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好的德行，极难在人生中有所建树，即便有些人侥幸攀上名利的高峰，也多为奸恶之徒，只会在人生的轨迹上留下污点，为后世留下骂名。为人为官，德馨是关键，为人无德，人所共弃；为官无德，害人害己。

清廉节俭不忘根本，不贪不奢无欲则刚

人为欲望所控制，亦可称之为懦弱，若要摆脱欲望束缚，非莫大勇气不可。此勇非争强好胜之勇，而是超脱世俗功利、追求更高生命价值的大智大勇。以此护身，则心魔不生，百毒不侵，是故有言——“无欲则刚”。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曾说：“居官不难，听言为难；听言不难，明察为难。”曾国藩不仅能“听言”，也善于“明察”。明察什么？察为官一生不可贪婪、奢侈、骄横。

手上抓的东西多了，最后你一样也抓不住。外物无限，但你的心力有限，好东西是要不完的，别让它们断送了自己。

孟子也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意在告诫世人应收敛自己日益膨胀的欲望，不然品性将会变质，即所求越多，所失越大。对此，郑板桥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意思是说：大海之所以无限宽广，是因为它可以容纳众多河流，这里借指人心；千仞绝壁之所以能够巍然耸立，是因为它没有世俗的欲望，借喻人只有做到清心寡欲，才能达到大义凛然的境界。清末民族英雄林则徐在禁烟时，将其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意在告诫自己：只有广纳人言，才能博取众长，把事情做得更好；只有杜绝私欲，才能如大山般刚正不阿，屹立于世。林则徐受命于民族危难之际，以此言来警醒自己，他所倡导的这种精神着实令人敬佩，对于后人而言也有莫大的借鉴意义。

事实上，欲是人的一种生活本能，人活于世，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欲望，从某种意义上说，欲望也是促使人上进的一种动力。所谓“无欲则刚”，并不是要人们彻底压抑欲望，而是要有尺度地克制私欲。人一旦能够克制住私欲，就能清心寡欲，淡泊守志；能够克制住私欲，就能刚锋永在，清节长存。相反，欲望过度，就会心生贪念。人一旦与这个“贪”字挂钩，必然欲壑难填，攫求无已，最终导致纵欲成灾。

常言道“人若无欲品自高”，人若能够节制住欲望，品性自然会愈发趋于高尚，少染尘泥，便可如苍松翠柏般昂然而立，永不摧折。

曾国藩通过几十年的宦海生涯，总结出无论是居和平之世还是居离乱之世，奢侈都必定导致失败。他举和珅的例子说，和珅当年受高宗宠信，二十几年任军机大臣，积累的财富几乎和国家差不多，这是极盛之时的事，但最后还不是一条白帛结束了性命。他说，人无论贫富，都只能居住一间房子，睡一张床。他说的是人的消费是有限度的。

1859年6月，曾国藩奉清廷之命，前往四川，至武昌而止。是年，他的九弟曾国荃在家乡建造一座华丽的新居，前有辕门，后仿公署之制，有数重门。一时乡人颇有浮议。据崇德老人——曾国藩的女儿说，曾国藩得知此事后，立即写信给曾国荃，令他将新居毁掉。曾国荃起初不以为然，曾国藩晓以情理，这位九弟才将其毁掉。曾国藩的女儿时年八岁，她后来回忆说：“余犹忆戏场之屋脊为江西所烧之蓝花回文格也。”

在曾国藩的日记中曾记有这样的历史典故：田单攻打狄人的城邑，鲁仲连预料他攻不下，后来果然三个月没能攻克。田单向鲁仲连询问原因。鲁仲连说：“将军您在守卫即墨时，坐下就编织草筐，站起就手持锹镬，做士卒的榜样，全军上下都抱着舍生忘死之心，一听到您的号令，没有人不挥臂洒泪而跃跃欲试的，这就是能打败燕国的缘故啊。现在，您东边有府邑进献的珍奇，西边有遨游淄上的快乐，身披黄金饰带而驰骋在淄渑大地，尽情享受活着的欢乐却没有殊死作战之志，这就是不能战胜狄人的原因啊！”曾国藩说，我曾对鲁仲连这番话深信不疑，认为是正确无比、不可更改的高论。1864年，收复了江宁城后，我看到湘军上下一派骄矜自得、纵情逸乐，担心他们不能再使用，就全部遣散原籍务农去了。到了1865年5月，我受命前往山东、河南一带围剿捻匪，湘军跟随的极少，专门任用皖沪的淮军。我看到淮军将士虽然士气高昂，但也缺少忧患危机意识，暗暗担忧，恐怕他们不能平定流贼。《庄子》上有“两军相对哀者胜”的话，鲁仲连说的凭借忧和勤能胜，而由于娱乐失败的话，也就是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意思。后来，我因为生病而上疏请求退休，于是解除了兵权。然而李鸿章最终用淮军削平了捻军，这大概因为淮军士气还很旺盛的缘故吧。用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来感染战士，用昂扬的斗志来振作三军的士气，这两种做法都能够获胜，只在于主帅审时度势，善于运用罢了。我以往单单主张“忧勤”这一种说法，恐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姑且记载在这里，用来记住我的偏颇，同时也可知古人的精言妙论不能举一概百，每一种说法都有它所适应的情况。但是，我们做事总不能没有忧患的意识。

