不好的东西。他的日记中载，六月初五日，写《治心经》反省以前之事。六月初八日，写《治心经》一本。初十日，又写《治心经》一册。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五月初一日，下人因事与曾国藩争辩，曾国藩又动气，一怒之下将两位下人一同开遣，“心不快者一日”，次日日记又说：“尚为昨事心绪烦乱。”

曾国藩性格之完善，为人处事之圆通，还是经历多次磨难后才形成的。尤其是咸丰八年再次出山后，性格大变，几乎是换了一个人。这期间，曾国藩经历了成败胜负的多次考验。

三是戒“忮”、“求”之心。

忮是妒忌，求是贪求。

曾国藩认为，人生固然需要有理想、有追求。但追求过分，就犯了通病，即他所说的“忮”心、“求”心。“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类、势位相近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就得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就得先去求心，所谓“人能无穷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

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曾国藩说，“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遗憾的是尚未能扫除净尽。进而他认为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著一物，他说：“人必中虚，不著一物，而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著一物，心中别有私见，不敢告人，而后造伪言以欺人，若心中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别著私物也。”

曾国藩据自己的经验得出：克服心理障碍应以“广大”二字为“常用药”。而这广大，则应把自己看得渺小，他说：“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穷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粟耳。”

曾国藩正是经常把自己摆在一个渺小的位置上来保持自己的心态平衡。他总是感到“我不及人者多”，就是“不能与诸贤并论”的樊哙，他也认为有“不可及者二”。越是能看到自己不足而又有信心的人，就越能有所长进，就越能更多地拥有别人的长处，就会有更大的成功之可能。

曾国藩改掉缺点毛病的决心之大、意志之坚，是不多见的，对他一生性情方面的修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成功的关键在于三个字：不自欺。他认为人之所以修己不力，做事无恒，无非是自欺二字作怪，自欺所以欺人。只要能做到不自欺，就任何事情都能够坚持到底并取得实效。因此，他要求自己“禁欺如火”。

为了发现和改正缺点毛病而不自欺，曾国藩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给弟弟们去信，向朋友们打招呼，请他们时常指出自己的缺点；二是记日记，借以每天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反省。一百多年过去了，当时朋友兄弟怎样指出曾国藩的缺失，我们已难察考，不过其日记中却白纸黑字，记了很多。如：季师意欲余致力于考试工夫，而余以身弱为辞，岂欺人哉？自欺而已。暴弃至此，尚可救药乎？（癸卯二月日记）

窦兰泉来，言理见商，余实未能心领其语意，而妄有所陈，自欺欺人，莫此为甚！总由心有不诚，故词气虚矫，即与人谈理，亦是自文浅陋，徇外为人，果何益哉？（壬寅十一月日记）

客来示以诗艺赞叹语不由衷，余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谓巧令……欺人自欺，灭忠信，丧廉耻，皆在于此。切戒切戒！（壬寅正月日记）

观人作应制诗而谀之，不忠不信，何以为友？圣人所谓“善柔便佞之损友”，我之谓矣。（癸卯二月日记）

人必中虚，不著一物，而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著一物……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别著私物也。（壬寅十一月日记）

言多谐谑，又不出自心中之诚，每日言语之失，真是鬼蜮情状，遑问其他？（癸卯二月日记）

昔年于慎独居敬等事，全未用功，至今衰老，毫无把握，悔之晚矣！（庚午闰十月日记）

自己警告自己者，必有所为；自己欺骗自己者，必有所败。人们要盖房子，必须先打好地基，如果地基不坚，再好的房子也不能持久。如果盖的是高楼，地基能否打好就更加重要。人生的成功与修身的关系也是这样，志愿越高，就越要打好基础，越要改掉自己的缺点毛病，造就完善的人格。这个道理，“四书”之一的《大学》说得最好：“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曾国藩对这一点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说：“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家；必使人悦神钦，而后有骈集之祥。”那么怎样才能为人生的成功打好基础呢？曾国藩提出了“悔缺”之道，即通过反省自己的缺点过错，坚决彻底地加以改正。

这便是所谓的自省，它在生活上有什么作用呢？其一，它是认识错误的良心；其二，是去恶向善的方法；其三，是净化身心的力量。

自省是重新认识和评价自我、重新更迭和安顿自我的一种非常重要的途径。自省的本质在于“承认错误”，但是承认错误之后，还要负起责任，准备接受这个错误所带来的一切后果，这才是自省的功能。

自省是我们生活里时刻不可缺少的一种态度。自省像船筏一样，可以运载我们到解脱的彼岸；自省像药草一样，可以医治我们的烦恼百病；自省像明灯一样，可以照亮我们的无明黑暗；自省像城墙一样，可以保护我们的身心六根。《菜根谭》里说：“弥天罪过，当不了一个悔字。”犯了错而知道自省，再重的过错也就有了改正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