戒奢侈则务要尚勤俭。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身体勤快就强，安逸就病弱。家勤就兴，懒就衰败。国勤就治，惰怠就会发生动乱。军勤就胜，懒惰就败。懒惰是没有士气。提升军队的士气最为重要！

军事上骄气、惰气，都是败兵气象。孔子的“临事而惧”是断绝骄气的本源，“好谋而成”是断绝懒惰的本源。无时不谋，无事不谋，自然没有懒惰的时候。

曾国藩说，翻阅张懿敬先生所编辑的《课子随笔》，其中都是节抄古人的家训名言。大凡使家族兴盛的途径，无外乎内外勤俭、兄弟和睦、子弟谦虚谨慎等等。家族衰败的原因与此相反。夜里接到周中堂之子文翕感谢我资助他家办理丧事的信，信中别字很多，字迹又潦草不堪。大概是他的门客写的，而主人全然没有过目。听说周少君平时眼光很高，喜欢毫无根据地乱发议论，而丧事又办得潦潦草草，真令人为他叹息啊！大概达官贵族的子弟，听惯了高谈阔论，见惯了奢侈排场，往往轻视怠慢长辈，无视为人之道，讥讽别人的短处，这就是所说的“骄”。由“骄”字进而奢侈、无节制、**以至于无恶不作，这些都是“骄”的恶果。而子弟的骄傲，又多出自于作为达官贵人的父兄，乘着时运，幸而得官职，就忘了他本领的低下，学识的浅陋，骄傲自满，以至于子弟们效仿而不觉察。我家的子侄们也有很多轻视怠慢长辈老师、指责别人缺点的恶习。要想有所建树，必须首先戒除这种恶习，戒除骄傲；要想戒除子侄们的骄傲恶习，必须先戒除我自身的骄傲惰性，我愿意终生自勉。因为周少君的荒谬不堪，我既以此当面教育儿子纪泽，又详细地在这里记载下来。

曾国藩的一生，可谓是简朴清廉的。他虽一度权倾天下，但并没有像大多数封建官吏那样卷入名利是非之中，不但留下了好名声，同时也合情合理地维持了家族利益。而这一切，是与他正确的为官之道分不开的。做人，只有用理性控制住心中的私欲，才能做到刚毅正直，办事才能公正有度。这既是一种高洁的品行，也是一种做人做事的智慧。

试想，倘若我们不被那么多的私欲所左右，能够做到淡然处世，是不是就会少了很多羁绊和恩怨？从某种意义上说，人能控制私欲，也是对心灵的一种保护，从而使心灵充满阳光，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去面对人生中的种种，如此便能活得更为轻松、更为幸福。

遗憾的是，很多人太执着，多数人看不透，是故沉迷于功名利禄之中，身心俱惫、无法自拔。须知，境由心生，欲望太多，人便会受控于此，在欲望中折腾沉浮，无所不用其极，致使人生逐步踏入歧途，心灵亦因此被折磨得千疮百孔，最终留下的或许只有悔恨和遗憾。

正所谓“人心不足蛇吞象”，古往今来，多少人因为欲望沟壑难填，而弃礼义廉耻、恩情道义于不顾，不择手段地索取，最终身败名裂甚至踏上黄泉路，这是不是该让我们所有人警醒呢？孔子说“枨也欲，焉得刚？”一针见血地指出人性中的一大弱点——“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这种现象在当今社会也并不少见，某些人在欲望的驱使下，以非正当方式从别人那里得到利益，那么在对方面前他就很难刚强起来了，也因而做出一些丧失原则，甚至是有违法律道德的事情。

于是有人感叹自己不够刚强，不能秉公办事，譬如一些有靠山的下属即便犯了错，也不敢按章办事、合理处罚。仔细想想，这难道不是“欲”在作怪吗？倘若我们真能做到无欲无私，又何惧得罪人、又有什么理由向别人的错误妥协呢？

无止境的欲望往往是将一个人彻底毁灭的主要原因。但客观一点说，要做到无欲无求，真的是在强人所难。一般而言，一个人很难真正做到刚毅不屈，无私正直，其原因就在于心中还有私欲，而私欲又是人的一种本性。这种矛盾几乎存在于每一个渴望成就一番事业的人身上，因此，对于他们来说，用正直来压制私欲的过程就几乎成了奋斗的大部分内容。其实，不仅仅是名人志士需要如此，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尽可能地去控制自己心中的欲望，令其守恒在一个合理的尺度上，因为欲望多了、大了，势必会生贪心，贪心一生则心窍易迷，终致纵欲成灾。而少了世俗的欲望，人才能变得愈发刚强耿直。

“人生在世屈指算，难活三万六千天，家有房屋千万座，睡觉只需三尺宽，家有衣物千万件，死后不能件件穿。”很多东西，我们真的不必再追求，很多东西我们拥有的已足够。欲望太盛，往往是害人又害己。当一个人为满足贪欲而折腰时，他便已经没有了灵魂。为人、做官，唯有寡欲，才能在物、利、色面前保持足够的清醒，头不昏、心不乱，从而做个顶天立地、刚正不阿的人。

心无杂念不拘得失，恬淡为上胜而不美

“恬淡为上，胜而不美”。后人对这种“心神恬适”的意境推崇备至，一如香山居士的“身心转恬泰，烟景弥淡泊”，就是对“心无杂念、凝神安适、不拘得失”这种淡泊意境的诠释和传承。曾国藩认为月亮半圆时是最好的境界。曾国藩不仅找到了自己的病根，而且也找到了治疗方法。一个“淡”字可谓一字万金，淡然无累，淡然无为，深得道家精髓。

淡泊并非单纯地安贫乐道。淡泊实为一种傲岸，其间更是蕴藏着平和。为人若能淡看名利得失，摆脱世俗纷扰，则身无羁勒，心无尘杂，由此志向才能明确而坚定，不会被外物所扰。

宁静所求是心的洁净，其中禅意盎然。人心宁静，方不会流连于市井之中，不会被声色犬马扰乱心智。心中宁静，则智慧升华，人的灵魂亦会因智慧得到自由和永恒。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慆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理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叹穷虑，将复何及！”诸葛亮的那篇《诫子书》，千年之后我辈读起，仍有清新澄澈之感溢上心头，似一汪圣水在洗涤心灵。遥想孔明当年，必是在草庐之中久念此语，参悟着人生的真谛。

洪应明在《菜根谭》中也曾写道：“做人无甚高远事业，摆脱得俗情，便入名流；为学无甚增益功夫，减除得物累，便超圣境。”意在告诫世人：做人并不一定需要成就什么了不起的事业，能够摆脱世俗的功名利禄，就可跻身于名流；做学问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办法，能够去掉名利的束缚，便进入了圣贤的境界。

曾国藩力戒名利之心太重，不过，他在理念和行动上有时也自相矛盾。比如他赞赏“欠缺美”，认为月亮半圆时是最好的境界。对于成功，他也认为：人只能成就一两件事，不可能诸事都如己愿，但事实上，曾国藩又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当他剿捻失败后，说自己应该在攻取天京后激流勇退，不应在完美的仕宦生涯中再有“画蛇添足之笔”，因为他取得了成功，他不愿再看到失败。

曾国藩在同治十年（1871年）三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近年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欲见太重二端。名心切，故于学问无成，德行未立，不胜其愧（惭愧）馁（气馁）。欲见重，故于家人之疾病、子孙及兄弟子孙之有无强弱贤否，不胜其萦绕，用是忧惭，局促如茧自缚。这是曾国藩临死前一年写下的文字，实际上是他对自己一生经验的总结。名心切，这对一个中国文人是一件无法摆脱的事情，从小他们就受到这样的教诲：“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而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为最大耻辱。曾国藩经受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当然不能免俗于名心太切，欲见太重，然而作为一个勤于自省的人，他认识到这两者的危害并决心克服它们。

怎样消除这两种弊病呢？曾国藩在同一篇日记中继续写道：今欲去此二病，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只）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遂，子孙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淡而忘之，庶（也许）此心稍得自在。庄子说“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在《刻意》中他说：“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做全其德而神不亏。”这样心静神宁，寞然无魂，才能“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

曾国藩对自己、对他人都有客观的认识。他说：“人皆为名所驱，为利所驱，而尤为势所驱。”在孟子生活的时代，苏秦、张仪、公孙衍辈，“有排山倒海、飞沙走石之势，而孟子能不为之动摇，真豪杰之士，足以振砺百世者矣”。苏秦是个读书人，据说是鬼谷子的学生。他不甘心现状，在动**的社会中跃跃欲试。他把战国时的游说之风以及士人汲汲于名利的求实态度发挥到极致。

曾国藩身处名利场中，又能时刻戒惧名利，因此他能对功名保持一定的距离。他说：天下的事情每件都要求回报，那一定会有大失所望的时候。回忆苏轼的词有：“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我更添了几句说：“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修德不求报，为文不求传。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中含不尽意，欲辩已忘言。”

诚然，欲望，人皆有之。欲望本身并非都不好，但是欲望一旦无度，变成了贪欲，人也就变成了欲的奴隶。贪婪是灾祸的根源。过分的贪婪与吝啬，只会让人渐渐地失去信任、友谊、亲情等；物欲太盛造成灵魂变态，精神上永无快乐，永无宁静，只能给人生带来无限的烦恼和痛苦。

因此，我们每个人都要懂得控制自己的欲望，看淡名利，切忌吝啬与贪婪；还要自由地驾驭外物，将钱财用之于正道，凭借自己的才能智慧赚取钱财，去助人成就好事。

名利乃身外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得之正道，所得便可喜，用之正道，钱财便助人成就好事。如果做了名利的奴隶，将其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甚至为了名利忘了义理，为一得失不惜毁了尊严、丢掉性命，那也就是为物所役，倒不如无此一物了。所以前人说，人这一生可留意于物，但绝不可留恋于物，更不可为物所役，可见，锁住贪欲是非常必要的。

为人，应淡看名与利。要知道，有所求的乐，如腰缠万贯，乃至一国之尊的富贵，是混沌和短暂的；无所求的乐，即“身心自由无欲求”的富贵心态，才是一种纯粹和永恒的乐。人生中真正有价值的，是拥有一颗开放的心，有勇气从不同的角度衡量自己的生活。那样，你的生命才会不断更新，你的每一天都会充满惊喜。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以诚驭人群伦影从

“以诚恕加天下，则群伦影从。”所以，对于一个团体的最佳组织手段是精神力量。当然，“力治”也是常有的、是难以避免的，但归根结底，真正使人类组成大规模、有秩序群体的，绝不是武力而是智力。在这方面，曾国藩的主张是“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其意为：“国君用品德教化来治理国家，他就会像北斗星那样，泰然处在自己的位置上，使群星环绕着他。”孔子在这里强调的是管理者的个人修养问题。他将管理者的道德及其仁道政治，与政局的稳定和国家的强盛紧密联系在一起，说明了“德”与“仁”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其实，无论是治国，还是做人做事，高尚的道德品质和非凡的人格魅力都会形成一种像磁场那样的向心力，提升自己的“人气”。周围的人在不自觉中，都会把你当成“精神领袖”和衡量是非价值的“标准”。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是曾国藩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准则，它使曾国藩的事业兴旺发达。曾国藩与人为善的事，俯拾皆是。因此他的幕僚多将曾国藩尊之为师，极为崇拜，事事效法，奉为楷模。因此，有幕府如水渠之说，这些幕僚皆深受曾国藩的影响，或效其坚忍，或师其勇毅，或明其大道，或法其坦诚。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源自《孟子》。曾国藩继承这个思想并将之做了详尽的解释：“思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熏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与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亦莫大乎此。”孟子强调的是虚心采纳各种意见，在曾国藩那里，取、与两件事成了相互推动、永不终结的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与此同时，曾国藩还把这确定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之一。他在日记中写道：“九弟来久谈，与之言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之道……无论为上、为下、为师、为弟、为长、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则日见其益而不自知矣。”而且在他权力所及之处，他还力图将这个原则化为必须遵守的制度。1859年他在给部下的一封信中谈道：“前曾语阁下以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以后望将取诸人者何事，与人者何事，随时开一清单见示，每月汇总账销算一次。”这不是把既定的原则化为制度或工作方法了吗？

曾国藩取人为善的事例亦不为鲜见，如听人之谏劝、举事，采纳僚属意见婉辞皇帝意旨，等等。大事如此，小事亦能如此。如免“进场饭”一事，更能说明曾国藩的取人为善。

曾国藩守其父星冈先生之教，天不亮就起床，明炮一响即布席早餐。在东流大营时，欧阳兆熊及李肃毅、程尚齐、李申甫共饭，群以为苦，曾国藩知道后，尝笑曰：“此似进场饭。”克复安庆后，欧阳兆熊要在9月朔期归家，置酒为饯，席间从容进言：“此间人非不能早起，但食不下咽耳。吾今归矣，欲为诸人求免进场饭何如？”曾国藩一笑颔之。故欧阳兆熊以书调笑李肃毅说：“从此诸君眠食大佳，何以报我？古人食时必祭先为饮食之人，君等得不每饭一祝我乎？”李肃毅复书：“进场饭承已豁免，感荷感荷！唯尚齐、申甫皆须自起炉灶，恐不免向先生索钱耳。”此虽一时戏谑之言，当时情事亦可想见。

免“进场饭”这件事虽小，但可见曾国藩取人为善的姿态。他最初在京师时，也横挑鼻子竖挑眼，恃才傲物，因此得罪了一些人，后来他躬自检悔，觉得“与人为善”是不树敌的第一妙招；而“取人为善”是完善自己的绝好药方。

曾国藩还说：“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又说：“吾辈总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心虚则不动客气，不挟私见，终可为人共谅。”

曾国藩初办团练时，手中无一兵一勇，脚下无一寸土地，身无一分一文，虽然是个京官，在丁忧开缺期间，实际上等于一个普通乡绅。而当时在湖南，已有江忠源的楚勇、罗泽南的湘勇和王錱的湘勇，各有一定的势力。其中江忠源的楚勇出境至广西，有著名的蓑衣渡之战，后来保卫长沙、转战江西均有战功。可是，曾国藩却能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协调各部的行动。后来虽与王錱关系破裂，也是有多方面原因的。而且江忠源战死后，接领其部队的刘长佑、萧启江等；罗泽南战死后，接领其部队的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沣等，也都接受曾国藩的指挥调度。在逐渐发展过程中，一些非湘籍将领也陆续来到曾国藩身边，如满族人塔齐布、蒙古人多隆阿、河南人李孟群、广东人褚汝航、四川人鲍超、福建人沈葆桢等。

是什么力量，使这些英雄豪杰、仁人志士聚到了曾国藩的旗下？除以保国安民、维护名教、立志杀贼为目标这个共同点使他们心心相印外，就是曾国藩的人格力量。这人格力量产生于他所极力倡导并躬履实践的“诚”、“恕”二字，即“待人以诚，容人以恕”两条。

“待人以诚”，应该是所有为官、为将、为领袖者的一项基本品德。待人以诚，则人也可能待己以诚，这叫做以诚换诚；即使少数人不以诚待己，也终会遭到舆论的谴责，使之悚然省悟。如果待人以权术，恃盛气，挟私见，也可能得势于一时，但最终会遭到历史的唾弃。曾国藩洞悉世情，明彻史实，深有感情地对诸弟说：“管子云：斗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这真是促人猛省的真知灼见！

曾国藩所提倡的“恕”，中心内容是《论语》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如果想得到什么，就要考虑到别人也会想得到什么，推己及人。曾国藩说：“人孰不欲己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反过来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不欲人以虚伪待我，我便应不以虚伪待人；不欲人以权术待我，我便应不以权术待人，如此等等，都是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

曾国藩说：圣门好言仁，仁即恕也。曰贫，曰贱，曰成，曰荣，曰誉，曰顺，此数者，我之所喜，人亦皆喜之。曰贫，曰贱，曰败，曰辱，曰逆，此数者，我之所恶，人亦皆恶之……吾兄弟须从“恕”字痛下功夫，随在皆设身以处地。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有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曾国藩强调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怨天，不尤人。认为如果“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凡遇牢骚欲发之时，则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气？猛然内省，决然去之”。凡不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人，最终也不能立己达己，历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点。

与人为善，相交以诚，大度宽容，不仅使曾国藩自身增加人格的魅力，博取人们对他的支持和真诚相助，给周围的人产生了好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也使曾国藩少树了许多仇敌。交朋友，并不让人觉得太轻松，因为有人要叛变；无朋友，更是不行。选择几个真正有用的知心朋友，就可以给你垫好获取成功性格的砖头。

包括为政者在内的每一个人都应该修养身心，养成高尚的品德，让自己能够焕发出人性的光彩，形成强大的感召力。而这种感召力不仅仅是有益于国家的，有益于民众的，更是有益于个人的，而这种感召力也能够传承世代，成为后世效法的楷模。曾国藩认为“未发迹时善交人”，与孔子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为人做官都是这样，以势力来压人，则人心必不服；以德馨来感化人，则会收到众星捧月的效果。

然而，遗憾的是，现实生活中，一些管理者信奉“以力服天下”，简单地认为权力就是一切，就像狮群、狼群一样，只要拥有绝对权力就可以支配一切。这种管理理念显然是大错特错的，人类倘若真的单纯以暴力服天下，恐怕至今仍不能脱离动物而真正成为人。

从细微之处入手，以仁义道德驭下，既方便又有效，还可以体现出管理者对于下属的关心。实际上，真正能够取得重大突破、做出非凡业绩的下属，毕竟只是属于少数。而且，即使对这些少数人而言，他们也不是总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更普遍的情况是，大家每天都在那里默默无闻地工作，而这种工作汇合起来后，便共同成就了管理者的事业。

因此管理者要注意从细微处着手，多关心、爱护、体贴、理解下属的每一项工作，每一点小小的进步。这样做，是加深管理者与下属之间心理联络的有效途径。比如，下属满怀心事，未必是因为工作不如意或身体不适，有可能是被外在因素影响的。例如至亲的病故、家庭纠纷、经济陷于困境、爱情问题等，都会使一个人的情绪波动。作为管理者，应予以体谅，并就下属某方面的良好表现加以赞赏，使他觉得自己的遭遇并非那么糟。

所以，凡是卓越的管理者，都是善于以礼用人，使下属感到自己受到了上级的重视与关爱，感受到心灵的温暖，因而愿意踏实工作、尽己所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在力量。

以武力去征服人，对方不会被彻底征服；用精神力量去征服人，往往能够令人心悦诚服。儒家所倡导的“以德服天下”，远比单纯用武力去征服天下更能俘获人心，更能令人无条件服从。这无疑是一种待人处世的大智慧，深刻领会其实质要领且加以灵活运用，将会使人在生活事业中受益颇多。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倾力安邦达济天下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做人，不能只为自己，而要为大家，做人之大忌是心中只有一个“己”字。曾国藩从不忘这一点，因为他始终相信你对别人负责，别人也会对你负责。

做人要有责任感，特别是那些能够担当大任的人，就更要有责任感。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讲的是做人的责任感。

生命只有一次，要想活得积极而有意义，就要勇敢地挑起生命的重大责任。没有人能领你走一辈子，只要不辜负每一个日子，每天有新的收获，美好的生活靠你自己创造。

对自己负责，是一项艰难又费时的挑战。要能了解自己，发掘自己的优缺点，再不断调整及修正。还得注意不受主观成见的影响，逐一吸收于己有益的经验。

在人的一生中，如果一直养成一种性格——逃避责任，无法做出决定。结果到了今天，即使想做什么，也无法办到了。

一般而言，人总是随环境变化而改变、调整自己的行为。而作为官宦之人，随着位高权重，保守自己既得利益的倾向越发加重。胡林翼曾说：“人一入宦途，全不能自己做主。”清朝的康熙皇帝有过一句名言，说穿了士大夫的本质：“士子负笈（指书籍）而行时，以天下为易；跌蹶经营，一入高位，反成尸位。”曾国藩称得上是权位越高，责任感越重，越敢于负责任的人。

清朝自嘉庆以后，世风日下，至道光朝更成鱼烂之势。大小官僚耽于享乐，腐朽入骨，无人肯讲真话、干实事。如道光帝最宠信的宰相曹振镛，在谈到为官之道时公然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这样的官场，为自保功名富贵，圆滑弥缝，不负责任，已成为习气。以至于咸丰帝大骂群臣：“试问诸臣午夜扪心，何忍何安？若不痛加改悔，将来有不堪设想者矣！”“尔等甘为大清国不忠之臣，不亦愚乎？”相形之下，此时年轻的曾国藩就显得器宇卓迈，不随流俗。他出身于湘乡的普通农家，童年时还在湘乡蒋市街卖过菜篮，离纸醉金迷的都市生活很远；进京之后，又长期在翰林院读书，沾染官场习气少，保存的书生本色多，因而，在朝廷内外交困之际，就能挺身而出，于柔靡浮华的官僚群体中，独自表现出阳刚之气。

曾国藩在翰林院七年间，主要是读书，与政治生活关系不大。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才开始涉足政治。时年三十七岁，官运不可谓不亨通，然而他却精神苦闷，感到自己是为做官而做官，政治才华无法施展。在写给弟弟信中甚至说：“吾近于官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因而有求退之意。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帝病故。这位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皇帝临终前立下遗嘱：说自己无德无能，丢尽祖宗脸面，因此决定死后自己的灵位不进太庙，也不用郊祀，不让臣民祭奠他。这当然是对自己的最严厉惩罚了。由于道光帝的遗嘱用的是“朱谕”，即亲笔书写，这就不得不令他的继承人重视起来，因此，咸丰帝即位后立即让臣下讨论，曾国藩当时是礼部侍郎，他责无旁贷要拿出意见来。在他上奏前，朝廷大臣都认为“大行皇帝功德懿铄，郊祀既断不可易，庙祔尤在所不行”。曾国藩经过十余日的慎重考虑，上疏明确提出：“进太庙应是确定无疑的，但无庸郊祀一项，‘则不敢从者有二，不敢违者有三焉’。”曾国藩详细阐述不敢遵从的两个理由，及不敢违背道光皇帝遗嘱的三个理由。仍认为道光皇帝无庸郊祀是对的。这等于说，道光帝不配臣民祭奠他。尽管理由是儒家的礼仪，但这是需要万分勇气的。因为已死的道光帝本人很可能是做做样子，并不是真心要如此，更何况他的继承人也不会听任自己的父亲自贬自损，想抬高还来不及呢！再者，大臣们已有明确的“公议”，曾国藩如此“不识时务”，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此上疏的末尾用“不胜惶悚战栗之至”这样的话，也是**心声的真话。咸丰帝的御批虽有肯定之词，但心中很不满意曾国藩这个侍郎。但曾国藩认定的是天下之理，所以奏疏一个接一个上，批评也逐渐升级，最后连刚即位的皇帝也有“三大缺失”了。

咸丰帝迫于危局，也下诏求言，摆摆样子。曾国藩却鼓起勇气把久憋心中的救世治国大计倾吐出来。第一道是《应诏陈言疏》，所述为人才问题，指出“方今天下，因循坠废，可谓极矣，吏治日坏，人心日浇”；又对如何培养人才、整饬吏治提出自己的看法。接着，又上《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等，分别针对当时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诸问题提出切要透彻的看法。

在《备陈民间疾苦疏》中，他提出了民心涣散将导致天下大乱的严峻现实：臣听说国家贫穷不足为患，只有民心涣散，才是最大的忧患。古代最富的时候是隋文帝时期，然而忽然灭亡了，原因就是失去民心。最贫困的时期莫过于汉昭帝初年，然而又逐渐安定下来，是因为能安抚民众……我皇上爱护民众的诚心，大大超过以前。只是因为那些太守县令，或者不关心民众的疾苦，致使圣主的德政不能到达民众中，而民间的疾苦不能反映上来。在曾国藩所上的诸疏中，在当时影响最大的是仿乾隆初年名臣孙嘉淦所为。

孙嘉淦是雍正、乾隆两朝的直谏名臣，当二十几岁、风华正茂的乾隆即位之初，颇有沾沾自喜之情，孙嘉淦认为如此下去不堪设想，遂冒死上书，指出乾隆帝的三非：喜谀而恶直；喜柔而恶刚；喜从而恶违。一弊是“亲小人而远君子”，孙指出的是专制皇帝的通病。值得欣喜的是，乾隆帝大为所动，在以后执政的六十余年间，除晚年有所怠政外，一生励精图治，把康乾盛世推向了顶峰。所以有的史学家认为孙嘉淦的贡献实在很大。现在，曾国藩仿照《三非一弊疏》，上书咸丰帝，指陈缺失，第一条指出皇上只是在小处谨慎，反而忽视大处，而且有的谨慎到不该谨慎的地方。每天察察于小事，而对于国家的大计必然有所疏漏而没有时间去深究了。所谓国家的大计，包括哪些方面呢？即如广西一事，大的问题是安排人事，其次是审查衡量地方的利益，再次是对军事需求慎重其事。

第二个缺失是自去年开言路以来，难道没有一两个上乘之计，然而它们的归窠，大抵都以“不用议”三字了结。其中有被特殊嘉奖的，如颁布诏令褒扬倭仁，但不久便将他疏远到万里之外，降旨以答谢苏廷魁，不久便将他斥为乱道之流，这些足以说明皇上缺少求言的真意，只以纳谏的虚文来掩饰。

第三指出皇帝“威福自专”。在最近的圣旨中，都说罢黜大权，由皇上亲自掌握。皇上的本意，认为中间没有丝毫的私心。自古的重要直臣，不只使他成名而已，所以将借助他的药石，以折损皇上骄傲奢侈的萌芽，培养他的风骨，养育他的威风，以备在有事时折中之用，所谓疾风知劲草。如果不取这种人，就必然专门录用那种阿谀奉承的人，可以肯定这种人绝对不敢说出一句逆耳的话而违背皇上的意旨。而稍有锋芒的人，必然磨砺他的棱角而折损他的骨气。一旦有事，则满朝都是拖沓泄气之流，袖手旁观，一筹莫展而已。平常不储备刚强正直而有能力的人，以培养其风骨和养其威棱，有事的时候哪里有人才可以供使用！

这一奏疏大有孟子批评专制的遗风。这样的谏疏，不但那些日保富贵的官僚们无人敢写，就是初生之犊不怕虎的曾国藩，也是壮着胆子头一遭。据说，咸丰帝审读后，开始是发怒，将原疏掷于地；继而又说：“拘执太甚，迂腐不通”；再后来心里平静下来，为表示开明，又加以褒答。

这几次上疏，是曾国藩在这一时期的主要作为。一方面表现了他过人的政治抱负和远见；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他不谙世故、直道而行的书生本色。几篇谏疏使他在朝野内外赢得敢于直谏、忠诚为国的政治声名，从清廷到湖南老家，有许多人称赞曾国藩的这种做法。就在上疏不久，好友胡大任给曾国藩来信，盛赞他不顾个人安危，上疏朝廷，并具体谈了自己的想法。曾国藩读信十分感佩，回答说：今天才知老朋友的心。你能为民众的痛苦而伤心，想拯桑梓于水火，起疮痍而沐浴之，我表示钦佩。

当曾国藩没有上书咸丰帝前，他的同乡好友罗泽南去信责怪曾国藩只上言枝叶，不讲求根本，其中有“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贪位之私心也；不务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后世苟且之学也”四句话，曾国藩读后，感触很深。实际上，当时曾国藩已上书咸丰帝，但罗泽南还不知此事。当曾国藩接到好友的信后，说“与我上疏的意见相符，万里神交，真是不可思议”，立即将上书摘录全文，请罗泽南阅读并指教。并请山中老朋友如刘蓉、郭嵩焘、江岷樵、彭筱房、朱尧阶、欧阳晓岑等人，一一阅看。

果然，老朋友得知真实情况后，对曾国藩更加刮目相看，曾国藩的名气确实大了许多。

每一个人都有其与生俱来的责任，每一个人都是这世界的组成部分，其一言一行都会对这个世界产生影响，只是大小不同而已。不能承担责任的人，我们称之为懦夫，而懦夫是绝然不会为世人所认同的。试想，一个人对自己、对亲人、对朋友、对工作、对这个世界毫无责任感可言，还有什么价值值得别人去与之交往呢？

一个人只有怀有责任心，才能在人生中兢兢业业、踏踏实实，从而将自己的聪明才智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人生事业之中，为自己也为别人。自然，这样的人也势必会得到世人的认可与尊重。

《论语》短短两万余言，“君子”二字出现达百余次，先贤孔圣人为“君子”划定了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必须是一个有担当、有责任心的人。

“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一个人倘若心中只有自己，这个人就不能称之为“君子”。同理，一个人心中若只有小我，而对别人、对社会，乃至对自己的家庭没有起码的担当，那在别人眼中，这个人就是毫无价值的。

或许我们无法像圣贤那样将国之大任一肩担起，但我们起码可以做一个有担当的普通人。事实上，也只有有担当、有责任心的人，才能够成就一番事业。

一事当前，勇挑重担，敢于负责，这样的人才会受到机遇的青睐。那些急功近利、投机取巧、华而不实之人，其人生必无大作为，而失败的实质就在于缺乏起码的责任心。一个人的责任心有多强，人生就会有多出色，你能承担起多大的事情，就会有多大的收获。